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世纪时期罗马城地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执政联盟的规模影响战争发动的决定吗?自Bueno de Mesquita et al. (1999)开始，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拥有较大执政规模的民主政权更加和平。然而，这一因果效应并未形成共识（Hegre, 2014），一些学者认为战争由不同的因素共同决定，如大炮与黄油的“权衡”论（Tul-lock 1974; Hirshleifer 2001），经济体系论（Gartzke 2007; Mousseau 2013）等等。古罗马，作为欧洲曾经一千多年时间里的主导力量，可以给这场辩论带来启示。正如拿破仑所言，罗马的故事也就是世界的故事。 Adamson, Jordan在最新的“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War”一文中构建了一个基于税率调节最大化执政联盟成员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执政联盟用有限的军事资源，追求联盟成员的私人利益或者国家的公共利益。其中，对于战利品，联盟成员享有等份额的私人物品（X）——掠夺和迫害非联盟成员，非联盟和联盟成员一起享有公共物品（Y）——国防安全等。联盟规模增加，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成员参与瓜分私人物品。 作者认为，由于军事资源优先，联盟规模越大，则战争目的越不可能是追求私人物品，而是追求公共物品。这或多或少的会影响战争发生。图1为古罗马时期战争发生次数的直方图，可以看到，在共和制时期战争更为频繁，帝制时期则相对和平。  图1 古罗马时期战争发生次数 由于现有资料对古罗马时期战争的动机难以一一识别，作者根据地形的险峻程度，利用“地形耐用指数TRI”对其进行分类，并将LN（TRI）≈6.6定义为最佳防御点，Defensive Land定义为经划分地理单元与最佳防御点的险峻程度之差，释义发生在接近防御地点的战斗意味着执政联盟为公共利益而战，在其他地点上的战斗则可能有其它原因，如攻击敌人、入侵等。同时，作者将执政联盟规模的比较设定在共和制和帝制范围之内。图2显示了共和制和帝制时期TRI分布的箱图。可以看到，两种政权都不是纯粹为防御而战，但共和制时期更接近最佳防御点。  图2 共和制和帝制时期TRI分布 接下来，作者实证检验了Def.Land×Dictator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考察与共和制相比，帝制时期是否较少的发动防御性作战。结论发现，在多种模型度量下，帝制时期都较少的发动防御性战争，也就是说，共和制较大可能为防御而战；模型同时显示，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帝制，都表现出较大的战争倾向。为证实结论的稳健性，作者逐步聚合地理单元重新计算TRI引入模型，表1显示了Def.Land×Dictator 95%置信区间上的取值范围，符号方向保持不变。 表1 按不同地理单元聚合的Def.Land×Dictator系数  因而，作者认为战争发生与否并非严格的由政体所决定，并进一步从古罗马内外部战争和土地资源的可获得性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制度的改变关系到战争发生的性质，但不一定影响战争发生的程度。 为更细致的追踪制度变化对战争的影响，作者将古罗马时期划分为贵族寡头、贵族和平民共和制、共和制结束、元首制和专制5个政体时期，将每个时期战争发生的地形值与最佳防御点进行比较，发现联盟规模更大的时期，战斗地点更靠近最佳防御点，更具防御性（如图3所示）。同时结合图1还可以看到，政体变化对应的战争水平并非始终如一地高或者低。  图3 不同历史时期战争对应的TRI 纵览全文，作者基于经验证据和实证分析表明：较大规模的执政联盟让人均私人物品（X）下降，成员可以从公共物品（Y）中获益，于是导致更多的战争，古罗马共和制与帝制时期战争水平的差异印证了这一推测。 文献来源: Adamson, Jord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War: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ncient Rom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January 2020. Pages 101324. 10.1016/j.eeh.2020.101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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