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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史前之人物一览(下)

 澴川行者 2020-05-13

这一篇我们先来看蚩尤氏。

蚩尤氏之“蚩”,其甲骨文字形,象毒蛇咬住人的脚趾,本意是指威胁人生安全的蛮荒地区。

蚩尤氏之“尤”,其甲骨文字形,是两个“又”的交叉;“又”通“有”,就是“手持肉”;两个“手持肉”交叉,就是“多持肉”;原始公社时代,人们均分各种利益,特别是均分肉食;人人所得相等,叫“匀”;一人占有双份,叫“多”;一人独占多份,叫“尤”。

蚩尤的本意,就是描述落后地区的部落酋长搞特殊化,多拿多占。

关于蚩尤氏,传说他先和炎帝打仗,争夺帝位,又和黄帝打仗,涿鹿之战失败被杀。

那么,这些传说可靠吗?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呢?

从考古学上来看,共工氏所在的河南河北地区,基本上和女娲氏所在的山西、陕西地区同化,都是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文化;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是由北辛文化演化而来,与庙底沟文化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大汶口文化,相对庙底沟文化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蚩尤氏,应该就是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部族的首领。

神农氏炎帝,本来是和庖犧氏一样,“都于陈”,也就是居住在今天的河南淮阳。

这样,就是居于天下之“中”,便于四下探访交流。

然而,《世本》曰:“夙沙氏煮海为盐,以为炎帝之诸侯”,《帝王世纪》又曰:“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都于鲁”。

这就是告诉我们,神农氏炎帝,是出于山东地区比较落后、混乱的原因,而迁都于山东曲阜,去重点教化山东。

其实,以炎帝为神农氏这个三皇之一的“皇”之身份,他就是一个大号的志愿者,带粮工作的,又没有什么特权,他的“帝”位,有什么好争的呢?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蚩尤氏和炎帝争夺帝位,而是,山东地方民风剽悍,炎帝前去教化他们不成,只好退出山东而已。

而历史的发展趋势,就是在同一种环境条件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会导致社会平衡最终被打破,社会由治而乱,即便是神农氏炎帝自己所在的庙底沟文化区,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北方红山文化的主人金天氏,就会伺机而动、乘势而起,趁你病,要你命。

金天氏南下,是要继承他们祖先的遗志,重新“都于陈,东封泰山”,所以,他们最终的目标,当然就是山东。

但是,他们的第一步,是必须踢开挡在他们面前,守卫在恒山一线的夸父氏。

而夸父氏与神农氏炎帝,同属于庙底沟文化体系,所以,金天氏向夸父氏宣战,就是向神农氏炎帝宣战。

这就是阪泉之战,以及夸父追日的来龙去脉与真相。

而在阪泉之战进行之时,山东地区的蚩尤氏,不可能无动于衷。

他们深知唇亡齿寒,金天氏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们。

所以,救炎帝和夸父,就是救他们自己。

于是,他们前出河北涿鹿,一方面,是策应炎帝和夸父氏的阪泉之战;另一方面,也是想御敌于国门之外。

但是,他们与金天氏是你来我往,旗鼓相当,最后,却意外地败于从南方而来的应龙朱襄氏。

这是什么原因呢?

《山海经大荒北经》曰:“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昆之山”,直译就是奴隶之山,而“共工”原本就是奴隶的意思,所以,“昆之山”就是共工之山。

这样,昆之山有共工之台,就好理解了。

就是说,昆之山上,有共工氏部族的神灵之台位。

这样,狩猎者,就不敢上去打猎——射者不敢北乡。

那么,女魃是个什么鬼呢?

女魃,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还处在母系社会的狩猎部落。

她们不会种地,也不习惯种地——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

而共工氏又四处抢占地盘,限制他们打猎的地方。

这样,他们就对共工氏怀恨在心。

但是,他们对共工氏的仇恨,最后,却通过帮助应龙打败蚩尤氏,而发泄出来。

这真是黄狗吃屎,黑狗遭殃。

因为,女魃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她们在蚩尤和应龙这两个外来的、不熟悉当地地形的战争双方选边站,这样的结果,就是可想而知的——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

那么,与蚩尤和炎帝以及夸父作战的另一方,真的是黄帝吗?

当然不是。

蚩尤氏与真正的黄帝,根本就不是同时代的人。

距今5500年,大汶口文化由早期转为中期。

这就是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所发生的时间。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主人,就是蚩尤氏;大汶口文化中期的主人,就是金天氏。

与蚩尤氏、炎帝和夸父进行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的,是庖犧氏的后裔少昊金天氏和应龙朱襄氏。

距今5300年,凌家滩文化消失,良渚文化兴起。

这是少昊金天氏和应龙朱襄氏决裂,应龙朱襄氏退出中原,到太湖流域,去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

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崛起。

这就是少昊金天氏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遭遇挫败,失去了自己的老家,金天氏的实力由此大为下降。

于是,中原地区的原居民们,就乘势兴起,进行了普遍的反抗。

轩辕氏黄帝,就在这个遍地的反抗浪潮中,崛起了。

真正的黄帝时代,是在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打了几百年之后,才来到的。

这时候,炎帝、夸父、蚩尤氏,也早死了几百年。

黄者,土色也,寓意为土德,就是具有中和之性。

帝者,捆绑树枝,使为一体也,就是强行将相对独立的各方,统合到一起,使他们不发生对抗。

从“王”到“皇”,是从天下称霸到天下结盟,是从硬实力治天下,走向软实力治天下、从霸道走向中道。

从“皇”到“帝”,则是从君子动口不动手,走向君子动口也动手,是从结盟性的中道,走向捆绑性的中道。

这也是生产力越来越发展,人们的腰,越来越壮;气,也越来越粗的结果。

腰壮气也粗,人们就倾向于用实力说话,而不是看谁的面子。

这样,主持中道者,还想去靠面子调停各方,就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这就是“帝”。

从“王”到“皇”,是一种必然;从“皇”到“帝”,也是一种必然。

这是在一个阴阳世界观与价值观所支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是,这样的一种发展态势,并不是纯粹地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外力的加持,是通过北方金天氏对中原社会的征服与教训,然后,中原各部落在轩辕氏的领导下,共同反抗金天氏而形成的。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嬌氏,生黄帝、炎帝”。

有嬌氏,明显就是属于女娲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

那么,少典氏,为什么能够娶有嬌氏生黄帝与炎帝呢?

《竹书纪年》载:庖犧氏以龙为官,其麾下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

而《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

少典氏,其实就是庖犧氏部族中的黑龙氏。

他们在河北被女娲氏打败之后,就被女娲氏带回到了陕西关中。

于是,他们就在陕西地区生息繁衍,最后,繁衍出了轩辕氏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而云聚为黑,云师,实际上就是黑龙氏之师。

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就是表示,他们以黑龙氏为他们的图腾与祖先。

轩辕氏黄帝作为黑龙氏的后裔,他们有着庖犧氏部族的血统,但是,他们同时又有女娲氏部族的血脉,他们在仰韶文化区的范围长大,接受的是仰韶文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以,面对金天氏对中原地区的征服,他们的立场,是站在中原地区各部族一边的。

而中原地区各部族,在金天氏的强力征服下,世界观与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仰韶文化中的鱼图腾、蛙图腾,都向龙图腾的方向发生了改变,所谓的“鱼化龙”、“鲤鱼跳龙门”说法,就是这种图腾改变的印记。

黄帝的保护神天鼋,其实就是龙龟,就是由龟转化成的龙,她就是暗示着,黄帝的最大拥趸,就是以龟为图腾的共工氏部族。

正是由于各个部族都崇拜龙,而轩辕氏黄帝,又是庖犧氏的后裔,是龙的传人,由他来号召大家起来反对金天氏,就能够一呼百应。

金天氏在北方游牧民族、小河沿文化之主人的打击下,本来就一蹶不振,再加上轩辕氏黄帝这么振臂一呼,他也就只好退守山东,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个地方诸侯了。

距今4900-4800年,河南庙底沟文化,由一期转变为二期;距今4800年,大汶口文化由中期向晚期转变。

这就是在中原各部族的反抗下,金天氏,由天下霸主,转变成了一个地方诸侯的表现。

随后的公元前2697年,也就是距今4700年左右,轩辕氏登基为黄帝。

再过100年,河南地区,龙山文化开始形成。

距今4500年,小河沿文化结束,同时,大汶口晚期文化也结束,随后兴起山东龙山文化。

这就是意味着,黄帝时代结束,历史,进入颛顼时代。

有资料记载,颛顼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342-公元前2245年,也就是距今4300-4200年左右。

颛顼是属于金天氏世系,他为什么能够,接替黄帝统领天下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他们的老对头——共工氏了。

河南地区是共工氏部族的地盘,黄帝能够称帝,主要是得到了共工氏部族的支持与拥护。

而黄帝作为龙的传人,他也有恢复他们的龙兴之地,把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从东北赶走的愿望。

而他的这个愿望,肯定也会得到山东金天氏的支持。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与北方小河沿文化之主人的对抗中,黄帝部族,和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两败俱伤,一起走向衰落,共工氏部族,就相对壮大起来。

那么,这样的趋势,金天氏能够容忍吗?

金天氏能够容忍他们的老对头,共工氏部族壮大称帝吗?

他们肯定不能容忍。

于是,他们和共工氏部族,就重新发生战争。

那么,金天氏以一个山东的地方之力,能够对抗遍布河南、河北、山西的共工氏部族吗?

肯定不行。

所以,他们必须取得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主人应龙朱襄氏的加持。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走向衰落,有天灾的原因,也有应龙朱襄氏主动放弃太湖流域,转向山西、陕西建立陶寺文化和石峁城文化的原因。

应龙朱襄氏北上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恢复他们的龙兴之地,重塑他们朱襄氏在庖犧氏部族中的正统地位。

而他们的实际行为,与当时金天氏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对抗共工氏,恢复他们庖犧氏部族对他们的老家东北地区的掌控。

所以,金天氏和朱襄氏,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为了他们共同的目标,而重新相互配合。

颛顼除了与共工氏争夺帝位,将他们的祖先金天氏尊奉为黄帝之外,为了稳定天下局面,还在历史上初次划分了九州。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

九嫔,无疑是来自于九州,这是与各个地方保持联系,加强管控的手段。

当然,颛顼的这个划分九州,与后来大禹的划分九州,性质是不同的。

大禹划分九州,附加了要求各地按照地方出产,进行纳贡的目的。

而颛顼划分九州,并不是为了要求各地向他纳贡,只不过是和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一样,是给各个地方划分势力范围,要求大家遵守秩序,不要相互侵伐而已。

除了划分九州,颛顼为巩固他们称帝的局面,促进他们庖犧氏部族对天下的掌控,还实行了另一个举措,就是“绝地天通”。

《尚书孔氏传》说:“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要理解颛顼大帝的这个举措,就必须理解庖犧氏部族,和其他部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庖犧氏部族的文化,主要是星宿、龙、玉文化。

与他们的文化对应的,其他部族,就是以女娲氏部族文化为主的阴阳、鱼、蛙、龟、鸟,和符文化。

这其中,龙、鱼、蛙、龟、鸟,都是属于图腾,玉和符,都是属于通灵之物,这些都还是比较浅层次的东西。

真正根本性的东西,就是星宿和阴阳。

她们是两种思维方式,是两种决定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东西。

星宿文化导致人们相信神在天上,是单独存在的,是能够一统天下的。

阴阳文化则让人们相信万物都有各自的神灵,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保持共和。

也就是说,星宿文化导致人们崇拜霸道,服从霸道;而阴阳文化导致人们崇拜平等,追求和谐。

这种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对立,是很不利于庖犧氏部族一统天下的。

所以,颛顼大帝就要实行“绝地天通”,以星宿文化为天上之神,以阴阳文化为地上之神,各司其职,互不相干。

然而,这种“绝地天通”,不能让其他部族信服和接受,大家还是更为信奉女娲氏的阴阳文化。

《河图玉版》记载:“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水也。”

《竹书纪年》记载:“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

《竹书纪年》记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

《水经注·洛水》记载:“殷汤东观于洛,习礼尧坛……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乌以浴,随鱼亦上,化为黑玉,赤勒之书,黑龟赤文之题也。”

《宋书·符瑞志》记载:“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神鸟凤凰见,蓂荚生,乃与成王观河洛,沈璧,礼毕……玄龟……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其言自周公至于秦汉盛衰之符。”

《河图》《洛书》,是《易经》的核心内容,是以阴阳文化为基础的,当然是属于女娲氏的阴阳文化。

从仓颉为帝时起的历代帝王,在即位登基的时候,都要举行“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的宗教仪式,这就是表示,他们都是信奉女娲氏的阴阳文化。

但是,颛顼和帝喾二位大帝,就没有史籍记载过他们,也举行过这样的登基仪式。

这是因为,他们要搞“绝地天通”,他们当然不能举行这样的登基仪式。

然而,帝喾过后,同样是颛顼世系的尧帝和舜帝,又举行了这样的登基仪式,这就说明,颛顼大帝的“绝地天通”,行不通。

颛顼过后,继任的帝喾,又改颛顼大帝的“立九嫔”为“立四妃”。

这是继承黄帝的“立四妃”的做法。

而这种做法的背景,则是来自于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

只不过,女娲氏的“四极”,是分处四方的四个部族;而黄帝和帝喾的“四极”,就与部族无关,而是单纯的代表中央分别管理四方的“四岳”。

这是一种体制改革,也是中央对于地方的妥协。

实际上,代表中央管理四方的“四岳”,就是各地方的豪强。

帝喾有两个儿子,契和后稷。

两个儿子的后代,后来分别建立了商朝和周朝。

然而,这两个儿子,都不是帝喾的血脉,是他的两个妃子未婚而生的。

由此可见,帝喾对天下的掌控,是徒有虚名。

帝尧和帝舜史书上把他们吹嘘得伟光正

然而,他们两个,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伟光正的实事呢?

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帝尧和帝舜的守四方的猛士,原来,就是他们所流放的四个罪犯。

这样的领袖,确实是伟光正啊。

历史,是由强者书写的。

所以,你如果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你读历史,就应该反着读。

同样是一个时代的末代领袖,为什么神农氏时代的末代炎帝,就被谥号为榆罔;而五帝时代的尧舜,就被描述得伟光正呢?

因为,他们面对相同的时局,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末代炎帝,是拼命地要践行自己的“炎”之使命,欲挽狂澜于既倒,既与内部的强梁作斗争,又与外部的侵略者相抗衡,哪怕是三战而不胜。

他的价值观,与强者们的价值观不符;他所维护的,是天下弱者们的利益,所以,他就要被历史的书写者,那些强者,写成榆罔。

尧帝和舜帝,是迎合强者,压迫弱者,只要能够得过且过,哪管将来洪水滔天。

他们的价值观,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充分尊重强者们的自由的,是十分迎合强者们的要求和利益的,所以,他们就要被历史的书写者,那些强者,写得伟光正。

禹字的本意,就是捕蛇。

《山海经·海内北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是一个部落,他们被强梁者压迫,被迫生活在东边靠海的蛮荒地区。

为了改造家园,他们利用洪水冲积下来的泥土,筑堤抗洪。

在一次下雨的过程中,鲧部落的酋长,冒雨察看水情,结果,被雷电击中身亡。

鲧部落由此解散,随后,重新组合成禹部落。

禹部落继续抗洪,最后取得成功,部落由此发展壮大。

由于许多部落都受到洪水的侵害,而禹部落最有抗洪经验,所以,禹部落被推举为抗洪领袖,负责天下的治水。

大禹为什么会被推举为华夏领袖,接任舜帝的帝位呢?

这恐怕不光是由于他治水有功。

我们看一下,当时除了史籍记载的洪水滔天之外,还发生了什么。

大禹是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距今4100年左右即位。

而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石峁城被毁弃,与此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

石峁城遗址,是一种特殊的龙山文化,也就是由应龙朱襄氏的后裔所创造的文化。

而尧、舜和大禹,都是属于少昊金天氏世系。

他们是一种合作而又平等的、互不隶属的关系。

石峁城被毁弃,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意味着朱襄氏世系对北方游牧民族战败,北方游牧民族取得了战争的主导权。

而朱襄氏世系与金天氏世系是联合的,朱襄氏世系的战败,也是意味着金天氏世系的战败。

这就是说,大禹,是在一个局势危机、大厦将倾,无人敢于负责的时候,登上帝位的。

正因为如此,大禹,才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

在大禹之前,“帝”就是“帝”,“帝”不是“王”,“帝”和“皇”一样,是带粮工作的志愿服务者,他们是免费为大家服务的,没有谁,向他们进贡。

而大禹改革,就将“帝”变成“帝王”。

这个“帝王”,就是要大家向他进贡,他是有偿地为大家服务的。

“帝王”是“帝”,又是“王”,但是,他这个“王”,是“帝王”而不是“霸王”。

“帝王”,就是有权力,也有义务,他是用力量,将大家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协和万邦的共同体。

“霸王”,就是有权力,却无义务,他是通过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形成一个残酷的、寄生性的剥削关系。

大禹的这个政治改革的目标,当然是要提高大家整体的战斗力,争取打赢对外战争。

而他的改革措施,却是为了提高帝王之家,相对内部强梁霸道者的实力。

攮外必先安内,不整顿好内部秩序,怎么能够进行对外战争?

继大禹开创纳贡制度的政治改革后,他的儿子夏启,又进一步,将“禅让制”改成“世袭制”。

“世袭制”相对“禅让制”,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可以更好地维护“民主”。

只有保持帝王之家的稳定,才能保证帝王之家的持久性的一家独大,只有帝王之家持久性地一家独大,帝王之家,才能够持久性地为民做主,“民主”,才能够持久性地得到维护。

但是,虽然夏家父子前仆后继地持续进行了改革,并且,改革也得到坚持,但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却没有得到,反而是十分悲催的。

太康失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一看,夺取太康帝位的后羿,是什么来历?

后羿,是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

我们想象一下,太康的都邑,当时是在山西南部的夏县,而东夷族,不是应该在山东吗?

处在山东的有穷氏,怎么能够跑到山西南部的夏县,将到河洛地区狩猎的太康,拦截在黄河之南呢?

这是一个很有内涵的故事啊。

要搞清楚这个内涵,我们就不妨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看当时,还发生了什么。

继距今4000年左右,石峁城被毁弃之后,仅仅是相隔100年的时间,距今3900年左右,陶寺城也被毁弃。

与此同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类社会的聚落总数,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

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为主的晋南地区的人类社会的聚落总面积,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的不足300万平方米。
非但如此,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
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更为显著。
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
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是,在龙山时代之后,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
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

这些现象,能以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而被后羿拦截在黄河南边来解释吗?

我们要知道,曹操欲取东吴的时候,也是写信给东吴领袖孙权,说是欲“与将军会猎于吴”的。

我们还要知道,南宋灭亡之时,直接灭亡南宋的,可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

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被外来的敌人打败的,而是被自己内部的人,给敌人带路而败的。

当然,必须要有外来的敌人,自己内部的人,才能够发挥作用。

所以,太康失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恐怕不是太康一个人能负责的。

只是,历史的叙述者们,不想让人知道真相,而强行要他负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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