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锺书与余嘉锡的三次“撞车” 王培军 《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2辑钱锺书先生博极群书，无所不窥，号为“通人”，但我最近发现，他除《四库全书总目》外，很少涉猎目录学，至少是不曾读过余嘉锡的书。钱先生是否与余氏相识，我不知道，研究钱学的人必有考证，我很乐意做读者。钱先生不读余书，我有两个证据：第一，他已刊行的著作中，没见征引；二，他有三次考证，都与余氏 “撞车”了。第一个证据，不见得作准，因为没征引不见得就不读，何况其多卷本的手稿还没有出全。而第二个证据相对就比较确凿了；两个加在一起，自然就更有力。至于其不读的缘故，我想，也许是因为轻视近人，也许是不喜“书皮学问”，反正钱先生是有脾气的人，他读还是不读都有自己的理由，用不着我费神瞎猜。第一次“撞车”，是钱先生借谢庄的《月赋》，论说文学作品中的“时间错乱”，而牵及古书中“假设之词”。谢庄在《月赋》开头说：“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据史书记载，“曹植封陈王时，王粲早与应（玚）、刘（桢）同岁俱殁”了。钱先生认为，“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其《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6~1297页按云：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论“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词”，不可“掎摭史传以议”其后，举此赋及庾信《枯树赋》为例；……《孝经正义·御制序》邢疏引隋刘炫“述义”，略谓此书“假曾子之言，以为对物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盖谓经有“假设之词”，而诸子、词赋师法焉，真六通四辟之论矣。唐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下：“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讥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顾谓不宜敬责词赋之有背史实，刘谓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旨归一揆，直所从言之异路耳。《史通》同篇下一节痛斥嵇康无识，撰《高士传》，取材于《庄子》、《楚辞》，“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并谓《庄子》记言载事，犹词赋之假托，明通之见，上契刘炫。这一节所论极为精彩，也是研究钱学的人经常要引用到的。为免冗赘，我大胆做了些节略，但于理解文义，不致有太多的妨碍。钱先生于此节中，先引顾炎武的《日知录》，次及隋刘炫的“孝经述义”，又旁及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上溯下沿，旁征博引，把这个问题作了透彻阐述，确实益人神智。只是，余嘉锡的《古书通例》中，于论“古书多造作故事”时，也有过类似的考论：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孝经序正义》引刘炫《述义》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引入卷三《寓名例》中云：“刘氏此论，最为通达，然非博览周、秦古书，通于圣贤著述之体，未有不河汉斯言者。”余谓刘氏谓《孝经》为孔子自作，殊无以见其必然。然其言实妙达文章之理，宜俞氏之倾服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8页）应该略作说明：隋代的刘炫，“当时称数百年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七），但他好批评，喜攻错，所以在经学史上，也每遭人诟病，声名并不顶好。钱先生称赞刘炫，说是“六通四辟之论”，自有拔萃选优意。不过，据上文所引，这显然落在了俞樾后面（“刘氏此论，最为通达”），算不得“发潜德之幽光”。而余氏后文又说：后人著述中，亦有可与刘氏之言相为发明者，今并详征以资互证。《史通·杂说篇》曰：“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又曰：“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云：“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又曰：‘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亦是岁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陈王，岂可掎摭史传，以议此赋之不合哉。”（同上书，第259~260页）同钱先生一样，余氏也举及《史通·杂说》，并引到顾炎武的《日知录》，次第不必全同，而宗旨是无差的；钱先生的这一番议论，不谓之“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是说不过去的了。钱先生“横扫六合”的月眼，竟滑过眼皮底下，“不见舆薪”，也该算小小的“纰漏”吧；所幸的是，一般的目录学家不肯读钱先生的书，否则，岂不要为之齿冷？而第二次“撞车”，比起第一次来，就更加难堪些。因为，前面的那一个，钱先生的主意，还并非在考证，而是要借考证阐发义理，与余氏之所说，“貌同而心异”，显有区别；而后面的这个，就同为纯粹的考证，难乎为之作“左右袒”了。《管锥编》第1454~1455页，有一节考论刘峻《自序》，说：按《梁书·文学传》：“（峻）又尝为《自序》，其略曰：‘余自比’”云云，明言所录非全文。《南史》本传末亦录《自序》，全同《梁书》，而传首言其“少年鲁钝”，曰：“故其《自序》云：‘黉中济济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严氏已辑；愈见全文必详于今存者多许。余观《文选》峻《重答刘秣陵沼书》李善注：“刘峻《自序》曰：‘峻字孝标，平原人也。生于秣陵县，期月归故乡，遇桑梓颠覆，身充仆圉’”；此等语亦显出《自序》，可补严辑。善注以下尚有数句，词气不同。刘知几《史通》内篇《自叙》上溯承学之年，下止著书之岁，终之曰：“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敬通者有三；而予窃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益见《梁书》所录，亦即峻《自序》之末节，概观平生，发为深喟，略如史传末之有论、赞或碑志末之有铭词；至若峻《自序》载事述遇处，当已酌采入本传中而不一一标识来历矣。《史通》内篇《核才》又云：“孝标持论析理，诚为绝伦，而《自序》一篇，过为烦碎”；倘峻原作仅如《梁书》所录，寥寥才二百许字，牢骚多而事迹少，岂得目以“烦碎”？且既病其“烦碎”矣，又何以尤而效之乎？汪中《述学·补遗》有《自序》一首，师《梁书》录峻此篇一节，文笔之妙，青胜于蓝，而误一斑为全豹，亦缘未究司马相如、马融下至刘氏同时江淹《自序》格制也。刘峻字孝标，也是一个博学的人，当时号为“书淫”（晋皇甫谧亦号“书淫”，先于孝标），因为注了《世说新语》，所以至今还有名。他的《自序》一文，见于《梁书》、《南史》本传，而不见载于《文选》，但由于有汪中的拟作，所以也是传诵的名篇。钱先生的这个考证，是指汪中的误谬的，也极为精彩，真可谓“发前人未发之覆”，——假如没有余嘉锡。因为，在余氏的《读已见书斋随笔》中，早有一条考证说：刘孝标《自序》云：“余尝自比冯敬通，而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汪中《述学》有《自序》一篇，自比孝标，李慈铭《越缦堂骈文》亦有一篇，复自比汪中，皆以“三同四异”为词，不更叙平生事迹。然考《梁书》、《南史》刘峻本传，先引其《自序》云：“黉中济济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文选》卷四十三《重答刘秣陵书》下，李善注引刘峻自序曰：“峻字孝标，平原人也。生于秣陵县，期月归故乡。八岁遇桑梓颠覆，身充仆圉，齐永明四年二月逃还京师，后为崔豫州刑狱参军。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后隐东阳金华山。”是则孝标自序全如列传，其体盖本之司马迁、扬雄，故《史通·忤时篇》曰：“刘峻作传，自述长于论才。”（今《自序》中无此语。）《梁书》本传实即采其《自序》之文，特不能如《汉书》司马迁、扬雄传之例，叙明为峻之《自序》云尔，而但录其一节，标为《自序》，遂使人忽焉不察。然本传于自比冯敬通句上固有“峻又尝为《自序》，其略曰云云”，略之为言，明其非全篇也。《史通·核才篇》曰：“孝标持论谭理，诚为绝伦，而《自叙》一篇过于烦碎。”若仅“三同四异”，简亦甚矣，何烦碎之有乎？容甫、爱伯不加深考，以为峻之《自序》文尽于此，并其传前所引两句亦熟视无睹，遂纷然列举同异，以为《自序》。不知自汉魏以来，凡为《自序》者未尝有此体也。摹拟古人文中之一节，首尾不具，号称名笔可乎？（《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76页）撇开文字不说，比较两家所考，钱先生没有胜过之处，而余氏之论因为先作，所以可判为“胜出”。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这一次，又是“发明了雨伞”。不过，余文也略有微眚：一，“黉中”两句，仅见于《南史》，《梁书》本传中是没有的，余氏未能亲检；二，余氏所引的《重答刘秣陵沼书》，题中落一“沼”字，沼为秣陵令，是人名，如非遗落，便是草率删去；三，余氏知李慈铭拟过汪《序》，却不知黄侃也有拟作（黄氏《自序》，见《黄季刚诗文抄》），假如吹毛索瘢，其仅提越缦，就可说“所见不广”。至如文章的批评，则一向是钱先生的擅长，“文笔之妙、青胜于蓝”之评，余氏是见不到、也说不出的，他的“号称名笔可乎”之问，可以休矣。第三次“撞车”，是关于罗虬《比红儿诗》的。罗虬是晚唐人，与同宗罗隐、罗邺齐名，时号“三罗”。据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九载，罗虬为鄜州从事时，因为“争风吃醋”，而“手刃红儿”，后来又后悔，便做了一百首《比红儿诗》，“以追其冤”。钱先生的《日札》第八条（《钱锺书手稿集》第6~7页）尝略考此事，认为《纪事》所载不足信，说：罗虬《比红儿诗》俚鄙重叠，真恶诗也。……按虬自序，仅云“余知红者，乃择古之美色，灼然于史传三数十辈，优劣于章句间云”。诗中亦反复侔揣红之色艺，了无悔恨语，至云：“任伊孙武心如铁，不办军前杀此人。”又云：“若教粗及红儿貌，争敢楼前斩爱姬。”则手刃之说，断出附会。惟末首“花落尘中玉堕泥，香魂应上窈娘堤。欲知此恨无穷处，长倩城乌夜夜啼”，为哀逝之什，足徵诗成于红儿死后耳。而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续》中，也有“罗虬比红儿诗”一条，视钱先生之所考，更为详确：虬既杀其人，又为之作诗，人虽狂暴，似不至此。考其事盖出于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云：“罗虬广明庚子乱后，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节度副使也）属意。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恭以副车所贮（当作伫），不令受所贶。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虽与《纪事》略同，然无追思红儿而作诗之说。案：明天顺本《绀珠集》卷四引《摭言》云：“罗虬避乱，往鄜州依李孝恭。有官妓红儿者善歌，虬为绝句诗百篇令歌之，号《红儿诗》，以百物比拟红儿而作也，行于时。”夫虬既杀红儿矣，安能复令之歌。疑是虬诗在前，红死在后也。（《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第692~693页）又引及明王世贞的《宛委余编》，并断以己说：《宛委余编》卷八云：“罗虬《比红儿》，不过市井间烟花语耳。然《唐诗纪事》谓虬手刃此妓而作诗追悼之，恐误。盖诗语有‘任伊孙武心如铁，不办军前杀此人’，又‘若教粗及红儿貌，争敢楼前斩爱姬’也。恐红儿自以它故死，不由手刃。”王氏此言，取证本诗，凿然有理，可见《摭言》、《纪事》之说皆非也。然其诗第一百首云：“花落尘中玉堕泥，香魂应上窈娘堤。欲知自恨无穷恨，长倩城乌夜夜啼。”实有追思之意，疑此一首为死后所改也。（同前引）《宛委余编》是一部笔记，共十九卷，收入《弇州四部稿》。钱先生夙喜子部杂家，年轻时又早通读了《四部稿》，《余编》自不会不经眼（参见《管锥编》第1405页）。而考论此事，竟不引只字，所言却又与之暗合，这也是很奇怪的。不过，人脑不比芯片，要受遗忘律的制约，钱先生也不能例外；并且，这一节的考证，钱先生也意不在辨伪，而是要论“晚唐习气”，批评周寿昌、平步青等人的“少见多怪”，其不引及《余编》，似可以“从轻发落”。顺便一提，今人号为详博的《唐才子传校笺》，也有关于《比红儿诗》的考证（见第四册第131~136页、第五册第459页），其于余书熟视无睹，于罗诗序略无所辨，视小说为信史，比起钱先生的一时“挂漏”，就真不能够原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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