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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明帝病危，立即拜燕王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并“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这五人，曹氏子弟占了三个，夏侯氏与曹氏关系特别亲近，[49]秦朗又是明帝特别喜爱的“佞幸”，[50]所以在明帝心目中这无异于一个亲人顾命班子。从他病一重即毫不犹豫地作此安排，事前连刘放、孙资这样的亲信都未征求过意见看，他是深思熟虑，早已决定了的。正因如此，当刘放在他病危之际装糊涂说：“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他惊诧地回答：“卿不闻用燕王耶?”[51]另一面，经燕王宇划策，明帝又下诏命司马懿迅速回关中，不必来洛阳(懿本镇关中，当时征公孙渊去辽东)。合观之，又可看出司马懿并不在明帝原来考虑的辅政大臣名单中。如果再联系所定辅政大臣五人都是武官，明帝“使亲人广据职势”，特别掌握“兵任”的指导思想，便体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五个武官中，燕王宇无疑本应以大将军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其所以没有正式任命，或许因为这一军权就像录尚书事这一行政权力一样，不言而喻属于主要辅政大臣，可以留给新皇帝去降恩。后来辅政大臣改委曹爽、司马懿，他们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也是在齐王芳即位后得到的，[52]便是证明。 第五，由于明帝病危之时，刘放、孙资说了燕王宇等人坏话，明帝神智已昏聩，[53]临时改变了决定，但仍可看出他平日要用亲人掌兵任的思想在起作用。表现为：深知明帝的刘放、孙资虽唆使他撤换了燕王宇，然却不敢单独推荐异姓大臣司马懿，而不得不把掌握禁兵、才干较差的曹爽举为首席辅政大臣，作为掩护。[54]就是说，他们不敢把曹氏子弟全都搞掉和放在次要地位，以防信任亲人的明帝起疑，弄巧成拙，尽管病危的明帝这时或许已失去了这一辨别能力。而在这之后，齐王芳一即位立即下诏以曹爽、司马懿都督中外，正好证明非常时期都督中外在捍卫皇室上的极端重要性，辅政大臣必须拥有这一头衔，这同样体现了文帝创立此制的指导思想。当然，都督中外安排两人，很可能不符合文、明二帝本意，[55]但它是当时种种矛盾的调和产物。主要即司马懿是惯于征战的老将，而且刚刚消灭辽东公孙渊，威望甚高；而曹爽不但辈分低、资历浅，而且一直当京官，从来没有打过仗；再加上当时两人关系尚算和睦，[56]很可能开始曹爽还想依靠司马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57]于是两个都督中外便出现了。如果两人始终和睦相处，或即便反目，曹爽好自为之，由于他是宗室，辅政地位又在司马懿之前，有不少优越条件，是仍然可以安定魏室，不负明帝所托的。可悲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日益忘乎所以，骄奢无度，失去人心，终于被司马懿打翻，不但本人三族诛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断送了曹魏天下!而曹爽失败的关键之一正在他没有理解文帝创建都督中外制度的意图，没有牢牢掌握它的权力。固然，他也不是毫未注意，如前所引，“破坏诸营，尽据禁兵”，便多少反映了这一意图。问题在于，上面两句话乃司马懿对他的指控，有极大夸张成分，事实上他并未真正“尽据禁兵”；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一方面，司马懿也比他高明得多： 1.前面已说，司马懿很早就将司马师安插为中护军。既然曹爽都督中外可以将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则司马懿也是都督中外，要用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曹爽便无法拒绝。于是司马师除主要牢牢掌握一部分禁兵外，还“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到高平陵政变那天，便以此控制了宫城内外包括皇太后(司马昭“帅众卫二宫”，作用同)。[58]这是司马懿得以打着“皇太后令”招牌，与曹爽手中皇帝抗衡，为所欲为的前提。 2.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如前所述，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派人摄领中领军等营，加上自己所统，几乎控制了全部中外诸军。这是曹爽不敢接受桓范关于奉齐王芳幸许昌，征四方兵，进行对抗的根本原因。而司马懿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和假借皇太后令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是辅政大臣，都督中外，所以从调兵遣将，“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完成对宫城内外控制，并委派人篡取曹爽兄弟原统率的禁兵，一直到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准备抗击城外曹爽的反扑，很少遇到阻力。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司马懿在给齐王芳奏文中说：“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这里他强调亲自“将兵”，要对稽留车驾者，“以军法从事”；而且屡言“辄”，《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胡注： “辄，专也。懿虽挟太后以临爽，而其奏自言辄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这些全都表明他是以辅政大臣、都督中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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