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玉一类装饰品的匮乏与东汉末年的战乱有关，也与曹魏尚简的风气有关，另外，北方战乱阻断丝路贸易通道，玉料难得也是原因之一。观安徽毫州曹氏家族墓地，东汉时期的曹腾、曹嵩(曹操的父亲)墓葬中还有玉网卯、玉猪、玉衣等实物可圈可点;到曹魏时，曹操本人提倡薄葬，开葬俗新风气，墓葬中的珠玉资料乏善可陈。 早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就下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曹操临终前还遗令对自己“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认为天下动荡不安，而盗基不止，都是因为前朝厚葬珠玉引起的，最终下令“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废除了珠玉厚葬制度。从考古发掘来看，迄今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玉衣，而曹魏时期的墓葬中玉器出土也很少，现在可见到的实物资料，只有山东东阿县魏东阿王曹植墓中出土素面玉佩4件和一些玉珠。在曹操父子积极推行薄葬措施的影响下，两汉400余年来形成的葬玉制度最终消失。珠玉厚葬制度的结束，也使得古代中国自魏晋以降的墓葬中出土的个人装饰品特别是珠子等实物比汉代以前少了很多。 曹操尚简的作风影响了后来的审美取向。曹操的尚简并非偶然，是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两方面促成的。汉末战乱，儒学衰微，乱世之中，老庄思想抬头，曹操以法术刑名治天下，讲求通达分明，以图建立新秩序，这也是两晋兴盛的玄学崇尚通脱简要的背景。曹操戎马倥偬三十余年，长期的兵家浸染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脱的作风也反映在他尚用、尚质、尚简的清峻文风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不加润饰，已是沧海景象，胸襟远阔。 魏武(曹操)的贵刑名，魏文(曹不)的慕通达，子建(曹植)的尚玄虚，都造成了审美的简约。虽然出土的实物资料很少，但这一时期的文字写作中却常以珠玉比附，仿佛是对审美缺失的种补救。汉代兴起一种特殊的文体称“连珠”，与赋体、格律诗、对联以及格言体都有极深的渊源。南朝沈约谓:“连珠者，盖谓辞句联续，互相发明，若珠之连排也。”今天能见到的以西汉扬雄《连珠》为最早，继作者有演连珠、拟连珠、畅连珠、广连珠等称。所谓“历历如贯珠”，“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刘勰《杂文》篇)，都是用贯穿的珠子来比附文体的形式美。曹魏时，曹不写有《连珠》，“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有《仿连珠》，内容与珠玉无关，文体却比附珠玉的形式美感，可见在当时珠玉仍是备受珍爱的对象。 正是写有《仿连珠》的王粲创建了魏晋时期珠子与玉佩的经典组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魏国既建，(粲)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西晋摯虞的《决疑要注》:“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说西晋时期玉佩的组合仍来自王粲创建的形式，这种形式简约肃静，有两晋时期的出土实物可见(图174)。
王粲创建玉组佩并非凭空想象，《决疑要注》说他“识旧佩”，可知他是在前朝的佩饰基础上改造创新的。文献中，西汉时期并没有恢复秦末中断的珠玉组佩制度，《后汉书・舆服志》说:“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的墓葬出土的套组玉佩与东汉《舆服志》的规范大致相符，可能就是东汉初孝明皇帝恢复组佩制度时规定的形式，王粲应该是在东汉玉佩制度的基础上改创的形式。1951年，山东东阿县魏东阿王曹植墓中出土了玉佩4件，有云形玉佩1件、梯形玉佩1件，玉璜2件和玉珠等，皆青玉。曹植非帝王之躯，舆服制度中规定他该是青玉的等级，与出土实物相符。这种云形素佩及其组合方式，两晋南朝甚至北朝都有出土资料，山西寿阳北齐厍狄回洛墓出土了阴刻风鸟纹的云形玉佩一件，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了素面蝙蝠形玉佩一件，形制和风格深受王粲玉组佩构件的影响。直到唐代仍有余风;明代复古风起，宫廷玉组佩沿用的依然是这种基本形式。曹丕墓出土的几件玉佩均素面无纹饰，其中作为擎领的云形玉佩，基本形制可能是从东汉的双龙和双风玉璜演变而来，这些玉璜一般有镂空和阴刻图案的工艺，形制和工艺都比较复杂，王粲在创建曹魏的佩饰形式时，可能基于当时尚简的风气，省略了汉代的装饰纹样和工艺手段，取简约的外轮廓线，线条变化更加质朴内敛，表面光素无纹，以契合当时的审美风尚。 以上文本由【牧古说宝珠】整理（如有侵权 请联系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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