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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互联网是能让我们所有人变聪明的，但实际上它却让我们很多人变愚蠢了，因为互联网不仅是好奇者的吸铁石，还是轻信者的落水坑。互联网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即时专家。你有学位？呵呵，我有谷歌搜索！ ——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 反智时代，专家已“死”？ 你问任何一个职业人士或专家，是什么导致专家之死，大多数人会立刻指向同一个罪魁祸首——互联网。过去人们需要咨询某个领域的专家的建议，现在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关键词，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答案。如果你能靠自己获取信息，那又何必去依赖那些比你有更多教育和经验的人——或者更坏的情况，还得预约？ 胸痛？问问你的电脑。“我胸痛是为什么？”在0.52秒之内就会搜出超过1100万条结果（至少在我用的搜索引擎上是这样的）。一连串信息充斥在你的屏幕上，各种忠告纷至沓来。你的医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以为他是谁啊，怎么能和你面前热情洋溢的屏幕争个高低，屏幕不到一秒就能回答你的问题。
尽管恼怒，但专业人士可能会认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受到挑战，互联网不是首要原因。与其说是互联网导致专家和外行之间的沟通崩塌，不如说是互联网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在通往学识渊博的道路上，互联网提供了一条捷径。网络上有源源不断的事实可供搜索，人们以为这些事实堆砌起来就是专业知识，就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以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 专家都知道，事实不等于知识和能力。在互联网上，“事实”有时候还不是事实。在抵制现有知识的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战斗，而互联网就像是炮火增援：持续不断的随意轰炸，互不相干的信息像雨点一般砸在专家和老百姓身上，震耳欲聋，任何想要进行理性探讨的念头都在枪林弹雨中灰飞烟灭。 互联网用户创造了很多幽默的法则和推论来描述电子世界的讨论。不管辩什么话题都要带上纳粹德国，就是高德温法则（Godwin’s Law）和希特勒归谬法（reductio ad Hitlerum）的灵感来源。网友的观点往往都根深蒂固且无法改变，这就是珀梅尔定律（Pommer’s Law）的根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想法会被他／她在互联网上浏览的信息所改变，那这种改变本质上都是从没有观点到持有一个错误观点。 但是谈到专家之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早在个人电脑还没有问世时就已经存在的法则——史特金定律，是由传奇科幻作家西奥多·史特金（Theodore Sturgeon）提出的。 在20世纪50年代初，品味高雅的批评家贬低通俗文学的质量，尤其针对美国的科幻小说。“他们认为科幻和奇幻写作是文学贫民窟，他们对此嗤之以鼻，说大多数都是毫无价值的。史特金愤怒地回应，说这些评论家把标准定得太高。他说，大多数领域的大多数作品，质量都低，包括当时人们眼中的严肃作品。“任何事物，90%，”史特金宣判，“都是垃圾。”
▲西奥多·斯特金（1918-1985），被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幻作家之一，与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同为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奠基人与代表人物。 放到互联网领域，史特金的90%定律可能还是虚报低价。整个互联网的规模和容量之大，以及互联网无法自动区分有意义的知识和无聊的噪声，都意味着优质信息总是会被冗余数据和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淹没掉。 更糟糕的是，无法跟上互联网的发展变化，就算有任何团体或机构想尝试，也是无路可寻。1994年，线上网站不到3000个。到了2014年，网站数量超过了10亿。其中大多数都是可以搜到的，而且会在几秒钟内就呈现在你眼前。 好消息就是，就算史特金定律成立，那也还是有1亿个优质网站。这就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大型新闻报刊、智库、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页，还有大批科学、文化、政治界要人的网站。当然，坏消息就是，只有在海量冗余信息的暴风雪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方能重见天日，找到这样的信息。 然而搜索出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质量参差不齐，有时候看似合情合理，从表象上看，似乎这就是知识，让人们误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其实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句老话说得对：真正会让你受伤的，不是你不了解的那些事，而是事实并非你了解的那样。 社会，正在“粗鄙化” 今天，在互联网世界走马观花——被普通人误解成“调研”——让民众和专家、专业人士之间的互动变得很艰巨。 这时证实性偏见成了罪魁祸首：虽然网络上的很多故事都是假的或不准确的，但10亿个故事里，总有一次谷歌是对的，而专家是错的，这样的故事就会像病毒一样疯狂传播。比如，2015年有一个悲剧性的案例，一个英国青少年被医生误诊，医生还跟她说：“不要再去谷歌你的症状了。”这名病人坚称自己罹患一种罕见的癌症，但可能性被医生否定了。结果，她是对的，医生错了，而她，死了。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8岁女孩达西（全名Darcy McGuire）曾被误诊4年，实则患上了罕见的癌症脊索瘤，于 2019年医治无效离世。 这名英国少女的故事轰动一时——一个罕见的错误或许让许许多多人相信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这种故事刚好往大众证实性偏见的无底洞里填点儿料，助长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愤世嫉俗，也巩固了他们的错误信念，以为解决问题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 但对自己获取的知识有错误的判断，会让专家的工作很难开展。如果人们相信自己花一个早上的时间去搜索，就能掌握别人花10年学到的知识，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开窍的。和外行说上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专家的心沉下去，比如听到他们说“我已经上网搜索了一下”。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的一项研究发现，互联网用户“在网上看东西的时候，用的不是传统阅读方式，有迹象显示，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阅读’方式，也就是用户‘快速浏览’标题、目录和摘要，以达到速成。似乎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避免传统的阅读方式”。这实际上是与阅读对立的，目的不是学习，而是赢得辩论，或者证实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 孩子和年轻人尤其易受这种倾向影响。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他们“对互联网还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没领悟到原来集结在互联网上的资源都来自四面八方，出自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们几乎不花时间去认真“评估信息的相关性、准确性或权威性”。因为搜索引擎的服务“提供了一种熟悉但更简单化的方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老师和专家也难以抵挡同样的诱惑。研究表明，“快速浏览和查看，似乎适用于所有人。摘要在上了年纪的研究员当中的流行程度，也是相当暴露问题的。” “社会，”伦敦大学学院的作者们总结道，“正在粗鄙化。”
集体智慧存在，但观点不等于事实 专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教授、知识分子和其他饱学之士的建议，普通人每天也还是在努力生活着。 的确，互联网只要应用得当，是能帮外行们相互补充基本信息的。就像股票市场和其他需要集合大众关于一个复杂事物的猜测和预感的机制一样，在某些时刻，普通人的表现会胜过专家。 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曾经提过一个合理的概念叫“集体的智慧”，另外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概念，指大众是智慧的，因为个体也是智慧的。但遗憾的是，人们认为互联网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其实是在混淆这两个概念。
詹姆斯·索罗维基，《群体的智慧》 有些时候，一大群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一起对某件事的猜测，可能比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猜测要准确，这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一大群人做出猜测，猜测的总量就很庞大，有助于消除一定程度的证实性偏见、误解或若干其他的错误。 因此，理论上来说，一个公共开放的百科全书，谁都能上去出点儿力，每个条目都有很多人看过，就凭这庞大的人群基数，应该就能剔除错误和偏颇。如此看来，这些条目的编纂应该会迎合普通人的好奇心，而非一部分学者或编辑的个人趣味。条目的准确度会稳步上升，而且内容也会真正贴近读者，而不是一堆深奥知识的系统总结，虽然全面有条理，但没什么用。 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维基百科很好地示范了借力互联网取代专家的局限性。事实证明，要围绕很多复杂的主题编写条目，比猜一头牛的重量要难多了。虽然很多人完全是出于好心到维基百科上编辑条目，贡献了自己的时间，但是，也有人是受雇于企业和名人公关公司，所以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会让百科全书上的条目以他们想要的样子呈现给大众。（维基百科的撰稿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是男性，如果读者知道这一点的话，也有可能引起读者的警觉。）
维基百科之父吉米·威尔士 外行和专家之间有一点区别往往被人忽视：志愿者做事情凭兴趣，时间不受限制，而专家每天都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即便初衷再好，像维基百科这样众筹点子的项目也会因此掣肘。兴趣不同于职业。 有一句话应该是英国作家阿拉斯泰尔·库克（Alastair Cooke）说的：“专业就是即便你不喜欢也会尽全力去做。”业余爱好者的热情是不稳定的，无法取代专家的判断。 人们对维基百科和其他网络资源以及大众的智慧有误解，以为知识就是把一盒看似正确的信息组装起来，或是进行掷硬币式的预测，其实不然，知识远不止这样。事实不会替自己说话。 集体的智慧是存在的。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众的选票说了算。互联网制造了一种假象，让人觉得很多人的观点就等于“事实”。 互联网会把每一个复杂的问题变成民调式的问题，配上一个单选按钮，点击一下，就能迅速给出答案。人们可以不费力地参与，甚至有时候普通人的预测是对的，专家是错的，但对于本就抵制专家观点的普通人，这就等于给他们添了一层反智的盔甲。 “键盘上的勇气”，是对平等的错觉 互联网让我们少了友善，多了敌意和戾气。人们会把自己归入到小小的“回音室”，只和那些观点一致的人讨论，而且，我们不只是和意气相投的人交往，我们还主动和其他人断交，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 不愿意倾听，不仅让我们彼此相处得更不愉快，也让我们在犯错误的时候，无力去思考，说不出有说服力的话，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纠正。在网上忍受一连串的推理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当我们连这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容忍有人对我们的信念或想法提出一丁点儿的挑战。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不仅破坏了知识和专业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也侵蚀了人们在民主社会相处的基本能力。
这种坏脾气的背后，其实是对平等的错觉，以及社交媒体即时性所营造出来的平等主义幻象：我有推特账号和脸书专页，你也有，所以我们是平起平坐的，不是吗？ 社交媒体的匿名特性会诱使用户在争论的时候，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一样的，是一群水平相当的人，有着同样的背景和教育水平。很少有人会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想，但在网络上，任意的评论者对自己的才学都是自恋的，这一法则取代了面对面交流时的一切惯例。 在网络上，信息是快速便捷的，人是可以只说不听的，再加上“键盘上的勇气”，会让人们说出一些当面永远不会说的话，结果不欢而散。就像作家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是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什么是决定性的，所以辩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要求获得平等和认真地对待。 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推手，恰好就是建国先贤们对民主文化的担忧：感觉、情绪和自恋取代了理性、经验主义和公益精神。线上辩论只要一开始，就会变得很个人、情绪化和不可解决。当然，偶尔也会有理性的观点来回穿梭，但鲜少有精英权威人士来一锤定音，说出其中哪些观点的确是对的或有效的或重要相关的。 推特、脸书和其他网站是可以成为有见地的讨论平台，但是，我们在这些场所里看到的，往往只是一连串的断言、笃定、才疏学浅和谩骂，而非真正的交流。
内向的人可能会辩解说，这样的平台或网络日志的评论版块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以前可能不愿意参与公共讨论的人也有了互动的场所。可惜啊，允许任何人发表观点也就意味着几乎人人都会发表一个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出版物，从《多伦多太阳报》（Toronto Sun）到《每日野兽》（Daily Beast），都关闭了线上评论版块。 这些互动对于松绑外行对错误信息的迷恋毫无用处。实际上，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有些人在遇到铁证说明他们是错的时候，并不会接受自己犯了错误，反而会更加坚定原来的判断。这就是“逆火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有多么清晰的迹象显示他们是错的，他们还是会加倍努力地维持自己内在叙事的前后一致。 就像戴维·邓宁所指出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强化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你想反驳一个愚蠢的想法时，你在对话中至少要重复一次。这就给专家制造了一个雷区，当你承认这个错误的存在时，其实反而可能会让这个错误更深入人心。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匿名媒介，互联网的存在使远程辩论成为可能，平等蒙上一层廉价感，这些正在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专家和平民都不能幸免。 本文节选自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作者: 汤姆·尼科尔斯 译者：舒琦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见识城邦 出版年: 20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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