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夜。大明朝国都北京，开始了一场阴谋的政变。总兵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打开了南宫的大门，拥立被软禁的太上皇英宗复辟。 次日早朝，已经九年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英宗皇帝宣布即位，同时下令逮捕兵部尚书于谦，五天后即被处死。 这场政变，发生在英宗朱祁镇和代宗朱祁钰这对兄弟之间，史学上被称为“夺门之变”，以代宗的一方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代宗景泰朝的八年时间里，于谦作为兵部尚书，是不是大权在握呢？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夺门之变”时轻易的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本文，就试图分析景泰朝的权力分配，并揭示“夺门之变”的发生和于谦被杀的必然性。 景泰朝的权力分配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罢丞相后，原中书省的职责归于六部，由皇帝直接管辖。但是六部管理天下的方方面面，六部的政务要由皇帝一人处理，很快就感到力不从心。从建文年间起，成立内阁，旨在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将以前丞相中书省的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分开，皇帝把握决策权，议政权交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这就是明朝内阁制度的由来。
实际上，终明一朝，中央的权力始终在皇帝、内阁和六部之间转移，三方势力在博弈，三方此消彼长，互为攻守。谁能左右朝政，关键在于谁有压倒其他两方的力量以及与之匹配的客观条件。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景泰皇帝，立侄子朱见深为太子，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掌管国政。十月初十，也先发兵攻打京师，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兵部尚书于谦指挥得当，于十月十七日打退也先的进攻，至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陆续恢复明朝北方边境，瓦剌败退。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于谦走向了明帝国的中央舞台。  电视剧《大明风华》于谦剧照 要解答于谦是不是可以左右朝政的人，首先分析一下景泰朝的三方势力对比关系。 景泰朝共八年时间，担任内阁阁臣的共有10人，任期时间长，在朝野有影响力的是陈循、高谷、王文、商辂、箫兹、江渊。《明史》记载，“内阁七人，言论多龌龊。”同时还有如下一则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这几位阁臣并不能同心协力，而是各自拆台。江渊夸夸其谈，让其他人感到不愉快。恰好于谦生病了，皇帝命阁臣推举一个人去协理。江渊想去，其他阁臣表面上同意，实际偷偷推举了别人，让江渊非常失望。这些人充斥着内阁，虽然不是大奸大恶，但都眼界太浅，彼此之间以顺眼不顺眼作为是否结成同盟的根据，同盟者相授，不同者倾轧。放在平常岁月，充其量就是太平宰相，面对景泰朝这个大变动的时代，无疑是不成功的，内阁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当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于谦始终没有给自己添加内阁大学士的头衔，也从中说明内阁的权力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分析完内阁的阁权，再来看看皇权。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日。郕王临朝11天后，群臣上表，以国立长君为由请郕王即位，孙太后顺水推舟同意此议。于是，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22岁的郕王正式即位，改元景泰，还立侄子朱见深为太子，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朱祁镇和朱祁钰是朱瞻基仅有的两个儿子，兄弟俩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但彼此岁数一样，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一直都不错。朱祁镇对他这个弟弟也是信任有加，从他亲征留弟弟监国就可以看出。而朱祁钰这边，也是一直没有什么野心，知道皇位是哥哥的，自己安心做个王爷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土木堡之变”，他的一生就是安稳王爷。但命运把他推向了皇帝的宝座，其实完全得力于于谦。 可以通过景泰朝的五件大事来看于谦与朱祁钰的关系和于谦在这些事情中的影响： 郕王登基——
坚守北京——
迎回英宗——
反对议和——
以上景泰朝最有决定意义的四件大事，再加上一件“易储”，是决定明帝国国本的关键。前四件大事都是按照于谦的意志所为。“易储”之事，于谦明知景泰皇帝不对，但他考虑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兵部尚书，“宗伯内阁辅臣九卿俱无言，故默默从众耶”。其实当时朱祁钰最信赖的人就是于谦，如果于谦能够在这件事上发一言，也许可以打消朱祁钰的想法。可惜他的沉默最终改变了自己和朱祁钰的命运。 “夺门之变”发生的原因内阁、皇权都不足以改变朝政的话，那么景泰朝的真正决策机关无疑是六部。按照《明史》记载，六部中以“吏、户、兵三部之权为重”。而景泰年间无论是吏部尚书王直，还是户部尚书金濂、张凤，都是唯于谦马首是瞻的。就这样，权力由六部统一归到兵部。当时的兵部不仅仅是管兵，同时也管政，是兵政合一。
前面说了，景泰朝的五件大事中，前面四件都有于谦的意志参与其中。下面简单说一下其中的最后一件大事——“易储”。 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景泰皇帝朱祁钰即位，但太子还是侄子朱见深。按照孙太后的意思，朱祁钰只是个“代”皇帝，皇位最后还是要回到朱祁镇一脉的手里。  明代宗朱祁钰画像 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下诏废掉了5岁的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4岁的朱见济为太子。此事标志着朱祁钰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不再是那个“心有余悸，退让再三”的郕王了。“易储”之际，许多大臣都认为不对，但不敢明言。 景泰四年（1453年），刚刚被立为太子的朱见济死了。按照封建伦理的君臣父子关系，朱祁钰的儿子死了，如果他没有别的儿子，那么最符合帝位要求的就是原太子朱见深，其血缘距离明宣宗朱瞻基最近。“复立”朱见深的呼声很高，但这引来了新一轮的朱祁钰对朱祁镇的虐待的报复。 英宗被放回北京时，景泰皇帝的迎驾之礼一减再减，迎回后软禁在南宫，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这是景泰三年（1452年）元月，山西巡抚朱监写给内阁学士陈循的信里的一句话。可见当时认为朱祁钰所作所为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人不在少数。而景泰四年（1453年）的“复立”朱见深未果更是加剧了这种舆论。 然而遗憾的是，于谦对此并没有表态。于谦是一个纯粹的人，考虑问题往往很直接，他只会从自己应不应该做而出发。于谦和海瑞的“直”并不一样，“直臣”会从大义角度出发，义之所在，虽九死而不悔；而“纯臣”，则完全考虑自己的分内或者分外，分内事要件件做好，分外事则不去掺和。在景泰朝，于谦是兵部尚书，主管军政，那么和军事民政相关的工作他都要总负责，可是涉及到“替换太子”这类的皇帝的家事，他单纯的认为这不是一个兵部尚书可以发表意见的事情，所以保持了沉默。 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如定海神针一般的于谦不发话，不代表别人对此就没有意见。通过前文可以知道，心向朱祁镇的大臣不在少数，而越是动荡的局面，就越能孕育出野心家、阴谋家。这样，无论是正臣还是阴谋家，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朝堂，景泰皇帝因为“易储”之事渐渐失去了人心，而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于谦又没有发话，新一轮的朝廷政权洗牌即将开始，这才是“夺门之变”发生的必然原因。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朱祁钰参加祭祀后染病，病势渐沉。正月十五日，召于谦商议迎立外地襄王世子。这件事让所有心向朱祁镇的大臣都感到难堪，对阴谋家来说更是难以接受。于谦自己也觉得此事不对，准备在后天，也就是正月十七日大朝会时上书建议朱祁钰复立太子朱见深。然而这一切都来不及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密谋拥立太上皇。正月十六日，石、徐二人取得孙太后的懿旨，名义上师出有名。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带兵控制长安左门，然后砸开南宫的大门，与徐有贞、曹吉祥进入南宫，迎接朱祁镇。随后，一行人从东华门进入皇宫。史载在东华门时稍遇阻碍，守门的卫兵喝止，朱祁镇高呼“我太上皇也”，士兵随即放行。  夺门之变图画 朱祁镇进入奉天殿，徐有贞敲钟召集等待上朝的百官。等到他们上朝，看到坐在上面的是已经复辟的朱祁镇，都目瞪口呆，随后在徐有贞的安排下列队跪拜，接受这个事实。风云变幻，此时距离朱祁镇上一次坐在这里，已经隔了九年了。 景泰八年（1457年）的正月二十一日，朱祁镇改年号天顺，成为明朝唯一一个有两个年号的皇帝；二月十七日朱祁钰病逝，享年30岁。死后，朱祁镇给他上了一个恶谥，并以亲王礼葬在了西山，成为明朝靖难之后唯一一个没有被葬在十三陵的皇帝。至此，景泰朝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了。  “夺门之变”的后世影响大权在握的兵部尚书于谦在“夺门之变”的当日就被逮捕，短短五天后就被处死，其实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的。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表彰北京保卫战的有功人员，其中战斗在最前线的石亨封爵。石亨投桃报李，也表彰了于谦手下的几个人。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于谦却认为石亨是武人，有兵权，如果再表彰了私人，则会尾大不掉，于是强烈阻止石亨，双方由此结怨。 徐珵在“土木堡之变”后首先建言南迁，被于谦痛斥，一直郁郁不得志，后来改名徐有贞，这才得到进用，他对于谦自然怀恨在心。 而内监曹吉祥，和于谦一起掌兵，于谦处处不顾及曹吉祥的感受，使得他深恨于谦。 以上三人，就是发动“夺门之变”的行动者，并最终建言复辟的英宗皇帝杀掉于谦。而于谦在当权时过于正直，没有缓和同他们的关系，甚至更加加重了他们对其的嫉恨，从客观上说就是失去了做官的基础。 另一方面，于谦的忠君思想也是导致了他最终被杀。作为兵部尚书，掌管京城的兵马，南宫事变，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密谋“夺门”他不可能不知道。于谦如果调兵镇压，可以轻易瓦解阴谋。但是于谦认为如果动用武力，那么英宗、景帝必然不能全部保全，皇家兄弟之间的手足冲突，是于谦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石、徐、曹进入南宫时听之任之，坐以待毙，用自己的死，来为“忠”字做出了最好的解读。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其著作《国榷》中写道：
正是对于谦在临变时刻因为忠君思想而做出选择的陈述。 史载是徐有贞建议英宗皇帝杀掉于谦。朱祁镇说：“于谦对国家有功。”徐有贞说：“如果不杀于谦则出师无名。”朱祁镇这才默默点头，当然他也有一丝泄愤的心思在里面。正月二十三日，于谦在崇文门外被处斩，死后抄家，却无余财，只有正屋一间被牢牢锁住，打开后里面是景泰皇帝赐的蟒袍一件和一把剑，全国大恸。于谦真正做到了他的那首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终天顺一朝，迫害于谦的人先后都被剪除，但于谦始终没有平反。也许就是因为于谦拥立景泰皇帝触犯了英宗皇帝的利益，英宗皇帝对他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不过一切总有拨乱反正的一天，无论是于谦，还是朱祁钰，在成化朝都得到了应有的恢复名誉。 成化元年（1465）年二月，成化皇帝朱见深下旨为于谦平反，恢复于谦的官职，皇帝亲写诰文并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谥忠愍，赐墓建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改谥忠肃。终明一代，其祠堂四时祭拜。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杭州于谦墓 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二月，成化皇帝朱见深下旨恢复朱祁钰的帝号，定下5个字的谥号，并按帝陵的规格修饰陵寝。其5个字的谥号虽然低于明朝其他皇帝的17字谥，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的朱祁钰的功绩。至南明弘光时期全面平反，谥号升至17个字，庙号代宗，不过那时大明的江山已经风雨飘摇了。 另：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进京，有明朝官吏看多尔衮相貌服饰奇特，猜测纷纷。或曰，此英宗北狩后代，特为先帝报仇耳。 注：所有史料除特别标注外均引子《明史》。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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