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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曾将人生境界分成了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中的人犹如植物人，每日所作仅为吃、喝、拉、撒，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天地境界中的人恐怕只有大师或圣人了，如当年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境界方为天地境界。当然，没有修炼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进入天地境界的。 根据当下教师队伍的素质与修养，教师的人生境界不致于是自然境界，堕落到与动物的水平了，不然有辱于一大批“光荣”的人民教师了。但是，教师要进入天地境界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 那是非常人能所及的，因而教师的人生境界大多在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了。 所谓功利境界，即教师人生的目标锁定在名利上，自己工作一辈子只是为了多挣饭钱，捞名誉。相比之下，道德境界则是高一级的人生境界，它超越了名利思想。有这种境界的教师，有着强烈的负责意识，在工作中始终以教育伦理指导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牺牲自己的功利，也不会做违背良心的事。 什么是良心？良心，是我们倾听到的自己的声音，是我们对自己“真我”的反应，是我们做人的起码底线。弗洛姆说：“人的生活越具有创造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大；而良心的作用又反过来增加了人的生产性。人的生活越缺乏创造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微弱。”可见，一个民族有无良心，与其创造性是成正比的。一个民族有无良知，从小事也可处处看出。摩罗曾讲过一个故事，说尼古拉抓获赫尔岑等革命党人后，要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主审赫尔岑，谁知这位将军说：“这些青年是无罪的，我不做违背良心的事，玷污自己的白发。”事后，他退出侦讯委员会，还上书尼古拉要求释放赫尔岑。而在中国，事情竟可达到菲夷所思的地步。秋瑾的叔父竟是她的告密者，更为惨无人道的是，她死后还被百姓吃了她的鲜血。比较之下，我们可以明白，俄罗斯的文化为何会如此灿烂，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精神巨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有良心的民族。当一个民族没有了良心，这该是何等卑贱的民族啊！ 时常有人说，教师这份职业是良心职业，即教育需要良心。然而，良心是因人而异的。一位教师说：“我天天拼命工作，尽量多占学生的课外时间，目的是让学生考高分，通过高考后上大学。”瞧，这是多么有良心！主观上是道德的，却可能在客观上行恶——因为这当中少了价值判断。若没有价值判断，我们又如何保证自己不行恶呢？一个还在蒙昧状态中的，还没有达到良心发现的人，我们怎能对其奢谈什么道德呢？处于道德境界的教师坚守着自己的良心，会以价值判断指导着自己的工作。诚然，每个教师在主观上都想进入道德境界，都希望切实地负起责任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们都进入了道德境界——道德需要价值判断。 一个士兵的责任是杀人，而不必问为什么。他需要做的，就是见敌就杀。在战争中，这位士兵可能是好士兵，甚至可能被授予一枚英雄勋章，如果从战争中幸存下来，这可换取一生的衣食无忧。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士兵只是个悲剧。我不禁想问一句：谁才是真正有良心的士兵？是勇士，还是逃兵？ 屠杀未必一定见血。同上面的士兵类似，教师已成为了分数的工具，靠分数扼杀着生命。若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深刻的意识，也就难以有一种自觉的道德。当教师拼命地扼杀着生命时，他还认为自己非常高尚，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为学生负责，是在为学生创造美好人生，是为学生提升生命价值，是在帮助学生寻得人生意义。在这种逻辑上，他认为自己是功臣，而不是罪人。当一个人制造着罪孽时，他还认为自己带来的是福祉，还躺在自己的功劳薄上，自己的荣誉册上，陶醉于自己的丰功伟绩之中。难道这不是现实么？ 应该说，教师之所以成为牺牲品，有自己的原因。在自己的工作中，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主体感受，没有生命的体验，没有自我意识的树立，没有文化的觉悟，这可归咎于自己没有觉醒——这就丧失了价值判断，也不会道德。但从另一角度来讲，他们也是不自觉地成为了一种社会阴谋的牺牲品。 波氏的观点告诫我们，不要把任何事情当成理所当然，凡事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工作时要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而不要成为了被社会阴谋利用的工具。教师自己辛苦一辈子，连自己的工作的本质也还没有理解，岂不有点可悲？所以，教师应该学会不要跪着教书，学会做一个思想的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不要成为了社会阴谋的牺牲品。 鲁迅先生在《呐喊》中曾有个比喻：一群被关在铁屋的人浑浑噩噩，昏昏沉沉，他们虽然还没有毙命，可是已经无力自救而濒于死亡了。现实中的教师，显然是一群被关在铁屋里的人。他们靠谎言换取着面包，津津有味地盘算着面包的数量，自我意识与生命体验丧失殆尽，俨然已成为了行尸走肉。 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教师们要么自己醒来，要么就平静地死去吧。 备注：本文来自网络空间，作者为郑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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