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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芬世守，盛德日新”——瞻谒曾国藩故居作者：温州大学 曾平汪 * 从双峰县城东行三十多公里，在群山环抱中，有个小村庄白杨坪，曾国藩就诞生在那里。 曾国藩祖父星冈公少时往还市肆，与纨绔子弟为伍，太阳很高了还不起床，好逸恶劳。有一次他在街市上，听到长辈背地议论，说他将来会是个败家子，他听了后大为震惊，幡然醒悟，当场把马卖掉，徒步回家，自此后，他摒弃恶习，专心农事，开山垦荒，耕作种蔬，喂猪养鱼，一辈子都天没亮起床，勤劳终身。甚至曾国藩入翰林后他仍训导儿子竹亭说：“宽一（曾国藩小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 他自己仍然种菜挑粪。 星冈公早年失学，深以没有文化为耻，因而十分注重子孙的学业。尽量让子孙拜名士为师。 星冈公声若洪钟，见过的人都怕他，然而他为人温和、宽厚、善良、仁爱，乡里邻居亲朋有喜则贺，有丧则吊，有疾则慰。邻里争讼，他出面调停。至于修桥造路、恤孤助贫等善事，他都尽力去做。 曾国藩父亲竹亭公侍亲至孝，柔而能忍。曾国藩祖母和母亲，都善于理家，雍容和穆，宽厚大度，敬事公婆，惠及上下。曾国藩幼承庭训，尤其星冈公，对他影响最大，后来被他尊为家训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也出自祖父之口。 曾国藩一生，事功、学问名噪天下，其中，齐家之道尤为后人推崇。 曾国藩崇尚耕读持家，要求子弟立足农耕，半耕半读，他在侄儿纪瑞得取县案首时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他把勤于农事看作是家业兴旺的标志，他说：“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宴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他在《致澄弟季弟》的家书中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 “家事如馆内之书、园里之蔬、塘中之鱼、栏内之猪，四者皆一家生趣，余时时挂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封疆大吏，在指点家人勤于田野农事之时不仅不厌其烦，且细致入微，他在给澄弟的家书中说：“家中下手台上竹与柞树太密，闻不甚肯长，诸弟雇人大为删减。柞树可全行删去，或酌留二三株，……竹则存其大者，芟其小者，两竹之间，总须留空隙一二尺，以为生笋之地，望弟斟酌行之”。他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写信给儿子纪泽，大谈开辟菜园之法，他说：“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 曾国藩说，沟宽要留一尺六寸，可以容粪桶通过。 曾国藩十分担心兄弟及下辈骄奢，时时加以提醒，警钟长鸣。他说：“家败离不得奢字，人败离不得逸字，讨人嫌离不得骄字。” 他在给儿子曾纪鸿的家书上写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官之家，由俭之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非常忌讳家人享用太过炫耀，对于家人坐轿，他非常反对，他对在家弟弟说，远行坐篾结轿可以，坐四抬大轿不行，四抬大轿弟弟“只可偶一坐之”，而下辈断然不可，他还告诫，坐呢轿四抬不能进到城里。 曾国藩身居高位，仍然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织麻，即使他的夫人、媳妇住在总督署内时，也要织麻纺纱，做针线女红。儿子纪泽成婚前，他说：“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之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他还要求女儿学洗衣，学煮菜烧茶。 曾国藩要检查女儿媳妇会不会针线活 晚清时期，官场非常腐败，象曾国藩这样的朝廷大员，要想贪点钱财，轻而易举。但是，他始终做到不贪、不妄取。而且他非常反对把余钱遗留给子孙，反对将俸禄用来购田置房，他以做官发财为耻。他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他甚至严厉地告诫他的澄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 他的俸禄，除了孝敬上辈人外，全部用来周济亲戚族党中贫穷的人。 曾国藩常拿祖父星冈公为邻里排忧解难的故事教育诸弟和下辈。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 告诫儿子曾纪泽说，对待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为了造福乡里，他还曾试行过“社仓”之法，即动员富户捐谷，青黄不接时借贷给饥民，到秋后，丰年收点息谷，遇到大歉收的凶年，不收息谷。 曾国藩不仅对家人严于管教，处处关照，时时提醒。而且他也严于克己，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日子。他布衣粗食，每餐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因此，当时人们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巡视扬州时，盐商特设盛宴，山珍海味，满桌佳肴。曾国藩仅就面前所陈数荤，稍食而己，而后他对人说，一食千金，吾心不忍食，且不忍睹。 曾国藩秉性节俭，不穿好的衣料，30岁那年，曾制天青缎马褂一领，但在家时只是遇到喜庆日子或过新年才拿出来穿，其衣藏之30年，犹如新衣。 曾国藩的小女儿崇德老人曾纪芬回忆说：在江南总督府时，有一次，李鸿章请她们母女吃饭，两个姐妹仅一条绸裤，相争乃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安慰道，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当时崇德老人年幼，一闻此言，破涕为笑。 曾国藩对儿女婚嫁也有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他的第四个女儿出嫁，欧阳夫人仍然遵循这个规矩，连他的三弟曾国荃也不敢相信，说：“乌有其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真如此，不禁“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 曾国藩到了晚年，依然认真讲求俭、约。曾有人为他打造了一把银壶，让他炖补料，花了八两多银，他深为愧悔，写道：“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的确，象曾国藩这样职高权重的清廉官员，不仅在腐败成风的晚清官场，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也属凤毛麟角。 瞻谒曾国藩故居是我多年的愿望，曾国藩故居是这次潇湘之行我最神往的地方。 10月18日，我们一行五人乘坐曾总座驾先去南岳衡山，遗憾的是，碰上了雨天，气温骤降，山上雨急雾浓，五米外看不清人，我们只好悻悻下山，前往双峰县的曾国藩故居。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建于同治四年（1865），1864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被同治皇帝诏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封太子太保衔。清朝的礼制，汉人生不封公，死不封王，所以，侯已是汉人的最高级别了。清朝官制不设宰相，大学士就相当于清以前的宰相，曾国藩是武英殿、体仁阁大学士，是汉人中的首席大学士，故富厚堂又称“宰相府”或“毅勇侯第”。 富厚堂坐落在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四周小山环绕，绵亘蜿蜒。故居背靠鳌鱼山，前有半月塘。屋前坦荡，视野开阔。故居呈矩形，为砖木结构，回廊式风格，青砖黛瓦，山字脊墙。没有画栋雕梁，也不富丽豪华。但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大气、庄严、整齐、对称。气派但不奢华，简朴却又宏伟。 故居大门不大，上悬曾纪泽所书的“毅勇侯第”匾额，大门两旁倒坐房放置农具、家什及车马轿，两厢为下人住处。庭院开阔，中间甬道，直通厅房。厅房前后两进，中厅门上“富厚堂”匾额为曾国藩所书。厅房两侧建有三层的藏书楼，这是富厚堂的精华所在。主楼之外还有思云馆、鸟鹤楼、棋亭等建筑。屋后围墙防护，后山古木参天。 大门上方悬曾纪泽所书的“毅勇侯第”匾额 “富厚堂”为曾国藩题写，对联“精芬世守，盛德日新”为曾纪泽所书 从富厚堂出来，已近五时，我们决定于五点半下班前赶去白玉堂。 曾国藩在这里诞生。只是如今的白玉堂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经过多次改建，仍旧保持原貌的只剩下左槽门和左横屋，还有曾国藩父亲曾麟书所书的“芳迈群研” 四个大字。 白玉堂所处的山形地貌，与富厚堂十分相似，都是四周环山，中间平坦。不少堪舆师来这里考察过风水，说是白玉堂建在高嵋山（刀面山）下，左青龙，右白虎。左边官帽山，右边印子山。故出了曾国藩、曾国荃两个大人物。 由于时间匆促，未能尽览二堂之风光，细品二堂之精华，而且，尚有黄金堂、万年堂、大夫第、有恒堂等曾家故居未能涉足，留下些小遗憾。 诚如曾纪泽所书“清芬世守，盛德日新”的富厚堂门联，曾国藩后人谨守家训，传承家风，两百多年来，自曾国藩以下八代人中无一“败家子”，曾氏家族至今绵延至第八代孙，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其中取得博士、硕士和获得院士、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职称的多达百余人，构成了一个名声远播的华夏望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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