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块不起眼的铜雀台砖瓦砚

原文地址：一块不起眼的铜雀台砖瓦砚作者：聚砚斋杂志社官博

相州铜雀台瓦砚

相州铜雀台瓦砚背面

　　该砚为古砖瓦制，其规格为19.2×14.4×5cm，长方形的四角带圆，其面微凹而背平，顺着砚面看，呈内圆外方状。表面青灰象铅锡色，陶质硬而坚緻。深圆形如碓窝状的砚堂内，显得坑洼不平，露出一些棵粒状砂子和砂子掉后的小洞，小洞和砂砾缝隙间显出一些微粉状白花，古人称之为锡花。砚池呈双筒望远镜光圈的环形“8”字状，池外刻一圈边线，象一个朝上的扁桃。砚壁圆形的四角上各刻一竖形卷草纹；平底，底面刻有“福寿康宁”“乾隆拾年乙丑造”、“某某禄”。字多漶漫泐灭。

　　砚的背面有乾隆拾年乙丑(1745)造,右有“福寿康宁”，左有什么什么禄，漫漶不清看不见（这种砚背的古锈斑不是上千年的地下岁月是不会起的）。

　　通体古泽的土花、古锈、浸斑、锡花斑驳累累，历历在目。砚壁上有蒸栗样象古琴上的黄纹，古书上称之为“琴纹”。左面砚壁上还有当时埏埴时垫套麻布印下的方格网状葛麻纹痕迹。这种砖外面极细很光滑，里面的砂砾却大小棵粒不等。这些棵粒在砚堂中再难看都不能用手去抠，抠则其坑会越来越大使之更难看。因当时是为砖瓦而制，无意为砚，后人好其高古而为之。故有“马屎皮面光”之嫌，但其质坚劲。砖本来是高温大火烧制而成，按理其质当燥渴。但因长期在地下埋藏经雨露霜风，土染水浸，其火气早已退尽，因而使之古锈斑驳，冷浸湿润。并且，若将之放在屋内能沾地气的地方，每欲天雨则其面水出，雨未停而天欲晴时，则其水又自先干，有如晴雨表一般。

侧面卷草纹

　　这种砚侧面的黄色，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上称为像远处打雷闪电的“雷纹”，又叫“古琴纹”。只有汉代以前的古砖才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古砖瓦，根据其上述显现的各种纹理和自然物理特征，考出它是东汉末年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所建的铜雀台檐口用以承檐溜特制的专用瓦砖。那么，它又怎么成了砚呢？现根据各代史书的记载，分别录之并予以考证说明。

　　要证明它是铜雀台瓦砖制的砚，则首先要知道铜雀台的来历。据《辞海》记载：“铜雀台，雀亦作'爵’。《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冬，作铜爵台’。今河北临漳西南古邺城西北隅，与金虎、冰井二台，合称三台。现台基已大部为漳水所冲毁”。

　　为了说明砖瓦的出处，我们再看《辞海》邺城和铜雀台之间的关系介绍：“邺，古都邑名，战国魏文侯置县都此。西门豹、史起先后在此引水溉田。汉后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后，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为魏公，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为五都之一。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自曹操时至北齐，邺长期为河北地区最繁盛富庶的大都市之一。有二城，南北相连，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自北而南列峙冰井、铜雀、金虎三台；南城筑于东魏初年，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周灭齐，仍为相州魏郡治所。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兵败，坚焚毁邺城。千年名都，化为废墟。移州、郡及邺县于南四十五里安阳城，改置灵芝县于故址。隋开皇十年（590年）安阳复旧名，灵芝复名邺县。宋熙宁六年（1073年）省入临漳。近代漳水南移，北城故址已隔在北岸，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部邺镇村一带；南城故址仍在漳南。”

　　以上是邺城故址的古今历史变迁，现在我们再来看这种砖瓦变砚的历史经过。

　　根据明·崔诜《彰德府志》（注：漳德府，即相州，因邺古属相州，金明昌三年（1192年）改相州置彰德府）“砚辨云：'世传邺城古瓦砚，皆曰曹魏铜雀砖砚，皆曰冰井，盖徇名未审其实。魏之宫室焚荡于汲桑之乱（注：即西晋时茌平的农牧民起义，汲桑与石勒率起义军曾在307年攻破邺城是实，当时是否焚烧铜雀台因无明确史载。若是，则比《辞海》在上所述的北周大象二年要早毁270年左右），及燕赵魏齐代兴代毁，宫室且易，况易坏之瓦砾乎。’（笔者按：其实未必，秦汉瓦当今存亦是事实）。《邺中记》曰：北城起邺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藓，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共面（按：本砚属承檐溜的仰瓦，内面和四侧皆油之，惟背无油，正与此述相合），筒瓦长二尺，阔一尺（按：古今尺度不同），版瓦之长如之，而其阔倍。今得其真者，当油处必有油纹俗曰琴纹；有白花曰锡花。传言当时以黄丹铅锡和泥，积岁久锡花乃见（按：这些经岁月留下的物理现象，都与本砚特征相合），古瓦大者方四尺，上有盘花鸟兽纹，千秋万岁字，其纪年非天保则兴和，盖东魏北齐也（按：是否有这些纹饰，今此砚面被雕刻成砚堂和砚池，无法核对）。又有古砖筒者，花纹年号如砖，内圆外方用承檐溜，此亦可为砚（按：此砚正是内圆外方，砚面内凹，未着刀处的砚岗和上下两额弧形犹存，恰与史载相合）。邺人有言曰：铜雀砚体质细润，而坚如石（按：一点不假，只是细在其面，而内则粗），不费笔而发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绝无（按：绝无未必，只是太珍罕可遇不可求），盖魏去今千有余年，若此物者，毁碎无存矣，齐砖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剖土求之聚众愈年不得（按：邺城已时变境迁，无历史地理知识的平民怎么能在异地找到当年的故物）。邺民乃伪造以绐（注：欺骗）远方。王荆公（安石）诗曰：'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古，尚托虚名动世人’。宋刺史李琮尝言，'元丰初于丹阳邵不疑家，得唐丙申岁元次山（结）家藏邺城古砖砚，背有花纹及万岁字，与《邺中记》合’。又曰：'大魏兴和二年造（按：此瓦已比铜雀台瓦迟了330年，亦算很名贵了），则唐贤所珍，已出于南城矣’。唐丙申乃天宝末年，至李时二百余岁（实际322年），而砚可用如新，伪瓦之质燥，用之不能久，火力胜也。夫甄陶之物，土以为质，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后成，火力方胜则暵而水绝，虽有黄丹铅锡，焉能润泽哉。惟古瓦与砖，没地中数百年，感霜雪风雨之润既久，火力已绝，复受水气，所以含蓄润泽，而资水发墨者也。”

　　另清·陈梦雷和蒋廷锡他们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第一百五十八卷·砚部纪事一》中记载：“相州魏武故都所筑铜雀台，其瓦初用黄丹铅锡杂胡桃油捣治火之，取其不渗，雨过即干耳，后人于其故基掘地得之，镌以为砚，虽易得墨，而终乏温润，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锡纹为真（按：金即雷纹，锡为白花即锡花）受水处常恐为沙粒所隔，去之则便成沙眼，至难得平莹者。盖初无意为砚，而不加澄滤”。（按：今此砚上的所有特征，都被几百前的权威论述已解释的一清二楚）。

　　又清·朱栋《砚小史》卷二中阐述铜雀台瓦所录《文房四谱》载：“魏铜雀台遗址，人多法其古，琢砚甚工，储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人制此，俾陶人澄泥以葛布滤过加胡桃油埏埴之，故与他瓦异（埏埴：以粘质的陶土放入模具中压制陶器。按：本砚左侧当时埏埴时葛布留下的网纹清晰可见，看来古人所述确实不假）。

　　《晁氏客录》：“铜雀瓦砚有三：锡花、雷布、鲜疵是也。风雨雕镌不可伪”（按：每样都与此砚所显的物理特征相合）。

　　由此可知，只有铜雀台的瓦才上过胡桃油，只有上过胡桃油的瓦经地下埋藏几百年甚至千多年的时间才能显示出这种物理特征，因此证明此砚出自铜雀台承檐溜的砖瓦无疑矣。

　　从各代历史记载看，凡生前拥有铜雀台瓦砚的文人，诸如宋代的米芾、苏轼、王安石；元代的赵孟睢⑾钤濉⒖戮潘迹鞔难厢浴⑽尼缑鳎抟徊皇抢访耍媸敲庥恕１ξ镏鲎员赜惺保ρ庵靡嘤τ忻皇撬寄芮壳蟮昧说摹Ｕ庑┩呃诘背醴倩僦保⒉恢登参锒嗲嵊诘笔倍赜诤笫馈Ｒ蛲柑螅偌由纤肥涤肫渌呃幸欤缘搅颂拼秃苊蠖亓恕Ｄ纤问钡母咚扑镌允鸬泌台半砖，清朱二垞曾以白金十金购之。乾隆皇帝《西清砚谱》第一卷中收有铜雀台砚六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但这些都是瓦，而不是承檐的溜。溜与檐口的瓦当同量。当时，一座铜雀台的版瓦和筒瓦（即沟瓦和盖瓦）总数加起可能有成千上万，而瓦当和溜可能就只有几十或几百，比那些珍贵的瓦，它不知又要少多少倍。要不是《古今图书集成》中有崔诜记铜雀台瓦“又有砖筒者花纹年号如砖，内圆外方，用以承檐溜，亦可为砚”的史载，此砚就不会被我考证出，而将永遭湮没了。综合各种资料来看，这种承溜砖砚，只有史料记载而无实物留存，因此，它可能还是当今存世的唯一绝品。

　　从砚背所刻“福寿康宁”“乾隆拾年乙丑（1745年）造”看，也与吴战垒《鉴识古砚》中所说：“乾隆时期，金石考古学的兴起，砚上题名之风大盛，仿古及古砖琢制的砚也多见于此”的中国历史相符合。从砚的制作风格看，此应为当时的中下层士大夫在民间发现了这块古砖后，将之刻为砚的。他们只知道这是古砖，绝对想不到这就是千多年来上层人物向往已久的比铜雀台瓦还要珍贵得多的铜雀台用以承檐溜的瓦，只不过它雕成砚后，也确实适用罢了。到了道光末年，此砚被四川省永川籍人当时任福建平和知县，后升淡水同知，又再晋台湾知府加道台衔的黄开基收藏，黄开基传其子黄保元，保元传秉江，秉江传大潮，大潮传振鹤（字鸣皋），我从黄鸣皋手中以50元购得，当时他已八十多岁，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查了大量的资料才将它考证出，其中辛酸只自知。惟感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此砚的知遇之恩。

　　概言之，这个看似很普通的砖瓦砚，其文化底蕴很深，我用了10年的时间查阅大量的资料才把它考证出来，如果没有狠下苦功夫去研究它，就绝不会体现出它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出来。它是道光末年的台湾知府，重庆府永川县（现在的永川区）人黄开基之物，我从他的曾孙黄鸣皋手中收到。当初收到时,根本没有想到它有如此深远的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考古价值。此砚考证出来后,得到专门研究古秦汉砖瓦的专家认可，并对此文的考据相当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