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天下，民族战乱、国家动荡、宗教冲突、恐怖袭击此伏彼起。在炮火冲天，飞弹呼啸的血与火的厮杀中，中国则显现一派稳定、和谐、平静、进步、繁荣的景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也是世界五大宗教的汇聚地，这里更是当今世界和谐、稳定、平静的地区之一。与战火纷飞、动乱频仍、冲突不断的许多区域相比，可谓奇迹。 奇迹是怎样发生的？付春的《尊王黜霸：云南由乱向治的历程（1644—1735)》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 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以来，云南就是中国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唐代，南诏联合吐蕃在天宝年间于西洱河地区打败唐朝大军，建立相对独立的南诏政权，割据一方。但为时不久，到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与唐朝在点苍山结盟，归附唐朝，成为剑南道管辖的云南安抚司。宋代，大理国虽然是独立的政权，但与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从未断绝。元朝设置云南行省，明朝彻底摧毁大理割据势力，在云南大规模屯田、移民，普及儒学，使云南居民从“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云南“彬彬文献，与中州埒”。 明代中后期，在全国局势相对稳定之时，云南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正统年间发生麓川之乱。嘉靖六年（1527年）出现了以寻甸、武定府为主的土司叛乱。天启年间，四川、贵州爆发“奢安之乱”，与奢氏、安氏土司有姻亲关系的云南土司也纷纷附庸奢、安起事，土司叛乱席卷云南。为了镇压“奢安之乱”、明朝在卫军松弛，官军渐不堪战阵的情况下，开始招募大量云南土司兵。云南土司在镇压奢、安叛乱的基础上，势力逐渐坐大，他们利用中原变故的时机，相继反叛。其中影响最大的当为“沙普之乱”，其直接影响了云南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云南内部发生“沙普之乱”，造成守备空虚，大西军得以乘虚而入，以云南为基地，与永历朝结成联盟，兵锋四出，形成了西南的抗清局势。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朝三路进兵，平定云贵，完成了清朝陆上疆域形式上的统一。战功卓著的吴三桂被封为亲王，驻镇云南。他拥兵自重，成为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之一。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打出复明旗号，以云南为基地，出兵贵州、四川、广西，联合福建、广东、台湾及蒙藏势力，企图推翻新兴的清帝国。清政府用近十年时间，才平定“三藩之乱”。雍正年间，清朝在滇、川、黔交界区的彝族土司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从明季以来一直影响西南稳定的彝族土司进行分化瓦解。同时，对严重威胁西南甚至全国安全的蒙藏势力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主要釆取了迪庆归滇、对丽江木氏进行改土归流等手段，最终稳固了清朝对云南的统治。 这是一段革故鼎新的历史；这是一段剪除分裂维护统一的历史；这是一段既有刀光剑影，又有纵横捭阖的历史；这是一段惊天动地、悲喜交加、慷慨悲歌的历史。这是云南由乱向治的历史；这是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段历史。论述者不乏其人，出版著作亦不鲜见。而付春能从诸家论述中独具慧眼、独辟蹊径、独出一帜，并以《尊王黜霸》为题，概括其于史事之识见。付春不以生僻冷怪的题目取胜，而于平凡中见其峻拔，在常识中推出新意，可谓选人之所常见，发人之所未发，取人之所常说，道人之所未道。 论文以“尊王黜霸”为题颇见新意。因为，清代顺治、康熙、乾隆、雍正几代正是通过“尊王黜霸”将云南从动乱引向稳定，从分裂引向统一，实现了“一统天下”的大治。可见总括得宜。同时，以“云南由乱向治的历程(1644—1735)”为副标题，一语道破，二者相辅相成，令人立知论文旨归。 论文对“尊王黜霸”的阐释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明，孔子的“尊王黜霸”以“内诸夏，外夷狄”为内核。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强调尊王就是“以德行仁”，而不是“以力假仁”。康熙发挥孟子的思想，力主“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之名以济其私则谓之霸”，“以大公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则谓之王”。所谓“尊王黜霸”就是要“以大公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将“王”与“霸”的分野确定在“德”。有大公至正之德，就是“王”，以力之名“假公济私”就是霸。用道德的标准区分“王”与“霸”，进而取代“华夷”的分别。雍正强调：“有德者可为天下大统”。能否得天下，不在族类的差异，而在道德的高低。雍正将“夷”诠释为“方域之名”；华夷“名色”，犹如中国之内的籍贯不同，而不是“中外之分别”，这就把“华夷之分”改造成为“中外一家之统”。在大一统的国家里，“华夷”只是标志着籍贯的符号，并没有文化高低、地域远近、尊贵与低贱之别，中原与边裔一体，华夏和四夷一家。乾隆更为明确地指出：“《春秋》大一统之义，尊王黜霸，所立万世之纲常，使名正言顺，出于天命人心之正。紫阳《纲目》，义在正统。”“尊王黜霸”这一思想，是乾隆皇帝对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针对清朝继统合理性与传统华夷观的一次创新性的阐释及精辟总结，将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念和大一统思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清朝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制定的民族政策，为缔造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清朝统治者将“尊王黜霸”的理念变为治国安邦的实践，构建了清帝国开拓边疆、建设边疆、稳定边疆、发展边疆政策体系。云南由明末的大乱走向清初平治的历程，也正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忠实地践行“尊王黜霸”这一思想的必然结果，进而证明“尊王黜霸”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多年来，我们在讨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时，大多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以当今国境为边界的、多民族一体的国家。这样的观念，受到来自西方的质疑。西方学者用“征服王朝论”“朝贡体系论”“地域特色论”等来诠释中国边疆问题。我国不少学者对这些理论不加分析，视若至宝，备加赞赏，大力宣扬。西方学者的理论貌似有理，实则是削足适履。用他们想象的理论，将中国历史发展的资料妄加剪裁后放到他们的理论框架之中。 付春的论文在探讨中国西南边疆从1644年到1735年间由乱向治的历史过程，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图恢复历史的真相。全书既超越中国的某些理论模式的局限，又摈弃西方制造的理论框架的谬误，以清王朝帝王提出的“尊王黜霸”为主轴，论述17、18世纪中国西南边疆由乱向治的历史，说明中国西南边疆正是在“尊王黜霸”的旗号下，在“以德行仁”的过程中，通过道德的浸润、思想的洗礼、文化的融合，从文化认同到民族认同，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自觉融入中华古国的整体之中。这个论点十分重要，这是突破西方有关理论的混淆，从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显示作者在理论上看似复古，实则推陈出新，以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特点，以云南由乱向治的经验教训，提出使得西方相关理论相形见绌的真知灼见。 “尊王黜霸”的核心在“以德行仁”。这是中国治理国家，也是开拓边疆、治理边疆的重要原则。从17世纪开始，云南边疆就陷入动乱之中，内忧外患交相侵扰，由于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朝帝王高高举起“尊王黜霸”的大旗，以德行仁，在毫不含糊、绝不手软地清扫那些“以力假仁”的“霸主”的同时，以宽厚、仁慈、包容、怀柔的方式，建立起多民族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边疆体系。 整个20世纪，云南虽有不少问题，佢始终没有发生过大的动乱。当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从滇西侵入云南，进而挺进重庆，灭亡中国之时，全滇民众，不分族类，不分信仰，同仇敌汽，将日军遏制在怒江以西。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云南各族民众的支持下，强渡怒江开始反攻，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最终将日本侵略军全部歼灭，收复沦陷的国土，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帷幕。 20世纪50年代以后，云南作为中国的西南边疆，在加强各民族团结融合、维护国家统一，建立一个富有包含力、整合力、融合力的现代边疆体系作出了贡献。 清代以“尊王黜霸”为指南，构建了空前统一、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其成功的“帝国之道”，对我们并非没有警醒、启迪、参照作用。这就是付春这部书的重要价值所在。 付春既承前人各说，择善而从，总括诸家，以示其不淹没前人的虚怀若谷；而在“大一统”的理论上，评价清初几位封疆大吏在云南由乱向治过程中的作用，对吴三桂改土归流的重新思考，对木氏土司改流的重新认识，对东川、迪庆归滇的重新论证几方面均为前人研究的明显发展与补充，堪称突破与创新。本书在方法论、在史料诠释上、在理论构建等方面都深具特色。 付春与我有师生之谊。我们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有十余年之久。喜看这部学术论著即将付梓，颇有先睹为快、甚得吾心之感。谨草就这篇序言为之推介祝贺。 林超民 2011年5月1日 摘自付春：《尊王黜霸：云南由乱向治的历程（1644-1735）》，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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