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墨守者累其师

钱锺书敬爱的师友并不很多，没有形成任何小圈子，也没有真正师从哪一位他所敬爱的老师。当时清华大学的师生正代表现代中国新学人的两个世代，老师这一代已是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学人，尤其是外文系的老师几乎都受过比较完整的西方教育，更高一辈的学人例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仍然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人物。两代新学人之间的师生关系，显然已有异于儒家伦理传统里的座师与门生之间的关系，师生关系更不能与父子或君臣相比。

学生不会不尊重老师，但也不至于曲意盲从，尤其像钱锺书那样在学问上颇有自信的学生，自会将学术是非置于师尊之上。他情愿“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雅不欲“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他认为“宗师之‘反倒’，每缘门徒之‘礼拜’”，（参阅钱锺书：《谈艺录》，页517。）他是不赞成学生墨守师说的，深信学生崇拜老师反而害了老师。钱氏毕生坚持不愿开宗立派，亦即因此故。

钱锺书几位老师之中，吴宓是关系较密切之一人。他推崇吴宓是一位好老师，认为吴老师拥有的欧洲文学史的知识，足使年轻学子受益匪浅，吴宓更是极力推崇这位学生，曾对一群清华学生说：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自古难得，当今文史杰出人才，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年轻一辈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此话流传甚广）。

老师出自内心的赞美，展示真诚与气度，学生虽亦尊重老师，但并不因此而师弟相昵。当老师陷入爱情苦恼时，学生曾奉诗相慰；不过，当《吴宓诗集》由中华书局于抗战前初版后，已经出国的钱锺书应《天下月刊》编者之邀，写了一篇简短的书评，并不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伟大的诗人，若按中国旧诗的严谨声律而论，诗集中佳作实在无多。他毫不忌讳直陈问题之所在，老师的诗作中有“太多的自己”，有点像履历表，甚至“偶尔当众外扬家丑”。

就理性思维而论，吴宓及其《学衡》诸君子莫不“膜拜”哈佛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865—1933）。白氏以人文主义力拒浪漫主义，故吴宓也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然而有趣的是，正如钱锺书所指出的，吴宓“在理智上所痛恨的正是他在情感上所喜爱的”，也正如温源宁所说：吴宓“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显而易见的是，吴宓的言行都呈现“永不悔改”的浪漫主义人格色彩，并将其浪漫行径记录在诗集里。吴宓肆无忌惮地追求爱情，结果“失去了乐园，并没有得到夏娃”；他实在无法驱除那挥之不去的浪漫恶魔。吴宓的悲剧与苦恼，岂不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因而吴宓写诗好像就是为了在感情上求解脱，所以情诗占了最多的篇幅，其目的似乎不是为了“没脑筋的轻浮少女”，就是为了“过气的风骚妇人”。

吴宓在日记里对“风骚妇人”一语，尤引以为憾。钱锺书于晚年见到《吴宓日记》稿本中对他的“讥诋”感到“痛愤”后，为之歉然，并公开告罪。（见《吴宓日记》钱序。）其实，钱锺书对老师的批评，十分中肯，鞭辟入里，西方人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说，但依照华人社会的伦理标准，似乎要倒过来说：“吾爱真理，吾须更爱吾师。”讲究师道尊严的华人社会，学生直言不讳批评老师，再有理也很难得到谅解。钱锺书虽在学问上高度重视知识，不稍假借的自主性，但在华人社会的压力下，仍不免要依循“社会取向”，公开为年轻时的直话直说、“弄笔取快”感到愧悔，以符合社会的期待。

钱锺书与老师叶公超的关系更具启示性，叶氏最初对这位才高八斗的学生颇为赏识，并在主编的《学文》与《新月》月刊上发表钱锺书的文章。钱对老师的“相知”也曾表示感谢。（见钱赠叶七绝：“毁出求全辨不宜，原心略迹赖相知；向来一瓣香犹在，肯转多师谢本师。”吾人不必对“谢本师”过于敏感，因时代不同了，没有谢本师的必要。）叶公超不仅欢迎钱锺书自英国留学回国到西南联大教书，而且以系主任的身份，亲自向学生介绍这位年轻老师。

钱锺书亦不负师望，在联大授课讲得有声有色。据当时学生赵瑞蕻的回忆，“他讲课可真生动活泼，妙语连珠，又引经据典；为了穷源溯流，他可以毫无疑难地写出几种外语的出典来”。另一位学生许国璋说：钱老师讲课，“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学生许渊冲说，“钱先生讲的课文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联大英语系学生李赋宁听了课之后，使他也“大开眼界”。

钱锺书固然赢得学生的敬仰，却与自己的老师因购书事而引起不快。吴学昭整理吴宓遗稿时，才发现钱锺书所写《上雨僧师以诗代简》，提到此事，有云：

生锺书再拜，上白雨僧师：勿药当有喜，体中昨何如？珏良出片纸，召我以小诗。想见有逸兴，文字自娱戏。尚望勤摄卫，病去如抽丝。书单开列事，请得陈其词。五日日未午，高斋一叩扉。室迩人偏远，怅怅独来归。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由渠生性急，致我食言肥。此中多曲折，特以报师知。匆匆勿尽意。

Ever Yours,四月十五日下午第五时（钱锺书：《上雨僧师以诗代简》，其中传达委屈颇多。）

钱氏到晚年对乃师仍深致遗憾，有云：“公超先生为弟业师而倾轧弟颇甚，Theodore Huters（胡志德）作弟传中，即窥其隐”，（引自《钱锺书复汪荣祖书》，1991年11月6日。）其隐是叶公超对这位美国传记作者说，“不记得有这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曾对袁同礼说钱锺书骄傲，可见衔怨之深。钱锺书深深感受到“业师”的压抑，在内心深处自会有不平与“逆反”的心理反射，对某些师尊的学问与人品也就相当不服气。同时也可见到他在学问上充满自信，而他的高度自信使他对人、对事不屑媚世苟合，展露出敏锐、机智、进取、不乡愿、反流俗等人格特质。

（本文节选自《槐聚心史》之《内篇：钱锺书的自我》第二章《社会群体与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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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