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互助论》提出的背景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提到：“人就其自然而言是城邦的动物……离开城邦生活的人非神即兽。”这里所谓“城邦的动物”很大意义上即指人是群居的动物，彼此需要而不能单独存活。这通常是被视作为政治存在的前提，单独一人并不存在政治，但是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在这里也强调了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互相帮助，这一点和人们需要群体生活共同构成了城邦自然发展史的源头。但哪怕是在古希腊时期，互助一直未被当做是人的本性，或自然。古希腊时期的政治思想一直存在着《安提戈涅》中体现的自然（physis）与礼法（nomos）的对抗，但人的自然不是彼此互助，而正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指出的，自然即是强权正义：“出于自然的必然性，神和人会统治他们所强于的其他人。我们没有制定这一法则，它早就被制定出来，我们也不是第一个遵此法则的，我们沿用它，将其作为事实，并且将传承这一法则，因为这一事实是永远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如果有同样的权力的话，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强权即正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传统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强权即正义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彼此无休止的对抗与斗争一直被默认为是研究政治的假设。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正是这种对抗的极端和经典的体现。而互助，以及其衍生的诸多有关互助的习惯法、自治同盟，则被认为是不自然的，是人为（artificial）的。而在《互助论》中，克鲁泡特金则试图指出，由群居动物进化而来的人是有着互助的本能的，人的自然中除了有彼此竞争之外，还存在着互相帮助的本性。 除了从思想史的溯源，克鲁泡特金提出互助的理念也有着切近的意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获得统治地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衍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入人心，弱肉强食的观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而当时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竞争与淘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给了这样的竞争与淘汰以理论基础，使得竞争与淘汰异常残酷。人，尤其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生存处境非常悲惨。为了改善人的生存处境，从理论上反对现下的残酷竞争，克鲁泡特金以赫胥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为直接论战对象，站在实证的角度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互助的理念，详细阐述了人与人之间源远流长的互助自治关系，并成为了无政府主义基本的理论基础。 二、作为人类本性的互助 在克鲁泡特金之前也有很多关于互助的论述，但是这些论述仅仅认为互助是一种道德，它们“把动物的合群性降低为爱和同情，就等于是降低了它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克鲁泡特金则指出，互助是人类在“长久进化中发展出的本能”。虽然达尔文用了竞争这样一个词来解释进化的动力，但是这里的“竞争”有着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在广义上生物的“竞争”包括着生物间的依存关系和生物的自我维系，而达尔文本人认为在生物进化的问题上应当在广义和比喻义上使用竞争，因为生物最终的目的是自我维系，无论是相互帮助还是相互竞争，都是为了实现自我维系的手段。但是达尔文的阐释者（主要是赫胥黎）则将竞争仅仅限定在狭义的生物之间为了夺取生存资料而进行的争夺，在阐释过程中违背了达尔文的初衷。 克鲁泡特金延续达尔文的思路，指出互助和狭义的竞争都是广义的生物竞争的一部分，而选择互助相对于选择竞争可以使生物更有可能在物竞天择中生存下来。首先，互助更加保证了个体的安全，相对弱小的个体通过抱团也可以确保绝大多数成员的安全，比如有着紧密团结关系的猴子完全不畏惧鹰的袭击。其次，在集体中普遍存在着社会交往和游戏的行为，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个体的智力，而智力是保证动物个体能够生存的最重要因素。最后，集体狩猎觅食更有效率，而且互助的动物间食物经常相互分享，所以互助的动物往往有着更多的事物和更好的生活享受。克鲁泡特金通过大量鸟类、哺乳动物和昆虫的例子证明这三点优势使得选择互助的动物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而动物的行为也往往更加倾向于互助而非竞争。通过动物学的实证研究，克鲁泡特金指出了互助是动物生存所必需的本能，其优先性甚至超过赫胥黎所强调的“残酷”的竞争。 而人类正是从社会性极强的群居动物——黑猩猩进化而来的。虽然我们相对于其他动物显然是特殊的，但是我们无可避免地被深深地刻上了进化的烙印，因而互助也深植于了人类的本性中。克鲁泡特金这样的论证方式使得互助超乎了道德层面，成为了不关乎善恶的人类本性，成为了如同个人主义所坚持的自利倾向一样不可忽视的人类本能。就如同马克思以不带道德批判色彩的科学的方式论证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道理和必然灭亡的理由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克鲁泡特金通过同样实证的不带道德批判的方式论证了互助的本能的地位，使得倡导人们之间和谐互助不再是政治祈祷歌般的存在，而是有了自己的逻辑、道理和科学的实证基础。 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克鲁泡特金一方面反对了赫胥黎等人对于动物、原始人和野蛮人之间残酷斗争景象的描述，而另一方面也反对了卢梭对于原始人的几乎是不切实际的美好畅想。正如自然界中所体现的，竞争和互助都是存在的，人类真实的面目既不像是赫胥黎所认为的那样残酷，也没有卢梭所设想的那样美好。我们无法衡量自然界中竞争还是合作更多，但是合作者确是最适者，因而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对于人类是更加重要的。当然，他自己也承认他更强调互助是为了对抗他的时代所充斥的强烈的弱肉强食的理论腔调。 三、互助的理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互助论》的第一部分，通过动物学的实证研究，克鲁泡特金证明了互助是人类一种基本的非关道德的本性，这一部分显然是全书的关键和基础。在后续部分中，克鲁泡特金进一步阐述了互助从本能的联合逐步走向理智的联合，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仍旧作为一条重要线索时时彰显它的存在，并发挥着它在动物界中所起到的作用。 通过人类学的考察，克鲁泡特金指出现在的蒙昧族群是早期原始人类的遗存，他们身上表现的互助和真诚善良正是人类早期所拥有的天性。他们的族群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有私有财产的族群也会采取富有者散尽家财的方法重新使得部族恢复平等。与此同时蒙昧部落也保持很多血腥的落后习俗，但是无论是杀婴还是抛弃老年人都是为生活所迫，从整个部族的利益出发来考虑，或是宗教迷信的习俗所束缚。他们的观念中个体的利益与部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一个独立于部族利益的个体利益，互助的观念根深蒂固。原始人的行为要对部落负责，他们遵守着部落的各种习俗和不成文法，而这些习俗和不成文法中处处体现着互助的原则，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习俗中的最高标准。在这个时期开始，互助从深层的本性发展为更加表象化的习俗和不成文法。 但是部族赖以维系的宗教巫术和武力为部族中个别人垄断，导致了部族内人群的不平等以至于特权，这使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族瓦解。但是在随后的野蛮人的时代，也就是史诗传说时期，出现了以地域为基础的村社。村社不同于部族，出现了个体家庭，但村社内仍维持了行动和思想的一致。这有效对抗了巫师和武士的特权对于村社内部互助和平等的侵蚀。在地域性的村社内，土地共有是关键的基础，在村社内人们共同劳动，由村社处理司法、军事、教育等各类事务，并且野蛮人时期仍然保留着很多原始人类的互助的特性，而在此时互助则从习俗、不成文法进一步发展为村社的习惯法，剔除了部族习俗中很多血腥的部分，但本质上仍是互助在人类社会中的延伸。 随着武士制度的进一步专职化，统治性的权力进一步形成，人类社会进入封建时代，村社多为封建领主统治。但是在11-12世纪很多村社冲破封建主的堡垒的统治，建立其自己的围墙，成为自由城市。随着商业发展，在城市中发展起了行会，自由城市与在其中运作的行会在中世纪成为取代村社成为互助的主要表达方式。在行会中，人们从事着相同的行业，为了共同事业的成功，并且在互相关系上是平等的。在行会中人们以兄弟相称，有着公共的财产，彼此扶助，内部裁决，一致对外。在这个时代，行会满足了人性中对于互助的深刻需求，主持了正义。城市内行会的成员通常居住在邻近的街区，使得街区和行会紧密结合，街区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权，因而哪怕自由城市为大的富商或贵族篡权，也不能严重影响城市内部的互助与平等。不同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于中世纪的批判，克鲁泡特金特别肯定了中世纪城市对于西欧经济、文化、科学和艺术等各方面发展起到的巨大作用，认为后期西欧的迅速发展皆源于中世纪城市巨大的创造力，而城市的巨大创造力正式因为城市内部的互助、平等和自治释放了人们的创造的能量。而他认为正是城市内自治和互助的精神的衰落最终导致了自由城市的失败，为国家所吞并。 而到了现代，虽然在克鲁泡特金看来是互助精神最为缺乏的最糟糕的时代，但在世界各国中自助仍旧以各种方式存在着，哪怕屡经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效率的压制，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纵观克鲁泡特金梳理的脉络，互助从人性深处的本能逐步具现化，扩大化，由部族的习俗到村社的习惯法再到自由城市联盟和行会，表明了人类虽然从动物社会迈入文明社会，但互助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四、对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念的批判和思考 克鲁泡特金对于互助的论证纵贯历史与前历史，兼用了科学实证和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但是其论证和观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作为一本论述互助的著作，克鲁泡特金一直没能清晰地定义互助。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定义，克鲁泡特金在书中不同的地方都对互助的含义进行了阐述，但是这些阐述最后使得互助的定义几乎无所不包，平等、自治、民主都被算作互助的内容。虽然有一个竞争的定义作为互助的对立面帮助我们理解互助的定义，但是我们能说一切不是竞争的行为就都是互助的行为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主人和奴隶之间也是有着互助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彼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着互助的，进一步延伸整个国际贸易体系都可以被理解一个大的互助体系，但是这样的不平等的互助该被如何理解和对待呢？这些互助显然是与克鲁泡特金所提倡的互助是有着区别的。 因而，由之前的定义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作为本能的互助和作为有主动意识指导的互助的区别。克鲁泡特金证明了人类的互助的本能，但是实际上他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所呼吁的则是后者，是有意识的平等的互相帮助，这中间有着很大的间隙。前者成立不代表着后者也可以成立，甚至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人类本能的互助倾向，是不需要鼓励和呼吁后者的。比如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通过市场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依赖程度空前，这可以被视为是互助的本能体现，而这正使得有意识的自治和互助变得没有那么必要了。 其次，克鲁泡特金对霍布斯的批判是有问题的，并且对于互助和竞争在人性中何者更重要的论证事实上存在着自己把自己驳倒了的问题。在《互助论》中，克鲁泡特金不断地举出人类学的证据来证明在人类的历史中并不存在霍布斯的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以此来批驳霍布斯。但是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本来就不是一个历史中的状态，从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它是霍布斯人性学说的结晶，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道德出发点，是由人们对暴死的恐惧和虚荣推导出来的人造的状态。因而可以说克鲁泡特金所批判的仅仅是对于霍布斯自然状态的庸俗理解，而真正的霍布斯可贵的深刻的思想则并没有被批判到。 而在互助和竞争在人性中何者更重要的问题上，克鲁泡特金的论证也是存在着问题的。在动物界中互助比起竞争更利于生存，但是简单地同理认为人类社会中也是如此是很难的。我们的确可以动物时期的本能很多深藏在人类的本性中，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是这些本能在文明社会中是有利于生存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文明社会中的人类是有着理性的，互助和理性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被克鲁泡特金很好地解释。当然，克鲁泡特金也在对文明社会的梳理中通过指出互助带来的好处来证明其在文明社会依旧是有着很大裨益的，但是事实上这些论证大部分都是不严谨的，期间的因果关系是值得推敲的，在笔者看来克鲁泡特金所列出的绝大部分情况下的互助和其带来的好处的关系仅仅是相关的，而不能说是因果的。并且文章到了后半部分，克鲁泡特金的论证也逐步带上了他自己所反对的道德赞美倾向，虽然显得更有煽动色彩，但在逻辑却愈发禁不住推敲。 更加讽刺的是，在克鲁泡特金的历史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互助逐步地式微，而他所反对的，那些基于霍布斯人性假设而出现的斗争、对抗逐步占据了上峰，不断地摧毁着互助在不同时代的形式，直到现代村社等等只能蜷缩在一些偏远的角落。克鲁泡特金对于这样的历史发展充满了指控和不满，但是也仅限于感情和道德上的批判，而不能从理论上论证这样历史发展的不合理性。 五、结语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等政治哲学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还是不足够深刻，思考的严谨与深度都一定的欠缺。但是作为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的互助理论确为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自治和反对强权提供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无政府主义是大众（mass society）的意识形态，比起深刻严谨的理论，更需要的是对大众的肯定、煽动性和道德感染力，而这些都明白地体现在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中。并且，即使从理论上考虑，克鲁泡特金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人性，进一步增加了人性的复杂程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一部分的看法并有所发扬，对后世的发展是有着很大的贡献的。并且无政府主义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仍然的巨大的，因此加强对克鲁泡特金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