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书目 作者简介：郭静云（Olga Gorodetskaya），女，犹太裔，现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珠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知名汉学家，主张通考考古、历史、艺术、文献、古文字等所有史料，以一手史料为基础进行历史复原，在中国上古及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中独树一帜，提出中国原生文明长江中游起源学说，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分享者：刘学 思考者 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 1. >>>引言<<<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我分享的题目是“淘史，寻找传统”。一般大家只说淘金，在上古历史中其实也可以淘到珍贵的金，那就是寻找多元的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我国上古的历史话语中也充斥着误解、编造、虚假和神话，所以也需要淘“屎”。 历史的“史”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写作一只手举着一个中字形的工具，有的时候也在中字顶端画两个飘带，颇类似后世苏武出使他国的时候举着的带飘带和旄球的使节。所以甲骨文专家认为“史”在殷商时期指的是“使”，也用作“事”，有使必有事。但殷商时期肯定不用作历史的“史”。据郭静云教授这本书中间对中国上古历史时间观念的考察，上古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循环的，春天后面是夏天，夏天后面是秋天，秋天后面是冬天，冬天后面是春天，绕圈，不是直线的。直线的历史时间观念很晚才形成，最早在周朝晚期，比较明确的是春秋时期。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这本书，要研究的正是有历史观念之前的中国历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古史，特别是殷商之前的历史。这段历史一直以来是以神话的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殷商之前无信使，国际史学界也不承认殷商之前三皇五帝尧舜禹以及夏朝的“历史”，一般认为那都是神话。郭静云教授这本书叫做“从神话到史实”，就是针对这一点。 要从神话走向史实，必须有大量坚实的考古作基础。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取得重要成就的现代中国在考古领域的大量积累，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取得的爆发式的成果，包括汉江到武汉的江汉平原区域的考古成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武汉的盘龙城，这些成果构成了郭静云教授这本书的基础，为上古历史从神话走向史实的探讨提供了可能性。 我个人对于历史、上古史的研究是外行，但是近些年的一些专业困惑、现实困惑都让我不由自主地想探寻上古“中国人”生活的真实面貌。所以我在2016年买了这本2013年出版的书，只不过到2018年的现在才来读。买书容易读书难啊。 读完这本书，我的总结是，这本书是对上古历史的系统颠覆，彻底颠覆了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的一元线性历史话语，彻底颠覆了黄河文明作为“中国”的“母亲”，彻底颠覆了上古善治的话语，打破了老子、孔子及中华后人的崇古信仰，彻底颠覆了上古文献史学的方法论。其中核心的观点包括，提出以汉江下游为核心的江河中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而殷商王族是从黑龙江以北的草原地带入侵黄河中原的游战民族。由于这本书得出的一系列结论的颠覆性太强太系统，因此这本书引来的争论也是空前的。 受这本书的颠覆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社科院许宏研究员所主张的二里头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理论，也就是证经补史的史学所论证和期望的黄河中游的尧舜禹及夏朝的历史话语。所以许宏在新浪博客连发11篇文章，主要是在反驳郭静云教授的论证。 不过，许宏对郭静云的这本书也有正面的总体上的评价： 郭静云教授的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洋洋70余万言，建构起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中国学者认知的古史解释方案。在中国考古学学科面临转型，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我们学界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的时候，这本书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从中可以感受到某种震撼。因此，我热诚地欢迎这本著作的问世。无论如何，它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研究史上，都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许宏评价》 从这个评价我了解到，中国考古学面临学科转型，要从证经补史的研究思路、方法转向以考古史实为基础和出发点，也就是“从神话到史实”。而一旦以考古为基础和出发点，不试图去论证国学经典所叙述的上古史，就会有惊天动地的发现，所以许宏说感受到郭静云此书带来的“震撼”。 夏商周考古，从其定名看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注重“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研究”，或者可以说是“王统的考古学”。下一步，应该超越传统的思维，以考古学为本位，构建可与全球文明史研究接轨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使这⼀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转型而得到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郭著超越传统思维的宏观建构，有助于消解既往的主流话语体系，营建多元研讨的学术氛围。 许宏评价 这就说的很清楚了，考古学的转型就是转向以考古为本位，构建中国文明史，而不是去论证夏商周的王统。所以可以说，“夏商周”这个表达就是一个套，它把上古史的研究套在中华王统一元史的范围和视野里面。而郭静云的这本书，则超越了一元史的话语，即超越了传统思维的宏观建构。 2. >>>阅读缘起<<<  人们关心历史一般是在盛世，或者乱世。所谓盛世修史。当然也有乱世修史，比如清末民初。盛世是崛起之际，需要历史来充实文化自信。乱世人们关心历史，则主要是寻找新生的契机和可能性。当下中国正是崛起之际，所以在20世纪末我们有夏商周断代工程，21世纪初的十多年我们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自清末以来也一直处于大转型时期，所以研究历史也有认识自己以求新生的功能。 在新闻传播的专业领域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我发现很多问题的理解都跟历史、传统有深刻的联系。为了理清专业困惑和现实困惑，我开始淘史，寻求历史的帮助。 比如我们国家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那么如何理解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里的法与德的概念，如果用英美的观念来释读，就无法理解法治与德治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但如果放到中国传统的礼治观念中去看，则法与德都服于礼，很多事情就好理解了。在新闻媒体领域，我们的做法和政策很多都是在通过对德的强调和彰显来维护礼。比如典型人物报道对“德”的强调。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在报道中主要表现出来的是高尚的共产党员的道德情操。我们也会整顿鬼畜。为什么要整顿？因为鬼畜在不知不觉之中消磨掉人的恭敬、敬畏之情，整顿鬼畜才能强调和建立恭敬之德。人的恭敬和敬畏之情是需要不断地训练和维护才能建立起来。 比如我小时候老人会训诫不能用手指太阳，也不能指月亮，这些规矩从小训练人的恭敬敬畏之情，太阳和月亮是天，不能指。那么君王也不能用手指，长辈也不能用手指。这就是敬畏。道德基础上的礼治秩序，极其需要人的敬畏之心。心中没有敬畏，德治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整顿抖音，也是为了净化道德环境。我们还禁止恶搞历史人物，更是直接为了维护道德传统。比如诸葛亮，在礼治秩序中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楷模，可是诸葛亮与王司徒对骂的鬼畜，会顷刻间毁灭道德楷模作用。我们的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德治国的组成部分，所以如果用监督政府和传播信息的视角来看，就会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 如何理解儒法互补的礼治传统？这需要到中国历史中去淘史。我国从汉朝汉武帝尊儒术开始，逐渐形成后来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基本国策：儒法互补的礼治秩序。而礼治更被考古学前溯至殷商、尧舜时代玉质礼器和青铜礼器在国家、邦国秩序中的制度化功能。 于是我开始读《尚书》，中国最早的一本史书。《尚书》在比较古的时候直接叫做《书》，据说是上古原生的历史记录文献，后经孔子编订成书。考虑到记录历史的观念应该是西周晚期才有，因此《尚书》所收的尧舜禹、夏商和周早期的文献应该是离孔子很近的前辈先贤所写，或者干脆某些内容就是孔子所写也有可能。经秦朝焚书坑儒，孔子编订的《尚书》旋即失传。进入西汉尊儒，《尚书》复又被收集、发掘、作伪，聚讼纷纭，真假迭出。但这不妨碍官方编定的版本之确立，并被定为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最早的五部经典之核心。甚至无论真伪，《尚书》代表的都是真的文化传统。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中，杨修主持月旦评的时候，司马懿的弟弟上去点评《尚书 · 咸有一德》，被杨修以当世大儒郑玄已认定“咸有一德”为伪作而指司马懿弟弟的文章不值一评。司马懿立即登台反驳杨修道，“咸有一德”一文上可规劝君王，下可教导庶民，即便是伪作，也值得恭敬地研究阐发，这关乎做学问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真实的传统。 《尚书》开篇 “尧典第一”，写道：“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说，尧首先修明自己的美德，然后使九族和睦，平等地对待百姓氏族。百姓顺从他的诏命，从而统理天下千万个邦国。这段关于帝尧的叙述，正好对应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逻辑。这么巧！如果说“尧典”是尧之世的文献，就太巧了。它实际上只能是有了修齐治平的思维逻辑之后，反推上去对帝尧的叙述。从科学历史的角度来看，“尧典”无疑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它在德治叙述中却是“真实”的，代表着德治话语对历史教化功能的真实需要，也可以说在本质上是真实的。说到本质上的真实，学新闻媒体的同学应该不陌生。 通过《尚书》这种传世文献能不能发现上古的真实传统？很难。 郭静云教授在书中说，上古的历史只有一个叙述者，而且还是后世的转述者，又被叙述为一元的历史，我们找不到上古人自己写下的文献，也找不到主流王权之外的邦国留下的文献作为旁证，更找不到儒家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文献来对照，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从出土文物的考古学视角去还原史实。 尚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有不少知名学者提出中国历史必须重写了。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考古领域取得的巨大成果，包括大量上古遗址的发掘和现代科技的运用，使得重写上古历史越来越具有现实性。我们也有更多的线索去思考，尧舜禹禅让是否可能，文王周公为政以德是否可能，上古美政是否可能，还包括上古的“中国”有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和智慧，如果有，它又是如何失败和被遮蔽的。 个人主义在中国后世传统中的失败是很明确的。这种失败包含着念念不忘，但又很无奈而肯定地放弃，且时有悲叹。清朝人编辑的《古诗源》开篇第一首是“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歌作为古诗传统的开篇之作，转写自晋朝皇甫谧的著述，令人想象礼法秩序中的古人如何遐想上古之人的个人主义美好生活。晋人、清人在越来越严密的皇权统治之下，莫不也是在托古言志，念念不忘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初心。这种初心也很明确地表达在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只不过陶渊明的寓言意味很确定：“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这正是中国传统无奈而肯定地放弃。 但是如果百度地图搜索“桃花源”，可以发现当今的中国有非常之多的地名、商家名称使用“桃花源”这个词，排第一位的是重庆市，有6219个，湖南常德市有1960个，深圳市有706个，江苏苏州市有595个，盐城市有493个，广西南宁市有419个，这是排名前六的城市。说明至今人们念念不忘。但如果看看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中间司马懿的失败，看看张艺谋的电影《影》中间的无望，就又发现无奈而肯定地放弃之后的悲叹。司马懿一心想和张春华回老家种田安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但是最后无法自已地滑向披头散发阴险狡诈亦疯亦魔的结局。《影》里面更没有半点个人幸福可以期待，水墨装点的杀戮可能暗喻着绝望。我们不断地自我告诫，个人主义的生活是无望的。 不信任“桃花源”的另一面，崇古尊经成为了深入骨髓的传统。崇古尊经是礼法秩序的基础，上古神话的信仰则是崇古尊经的基础。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都以尧舜善治神话为自己论说的一个重要根基，各有所取。经过两千多年的训练，中国人的崇古尊经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比如刚刚过去的夏天，武汉街头有不少冬病夏治的保健医疗摊位。冬病夏治、暑热驱寒，这样的信念如何能够形成？我在一家医院看见宣传冬病夏治的招贴，第一句话是引用《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然后再说冬病夏治。这种叙说习惯，就颇类似先说一句马克思如何说，然后再讲具体事情。对《黄帝内经》的绝对遵奉，以及这本医书假托黄帝之名，都是崇古尊经的习惯的一部分。西汉的《淮南子·修务训》有段话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问题是，世俗之人如何养成尊古而贱今的风俗的？这依靠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训练，因为人并不会天生尊古而贱今。《论语》开篇第一句讲“学而时习之”，这是重中之重，学习了再不断地练习、实践，就可以形成一种情感、习惯、风俗。 上古的话语，神话或者史实，关乎中国的传统和未来。 3. >>>主要内容<<<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上编，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 中编，政权承前启后：殷周王室的关系； 下编，殷商文献中历史观念形成脉络考。 上编 上编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占绝对优势篇幅，也是最能带来“震撼”的部分。这一部分集中探讨殷商文明的来源。 核心结论有两个。第一，汉江流域的“江河中原”联合城邦古国是殷商之前黄河、长江流域的主导性文明，并是形成殷商文明的主要来源；第二，殷商王族是来自黑龙江以北草原的游战民族，盘庚南渡渡的是黑龙江，然后定都殷墟，自称大邑商。这是本书扔向上古史学的震撼弹。 中编 中编探讨殷周王室的关系，其结论是周王室与殷王室其实是同族，并非像后世传讲的周代商那种革故鼎新。其中关键的证据比如周文王曾多次参加殷商王族的祭祀，并主持过祭祀，而且周代商之后周仍然祭祀相同的殷商先祖。后世强调周与商的不同，是为了借周文王、周公建构德治意识形态的话语。 下编 下编探讨殷商文献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这里郭静云教授区分了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不同。自然时间观念是一种时间循环的观念，而历史时间观念与此不同，历史时间是线性往前的时间观念。本书的结论是，殷商时期虽然有甲骨卜辞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记录历史的观念存在。西周青铜鼎簋铸文虽然有比甲骨卜辞稍详细一点的事件记载，但这种记载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祭祀。历史时间观念直至周晚期才开始形成，比较明确的是春秋时期各国的史官记言记事和史书编纂。 鉴于这本书篇幅太大，考古的细节太多，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读上编的三点收获和认识，而且上编也是这本书的核心。 导论与研究方法问题  导论部分该书说的很明确，要脱离传统一元观点的历史和传说记载，依循考古线索，探求殷商建国时的景况，从多元的考古现象中观察历史发展的可能性。 这里的一元观点的历史和传说记载，指的就是传世文献所塑造出来的尧舜禹禅让、夏商周王权一统与沿革的历史和传说记载。在这个一元叙述中，德为核心的礼治是儒家建立并被传述的叙述框架。 我国传统的上古历史研究，基本是文献史学，也就是运用传世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理出上古历史的脉络。1910年代，王国维辨识了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从而开创了运用出土文献证明和补充传世文献的证经补史研究方法，又被称为二重证据法：传世文献 + 出土文献。由于出土文献的上限是殷墟的甲骨卜辞，因此这个方法无法研究殷墟之前的上古历史。人们一般据此说，殷墟之前无信史，包括传世文献中说的早商、夏朝、尧舜，我们至今没有证据说它们是可信的。 因此一直以来我国考古界致力于去发掘和论证早商、夏朝乃至尧舜的历史，比如20世纪末我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取向，仍然是很明确的证经补史的思路。 由于殷墟之前无系统的文献出土，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急于用只言片语的出土文献来论证传世文献的讲述。比如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个破损的陶罐上面有红色书写上去的两个字。其中一个字比较明确，应该是“文”。另一个字争论较多，但是有不少人乐于把它释读为“尧”，因为有的考古人员就等着在传世文献蛛丝马迹所描述的这一代发现尧的都城。“文尧”两个出土的字，似乎能够提供某种证据，证明陶寺古城就是尧的都城。而且《尚书·尧典》中有记载：“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正好有文、尧两字。且同一篇“尧典”还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正好，在陶寺遗址发现了观测日出方向确定节气的观象台遗址，2009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员确证了其观象授时的可靠性。这就提供了文献之外的一重实物证据，使陶寺古城与传世文献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可期待。 如果出土文献和出土文物足够有说服力，那么配合传世文献，就构成三重证据法。当然近年也有学者借鉴人类学方法，再增加一重口传文献和风俗的证据，构成四重证据法。比如，如果陶寺遗址周边能够发现仍遗留有传世文献或者出土文献记载的某种独特风俗，那么就可以构成新的一重证据证明陶寺遗址是尧的都城，从而也从根本上确证尧的存在。 我国在1996年启动、2000年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使用的还主要是以传世文献为主，结合出土文献、现代检验科技和天文学进行研究的证经补史方法。该项工程成果报告简本发表后，引起不少质疑，最终报告未获通过。 于是我国在2001年启动了后续的一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于2016年结项。该项研究转换了研究方法，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意味着从文献史学的证经补史转向考古为本位的研究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情不自禁地会走向证经补史，即许宏研究员所说的为王统历史提供论证的取向。今年5月28日，国新办举行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发布会。该工程的核心成果包括：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在方法上则彻底以考古为本位，探寻有文献记录之前，也就是殷商之前“中国”历史的可能性。 汉江流域的“江河中原”是殷商之前 “中国”文化的主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把上古殷墟之前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3800到-3300年为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也是石器时代；公元-3300年到-1800年各地区陆续进入文明阶段，出现国家，此阶段开始出现青铜器，称为铜石并用时代；公元-1800年到-1380年，青铜器的使用更加普遍，也称青铜时代，此时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石器时代的文明起源时期，主要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5000/-3000）、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4400/-3300）、东部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5000/-3000）、东北的红山文化（-4700/-2900）。  铜石并用时代各地区开始出现国家，主要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3300/-2000）、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2800/-2000）、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2500/-2000）、西北的齐家文化（-2500/-1500）、山西的陶寺遗址（-2300/-1900）、石峁遗址（-2300/-1800），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遗址（-3000/-2600）和石家河遗址（-2600/-2000）等。其中明确具有国家属性的重要考古文化类型包括良渚、龙山、三星堆。奇怪的是这一阶段洛阳、郑州周围的中原地区并无重要的考古文化发现。 传世文献记载的尧舜禹所处的正是铜石并用时代。如果尧舜禹禅让，那么他们应该属于同一个早期国家。但是后世所传尧舜禹的陵墓却呈距离很远的三角分布，而且属于不同的早期国家。尧陵在陶寺遗址附近，属于陶寺古国；另一处尧陵在山东境内，可能属于龙山古国；舜帝陵在湖南南端，可能属于汉江、湘江流域的古国（郭静云教授的这本书称其为江河中原古国，后来成为楚国）；禹陵在浙江，属于良渚古国。 郭静云教授的研究认为，尧舜禹可能原本就是不同古国的先祖，殷商王族从东北入主中原建立最早的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把不同古国的先祖和神的信仰、传说融合在一起，后经周的中央集权一统的建构和强化，尧舜禹便不仅和平相处，还同属一国而相互禅让。这就把 “满天星斗”的不同早期国家在信仰上整合为一元线性的礼制大一统叙事。 汉江流域的屈家岭和石家河区域近些年的考古发现颇丰，有些学者认为该区域也是一个早期国家。  青铜时代的主要考古发现有洛阳、郑州区域的二里头（-1750/-1500）、二里岗（-1500/-1300）遗址，长江中游的盘龙城（-1870/1300），长江上游的三星堆（-1600/-1300），长江下游的马桥（-1900/-1100）。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讲青铜时代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周辐射文化影响力，讲的便是二里头、二里岗的文明形态。 按照传世文献的说法，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的“中原”是尧舜禹和夏朝、早商活动的核心区域，构成“中国”文化的源头。根据传世文献的线索，考古学界有意识地在黄河冲出三门峡之后、现今洛阳和郑州一带发现了二里头（约公元-1750年到-1500年）、二里岗（-1500/-1300）遗址。从时间上来看，正好与殷墟（-1380/-1100）相衔接。根据遗址的年代测定与传世文献的年代推测，以及相关文物的线索，大部分考古界的学者猜测或者认同二里头为夏朝的都城，代表性人物是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当然，由于缺乏出土文献，二里头作为夏朝的都城、最早的“中国”仍是一种推测。 进入21世纪以后，长江中游武汉边上的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有不少收获，盘龙城逐渐显现为一个在当时有显著地位的城市。许宏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在坚持二里头夏朝引领中国文化的认识中，把盘龙城看成二里头夏朝的一块飞地。夏朝远距离建立盘龙城，是为了控制和获取盘龙城东南江西省界周围的铜矿，铜矿用于冶炼青铜器，而青铜器被认为关系国家存亡。因为青铜器制造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科技，可用于军事，更重要的是铸造青铜礼器，包括国之重器青铜鼎，国运之所系，类似现代的核弹威慑。当然，礼器在当时发挥作用的具体情景和细节我们无法知道。 到底是二里头控制和影响盘龙城？还是盘龙城控制和影响二里头？前者符合传世文献的叙述，后者正是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这本书带来震撼的关键所在。  这本书认为屈家岭（-3000/-2600）、石家河（-2600/-2000）和盘龙城（-1870/1300）构成了殷墟之前存在于汉江流域的一个连续的文明，江河联合城邦古国——江河中原。 关于早期国家文明形态的认定，李伯谦在2010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语境的参考标准。该标准包括：聚落规模出现分化，聚落间有上下统辖关系，大型聚落有较大的辐射半径，发现大型城墙，有大型宗教活动中心，墓葬规模出现分化，发现象征最高权力的器物，出现垄断性的文字使用等。按照这个标准，考古界基本认定良渚是一个早期国家，因为近年在良渚发现了超大型的水利工程，说明良渚古国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水平已经非常高，而且良渚有很明确的社会分化和代表最高权力的玉钺和玉琮等特征。 郭静云等学者认为，石家河时期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以北区域人口稠密，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远比黄河中原区域发达，而且聚落连续密集，生活质量比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等区域更高，聚落间有明确的大小分化，已构成了以石家河为中心的早期国家。李伯谦说：“全面观察分析，公元前2600-2300年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在此前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长江中游地区已由酋邦（古国）演进到了王国阶段。” 这本书认为盘龙城承续了石家河文化，江河中原成为更为成熟的国家形态。盘龙城、石家河区域的古城城墙多是圆角，整体略顺时针方向偏移。而且城墙的修建多临湖临河，既利于防御和水上交通，又有水利灌溉的治理。 治水是水稻种植为主的江河平原国家的大事。本书指出，传世文献记载的大禹的时代（公元-2000年左右），全球气候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北方变干变冷，蒙古草原干化沙漠化，黄河流域降雨也减少（造成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人口南迁，人口密度下降，没有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可参看“铜石并用时代主要考古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禹如果真实存在，他在黄河流域应该无水要治。而且黄河和长江这种大江大河，在现代进行治理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大禹的时代如何进行治理。可是长江流域在禹的时代降雨变多，江汉平原和江南地带正是治水英雄能用武之地。江河中原的城市建设、水利建设和良渚的大型水利工程，都为长江流域的英雄治水提供了气候依据、实施的可能性和考古证据。加之禹陵在良渚古国的附近，屈原的楚辞也把大禹当作楚国的先祖来咏唱，所以治水的大禹如果存在，更大的可能性应该是楚国的前身江河中原古国或者良渚古国的治水先祖、英雄，商周时期则被整编进商周史话。 本书上编花了最大笔墨比较江河中原的石家河、盘龙城与黄河中原的二里头、二里岗，结论是：二里头、二里岗受江河中原文明影响和控制，是江河中原古国的北部边防城，用来抵御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侵扰和掠夺。郭静云教授提出了一系列证据，由于考古学证据繁复，我只说一说印象比较深的几个方面，而且综合了郭静云在此书出版之后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江河中原的屈家岭和石家河的水稻产量远高于黄河中原的主要农作物黍和粟（小麦尚未从西亚传入），能养活更多的人，所以江河中原区的聚落密度、人口密度远高于黄河中原，也提供了更高质量的生活。比如屈家岭文化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院落式土坯砖房，同时期大汶口文化则居住半土穴式房屋；纺轮和细薄的“蛋壳”彩陶在同期也最为精致。考古也明确发现水稻顺着汉江北传（良渚区域的水稻种植技术也顺着淮河和海路北传），应该为增加黄河中原区的人口密度提供了农业基础。石家河文化发现了小型的青铜用具、铜片、铜矿粉和坩埚，时间大约是公元-2400，说明有独立的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江河中原的盘龙城的宫殿宗庙区（1.2平方公里）比二里头的宫殿宗庙区（0.12平方公里）更大，甚至比殷墟的宫殿宗庙区（0.7平方公里）还大。石家河出土的作为礼制象征物的牙璋年代也早于二里头、石峁和龙山的牙璋，石家河玉器的雕刻技法也比良渚玉器雕刻更加复杂精细。 贰 江河中原从屈家岭到石家河、盘龙城有连续的文化传承，而二里头没有连续的文化传承。因此当盘龙城的出土陶器器型与二里头、二里岗基本完整对应的时候，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盘龙城影响了二里头和二里岗的日常生活样态。  叁 青铜器的对比。与陶器主要反映日常生活样态不同，青铜器因为在殷商之前主要是用作礼器来象征和维护国家政权，因此青铜器的对比在说明国家主导性文明方面更加重要。从数量来看，盘龙城出土青铜器有400多件，二里头出土青铜器104件，二里岗出土28件。所以数量上江河中原的盘龙城占绝对优势。从青铜器的器型来看，盘龙城的青铜器比二里头和二里岗同期的青铜器器型更加丰富，后者有的盘龙城都有，盘龙城有的后者却不全。这极容易让人得出结论，盘龙城在青铜器方面优于并且直接影响着二里头和二里岗。  很多学者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测量方法研究了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岗的青铜器来源，发现盘龙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范围与二里头中晚期、二里岗时期和殷商早期的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范围接近。[1]马江波等人的研究也揭示，盘龙城与二里头中晚期、二里岗和殷墟早期的青铜器在金相分析、合金成分、铅同位素比值方面相近。[2]这都说明盘龙城青铜器与二里头和二里岗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甚至被殷商早期继承。这种联系如何去解释，正是二里头最早中国说与江河中原说的分歧所在。许宏等学者把这种联系解释为二里头作为夏朝都城的正统地位对远距离的盘龙城的文化辐射，或者盘龙城就是二里头夏朝建立的获取江西铜矿资源的飞地。但是，如果坚持此说，就无法解释为何二里头夏朝中晚期的文化与作为早商都城的二里岗一脉相承，而早商二里岗为何与同为商朝的殷墟的考古学文化不连续。 二里头和二里岗与后续的殷墟，在考古学文化上并不连续。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指出，二里头和二里岗作为江河中原的北部边防城，其文化类型在后期越来越受到黄河以北文化的影响。二里岗上层开始出现鹿骨坑、人骨坑，说明游牧与战争成为二里岗后期的常见现象，这有可能来自气候变冷不适宜农耕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北部游牧民族的影响。从青铜器中礼器与兵器的比例来看，二里头、二里岗区域礼器占80%，兵器只有15%，而殷墟青铜器中兵器多于礼器。从兵器类型来看，殷墟有草原兵器，郑洛区域没有。殷墟有大理石礼器，郑洛区域没有。殷墟有老虎和牛崇拜，郑洛区域没有。殷墟有大量人殉和人牲，郑洛区域仅3%的墓葬有人殉，人牲多为单人。殷墟有马车，郑洛区域无马。殷墟有系统的甲骨文，郑洛区域无系统性文字。纵上来看，二里头和二里岗与殷墟文化呈现出很强的断裂，而二里岗如果是早商，它不应该与殷墟大邑商不连续。 关键词：这类证据导出的结论是 二里头和二里岗是江河中原国家的北部边防城，而殷商是来自东北的入侵民族。因此作为信史的殷墟大邑商的文化与被认定为夏朝和早商遗址的二里头、二里岗的考古学文化不连续。 殷商王族是来自黑龙江以北草原 的游战民族 关于殷商王族来源，这本书提供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证据是殷墟二期（武丁时期）出土的马车。在殷墟之前，我国考古没有发现过马。马从驯化到变成生活习惯和战争方式的一部分，不可能突然实现，最大的可能是外族入侵直接带来的生活习惯和战争方式。而且殷墟所处的黄河以北地区当时不适宜农耕，二里头夏朝和二里岗早商没有理由越过黄河北上不毛之地定都。只有不事农耕的驾马的游战民族才不介意这一点。 全球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野马驯化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柏台（Botay）文化（-3500/-300）。考古发现最早的双轮马车出土于俄罗斯的Oblast de Cheliabinsk，此处离哈萨克斯坦柏台较近，属辛塔施塔（Sintashta）文化（-2100/-1800），是公元-2026年左右的一处陪葬马车。殷墟出土了与辛塔施塔文化类似的用马作礼器的墓葬的方式。同时，殷商的生活习惯带有比较重的东北夏家店文化的影响，因此殷商王族极可能是从东北进入中原的。郭静云教授的这本书认为是从俄罗斯的阿穆尔草原跨过黑龙江进入中国。 殷墟甲骨卜辞自称为大邑商，即殷商。殷商应该是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方法，实施了文化大融合策略，广泛整合了各地、各属国的文化元素、神祖信仰，并把神的信仰宗教化、礼仪化，建立了影响广阔的世俗化集权国家。郭静云教授认为，其中文化融合的主要来源是江河中原，包括通过借用江河中原的文字和符号改造为殷墟甲骨文。比如江河中原石家河的神目纹对眼睛的刻画方式，被借用到甲骨文中涉及眼睛（目）的文字写法中去。 殷商作为从东北入侵的游战民族，能解释为何传世文献讲早商有多达十几次迁都——游战民族本身就游战不定。也能解释为何殷墟甲骨卜辞没有向东北方向征伐的记录。还能解释为何传世文献说盘庚南渡定都，都城却在黄河以北的殷墟。郭静云教授这本书的解释是盘庚南渡黑龙江，入侵中原定都殷墟。也有人解释为南渡辽河。 读后思考 作为一个寻找上古中国传统的考古学的外行，读完《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之后感受到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上古史学、考古学水太深，一时半会很多问题理不清，还可能犯了常识性的基础错误而不自知。但既然是探寻，就不必害怕进行一定的思考。 从考古发现来看，祭祀礼器在殷墟之前的早期国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玉石牙璋、玉琮等非武力象征的物品在早期国家内和国际间发挥着一种和平的礼的功能，后世所谓能化干戈的玉帛。这似乎表明，中国特色儒法互补的礼治传统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祀即礼，要解决的是国之正当性的问题。殷墟之后的商、周仍然极为注重祭祀神祖，只不过从商纣王只信祭祀而无德变为周朝既强调祭祀又强调德治的正当性功能。至孔子已敢于说自己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孔子仍然乐于主持和参与祭祀，所谓祭神如神在，实则取祭祀中礼的功能，分别秩序，培养敬顺。 就像我们现在开大会，并不一定真的要在会上传达“讯息”（完全可以发群文件），而是大会本身就是讯息，通过会场分别座列的主次秩序，通过会议仪式和议程培养敬顺，形成尊卑主次有别但是又相互共存和依赖的感觉、信仰（也是一种幻觉）。开会如祭祀。当祭神“如”神在的时候，祭祀的正当性功能便世俗化成了礼。儒家正是在人们越来越不信神的时代成功地推动了政权正当性从神祖祭祀转向世俗化的礼，从而以德治握住了道统。碰巧的是，“儒”这个字的甲骨文从大从水滴，表达的就是主持祭祀的人在祭祀前洗澡。所以儒家是祭司传人。 但是礼制在殷墟之前的考古中的发现和彰显，极可能一方面是继续在证经补史的方法论里面打转，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玉和青铜器比其他物品在物理上更耐保存而形成的幸存者偏差。 即便礼制是上古早期国家的基本传统，那么，五千年了，就继续，或者五千年了，就改改，也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我总思考却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从神话到史实”，当科学史学有朝一日真的颠覆了发挥信仰功能的神话“史”的时候，国人如何更新精神信仰。因为有个规律是，当人不相信神或者没有神可信的时候，如孔子，他就会在世俗的当世或者历史中找一个或者造一个神来信，这正是上古神话“史”的部分由来。欧洲和美国的现代共和和自由制度建立在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之上，我们从神话走向史实的时候，也不可避免要从史实走向新的神话。 思考 引文注释
本期编辑：赵义凡 随波逐流，每周与您一起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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