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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东来 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在兰往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地处西北内陆的兰州，容纳了一大批专家学者、革命文艺青年。有顾颉刚、王洛宾、塞克、萧军等人。他们在兰州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但却为兰州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著名学者顾颉刚在兰州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对秦长城、洮岷花儿等等的文化遗产做了调查研究，同时他在兰州大学任教，为甘肃培养人才。其实，从东南到西北来的学者，不仅是顾颉刚。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就是其中之一。 张舜徽，一代国学大师，湖南沅江赤山新湾镇老屋村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1946年至1949年，他在兰州大学任教三年。 我们通过网络联系到了湖南省益阳沅江的王劲先生，他给我们讲述了张舜徽在兰州的故事。 一代大师，靠自学成才 张舜徽是一位被遗忘的大师。 当代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在《纪念老一辈国学大师张舜徽》一文中，专论近代学术思想发展。其中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能够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人，似乎也只有柳诒徽、钱穆和张舜徽等少数人了。 可惜，如今在兰州知道张舜徽名字的人却寥寥无几，至于他在兰州大学三年的教学生涯，更是被尘封在岁月深处了。我是沅江人，这些年四处搜寻我们沅江籍的学人的事迹，才渐渐地对他有了了解。 这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师。张舜徽先生出生沅江赤山，其家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且和湘军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他的祖父张闻锦是同治十三年的二甲进士，曾在山西、福建、安徽、山东等地任职；湘中名士王闿运、晚清重臣瞿鸿禨，以及后来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张百熙等人都和他祖父往来密切。甲午战争爆发后，刘坤一奏请他祖父同行；后卒于山海关。张舜徽的父亲张淮玉聪明过人，以治学授课为业。张舜徽从小跟着父亲读书，没有到正规学校上过。因而，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师。 我曾经多次去过，张舜徽的故里。 沅江赤山是洞庭湖的岛。这个岛长约30公里，是我国的最大的内陆岛。晚明重臣杨嗣昌就葬这里，因而人们也叫杨阁老古镇。这里虽然是岛，但却四通八达，是一个水路交通枢纽。交通的便利，必定带来经济的繁荣，进而促进文化的发展。 张舜徽早年在湖南长沙文艺、雅礼、兑泽等中学任教。后相继在国立师范学院、民国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长于校勘、版本、目录、声韵、文字、训诂之学，留下大量论著。有生之年先后出版书籍二十余部（含著作五十余种），著述总字数逾千万。先生曾在解放前任教于兰州大学三年，但如今提起兰州大学的名人，师生们言必称顾颉刚，张舜徽先生这样一位学兼四部的一代通儒，已被人们渐渐遗忘。 那么，他是如何到兰州的? 兰州大学，他读了一个暑假的书 张舜徽虽然没上过学，但他的求学经历却非常丰富。他的姑父是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17岁，张舜徽就到北京求学，因为他姑父的缘故，他有机会向当时一流的学者问学，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金石学家马衡等等都给他给予指点。 因而，他在学问上进步非常快，并在大师的提携下，得以融入当时一流的学术圈子。1941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聘请他为中文系讲师。1944年，才30出头的张舜徽，成为民国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在当时可是个很轰动的事件。1946年秋，在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的邀请下，他出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解放前的兰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城市，在这里他度过来了一段非常安静的时光。1947年，同样在兰州的著名文学家、游记家，被人们称为“游记第一人”的易君左主编了一本《新兰州》的小册子，全面介绍兰州沿革形势、交通情形、名胜古迹、著名物产、风土人情等等。他认为，兰州夏天是最好的，在兰州避暑比在庐山好多了，没有蚊子，兰州的瓜果，当为中国第一。 在兰州的三年里，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他在兰州大学兼授文史两科，讲授《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 张舜徽先生有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习惯。每天，坚持早起。他自己留下的文字中说：“每日凌晨三时辄醒，醒则披衣即起，不稍沾恋。而后伏案观书。其时万籁俱寂，神智清澈，自然事半功倍。……每值寒冬夜起，雨雪打窗，孤灯独坐，酷冷沁人肌骨，四顾惘惘，仍疾学不已。及天晓日出，众庶咸兴，而余已阅读写作数小时矣。一生述造不少，大半成于未明之时。” 这真是应了“板凳要坐十年冷”那句话。现在，晚上三点钟睡觉的人不少。凌晨，三点钟起床的人少之又少。 1946年冬天，兰州大学图书馆以重金购得明刻《皇明经世文编》。由于清代查禁的缘故，再加之，花费不少，这套书概不外借。可是，作为一个学者他自然知道，这套书的价值，于是利用暑假，不仅读完了这本书，而且选出三百余篇，抄录为《经世文编选目》。 可见，他读书是很下功夫的。 身在兰州，为碑拓遍访陇上青海 我曾读过 张舜徽先生的《爱晚庐随笔》，记录了一些他在兰州三年中和甘肃文化界人士相互交往的，在以及学术上的发现。 他和甘肃文化界人士慕寿祺往来密切。还听到了慕寿祺遇见敦煌藏经的一个故事。当时，他想在兰州搜罗一点敦煌卷子，用来校正古籍中。可惜，他在兰州没有搜罗到。不过，却从慕寿祺那里听到一个故事。 这是发生在一个大年三十日的故事。那个除夕夜，慕寿祺在家中，来了一个寒士，拿着一个敦煌卷子，希望能换钱，度过艰难的生活。慕寿祺打开卷子发现，非常精彩，其其书法秀丽，一看出自女子之手，最末一行，写着“大唐某年月日，玉环为三郎写经”。显然，这是杨贵妃为李隆基祈福写的。可惜的是，慕寿祺也身无余财，只能失之交臂。 说起这个故事，两人相对唏嘘。慕翁为之“长吁累日”。他的遗憾，并不减于慕翁。为此，他在兰州四处寻访，访之不得。只能无奈写下:“盖历时已久，早为有力者所得而秘藏之，或为外国人攫去矣！” 这样的憾事有不少，1942年4月，青海乐都县修公路时发现一方汉碑，这就是《赵宽碑》。新出材料出土，自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可是，石碑在运输过程中断了，有些字看不清了。不过他听冯国瑞说，石碑出土时曾有人拓过拓片。他有四处搜寻，遍求陇上及青海，最终没有收获，殊怅惋也！ 在兰州大学的三年，是其学术作品或形成或孕育的三年。先生后来的重要代表作《清儒学记》，就是在兰州大学执教时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础上历经四十年的时间修改完成的。先生的这部巨著，直追梁启超、钱穆二人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部皇皇巨著，堪称研究清代学术的双壁。 晚年，他回忆道，一生中有两度最快乐的读书时光，一在湘中，一在兰州。 讲述人 王劲 湖南省沅江市市委办工作人员。 王文元（兰州老王）原创作品，非经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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