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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76年，在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三人主持之下，将晋国公室残余的土地瓜分殆尽。与此同时，他们还废黜了晋静公，将他迁往端氏（今山西沁水县）。这一事件史称“三家分晋”，通常被认为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 然而，“三家分晋”不过是东周时列国卿族崛起发展到高潮后的产物。不独晋国，郑国“七穆”、鲁国“三桓”、宋国“桓氏”与“戴氏”、齐国“崔氏”“庆氏”“高氏”“栾氏”“鲍氏”“陈氏”等等，都在春秋的不同时期先后崛起。如果说王权没落、霸权崛起是东周第一次权力下移，那么列国卿族崛起就是东周的第二次权力下移。“三家分晋”不过是东周第二次权力下移的产物之一，而且这一下移趋势在“三家分晋”前二百余年就已发生，凭什么把“三家分晋”当成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 如果说春秋时代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大鱼吃小鱼”阶段，那么战国就逐步进入了强强对抗、强强对决的“大鱼吞大鱼”阶段。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春秋过渡到战国，就是从漫长量变累积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质变究竟是在哪个时刻发生，即便是数千年后的现代人，其实也很难精确地界定。 但“三家分晋”彻底完成后，后世著名的“战国七雄”就已在历史舞台上悉数登场。因此，把这一事件作为春秋的终结、战国的开端，也就存在其合理性。但显然，“战国七雄”的实力积累，远在“三家分晋”之前就已完成。 虽然很难精确界定质变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刻，但在量变积累的春秋时代，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让战国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或者说，春秋时代到底为即将到来的战国时代做了哪些准备？ 这一问题，比起什么时候才算是进入战国这一难题来说，也许更容易从历史上找到答案。 春秋时代，是强者积累自身实力的时代，也是弱者缓慢走向衰落的时代。 东周初时，楚国不过是盘踞在汉水以西的子男之国，为中原诸侯所鄙视。但楚武王篡位后，创建县制以革除分封制弊端，让楚国踏上了飞速发展道路。楚武王生前，楚国就已基本控制了整个南阳盆地；楚文王时代，楚国踏出南阳盆地，迈向淮河流域；楚成王时代，不但将领土扩张到淮河中下游，还直接参与了中原争霸；楚穆王时代，稳固了楚成王时代的成果，持续地对外灭国为县，扩张地盘；到了楚庄王时代，楚国就成功称霸东周！虽然在楚灵王、楚平王、楚昭王时期楚国一度踏入低谷，可直到春秋晚期，楚国仍然堪称东周强国。 不但楚国，秦、齐、晋等等发展道路也莫不如此：在春秋前期抓住了难得机遇，在内改革、对外扩张，从而快速发展，成为东周强国。 对于那些战国后才出现的新诸侯国韩、赵、魏、田齐等等，在春秋时代这些新兴家族也在缓慢侵蚀公室权力，并在各自国家内乱中战胜了一个个竞争对手，在春秋末时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强者愈强，弱者则愈弱。 春秋初期时，鲁国堪称强大。直到鲁僖公时，鲁国还拥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诗经·鲁颂·閟宫》），能与强大齐国一较高下；可到鲁哀公之时，鲁国就只能凑齐八百乘军队（《左传·鲁哀公十七年》），惧于与齐国正面对决了。 除鲁国外，卫、郑、宋等等诸侯国境遇也与鲁国相差无几。春秋初众多的三流诸侯国，如南申、东虢国、西虢国、虞国、息国、江国等等，更是早早地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成为“大鱼吃小鱼”时代的牺牲品。 春秋时代的“大鱼吃小鱼”，让强者在周王国区域内不断发展壮大，弱者不可避免地成了强者扩张下的牺牲品，自然强强的最终对决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大鱼吃小鱼”，是春秋走向战国的必经之路；但量变就是量变，并不代表战国的质变就随时会到来。 在春秋近四百年的时间里，霸权之争成了时代主流。争当霸主，就意味着不能随意欺凌他国。某些时候，为了争取更多的诸侯国支持自己，霸主们还得尽量去讨好自己的与国。 楚庄王去世后，晋国正从邲之战的低谷中走出，重新开始参与中原争霸。此时，楚国却由于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的乱政，导致申公巫臣彻底倒向晋囯，借晋之力将吴国扶持起来、与楚国为敌。晋国正从低谷缓慢恢复，楚国则由巅峰逐渐走下坡路，东周两强极为罕见地出现了一段势均力敌的时期。如此前提下，两强为争取东周诸侯，改变了以往纯粹以武力胁迫他国的习惯。 公元前586年8月，因为在郑、许冲突中楚人偏向于许国，郑悼公直接倒向了晋国，与晋人结盟。为惩戒郑人，此后两年楚人两次讨伐郑国，不但未能征服郑国，后一次讨伐时反倒被郑军打了次伏击，遭遇了大败！无奈之下，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不得不给郑国送了重赂，求与郑人和解！可至此后，郑国还是在晋、楚之间首尾两端。公元前575年春，为收服郑人，楚共王又主动将汝水以南的土地送给了郑国！ 尽管楚共王费尽心机地讨好郑人，可晋悼公上台后，郑国还是在晋人多次讨伐下濒临崩溃，被迫投靠了晋国。在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下，弱国唯强者是从，根本不会因为些许小恩小惠就忠于某个阵营——这正是春秋霸道的缺陷所在。 公元前506年，唐、蔡二国在吴人怂恿下，参与了吴国灭楚之战；公元前497年，晋国六卿爆发内战，齐、郑、卫等等诸侯纷纷站出来支持范氏、中行氏，与晋人作对。曾经的盟友在盟主落难之时如此落井下石，充分证明了春秋争霸之道已经是条死路。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争相吞并弱国以强大自身，就成了强者新时代竞争的必然选择了。春秋时代“大鱼”要想吃“小鱼”，往往存在多种外部顾虑，并非是强者的必然选项；但到了战国时代，“大鱼”为壮大自身吞并“小鱼”时毫无顾虑，已成了必然选择了。 公元前517年9月，在大臣百般怂恿下，鲁昭公突下决心，派兵前往攻打季孙氏。不想“三桓”中的叔孙氏、孟孙氏竟然反水，出兵反攻公室大军，让鲁昭公消灭季氏的愿望功败垂成！之后，鲁昭公就被迫流亡海外，到死之时都没能回到鲁国。 晋国卿士赵鞅亲眼目睹了鲁国内乱的全过程，见鲁昭公竟然落得如此下场，他百般不解地问史墨：“季氏驱逐了国君，可鲁国民众却归服于季氏，各诸侯国也支持季氏，连国君在国外去世都没人向他问罪，这究竟是为什么？” 史墨答道：“鲁国国君世代放纵，季氏则世代勤于国事，鲁国百姓早就忘记他们的国君了。就算是国君死在国外，谁又会可怜他？社稷不会由某家私有，君臣之位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虞、夏、商三代之后，到今天却沦落成为庶人，这是您所熟知的。季友当年对鲁国有大功，接受费邑（今山东费县西北）而成上卿；其后季文子、季武子世代增加其业绩，不荒废前人功劳；鲁文公去世后，季氏就掌控了鲁国国政，到现在已经历四代国君了。百姓都不知其君，那国君又怎么可能得国？” 鲁国“三桓”驱逐鲁昭公，为东周强者打破旧有社会秩序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史墨所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不但启示了后来的“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更让后世诸侯们直接挑战周王提供了理论依据。 春秋时代，天下敢称王的仅有楚、吴、越等等少数几个蛮夷之国。可进入战国后，先是公元前334年齐、魏两国携同称王；之后公元前324年，秦国称王；公元前322年韩国称王，赵国、燕国随之也都称王了。“战国七雄”全部称王，已完全无视周王室的存在。连周王都已被“大鱼”视若无物，那些“小鱼”们还能在“大鱼”周边幸存多久？ 可见，史墨提出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为东周正式进入战国冲破了最后的理论障碍。 “大鱼吞大鱼”时代，对抗与冲突更加激烈。为了应对这种竞争，每个强者都积极地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时，春秋时代的各种制度改革措施，也被列强们接受，扬长避短地在列国推行开来。 公元前741年，楚武王篡位自立后，就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创立了县制。此后，历任楚王都不断地灭国为县，让楚国迅速成长为东周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县制的改革，充分避免了分封制下中央集权不足的弊病，这让东周列国中的强者都有目共睹。 与楚国长期并列争霸的晋国，在晋献公时建立起“无蓄公子”制度，变革了宗法制，让异族、异姓人才在晋国纷涌而出。晋惠公时期的“作爰田”改革，让晋国土地生产效率大大提升，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却因对分封制改革不彻底而导致了卿族势力的恶性膨胀。同时推行的“作州兵”改革，打破了“乡人”、“遂人”之间的政治界限，让晋国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晋文公时期建立的卿士制度，让晋国卿族阶层逐渐固化。晋成公时恢复“公族”、“公行”、“余子”之官，让晋国卿族势力恶性膨胀，成尾大不掉之势……。 此外，齐国的管仲改革，郑国的子产改革，鲁国“初税亩”“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改革等等，都在春秋时代经历了实践的严格考验，弊端与优势都充分暴露了出来。 在此基础上，战国时代的强者才能从历史上改革的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为己所用。 “大鱼”与“大鱼”之间的竞争与对抗，是全方位的竞争。不但是国家实力，更是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能力的竞争。而不断完善自身的能力，最根本的就是各类革除陈弊的制度性变革。春秋时代的列国改革，大多数偏重于某一领域，而且利弊难以兼顾。但到了战国时代，吴起变法及商鞅变法等等，就是综合了春秋时代列国的改革而推行，要全面得多，大大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正是因有了春秋近四百年的长期实践，战国时代的改革才会如此立竿见影。 因此，春秋之后为什么会走向战国？ 首先，是强者在春秋时期的积累，让列强在周王国内扩张到极限，不得不走向了强强对抗。其次，春秋时代依靠称霸而赢得天下的道路，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竞争道路。其三，“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理论的出现，将周王国旧有社会秩序彻底打破，让天下诸侯都产生了更上层楼的野心。最后，春秋时期积累的诸多改革经验教训，为强者愈强提供了空前强大的发展动力。 正因为春秋在以上四个领域有了突破，再加上铁器在战国时的普及大大提升了各国生产力水平，使得“大鱼吃小鱼”的春秋时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大鱼吞大鱼”的战国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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