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至在留德前，与周作人、废名交往比较密集。周作人与废名有师生之谊，废名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人英国文学系，1927年7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合并，周作人被辞退，废名也因此退学一年多，衣食无着，给周作人写信后，周作人对他的住宿、就业多有关照，而且几乎为他出的每部书作序，这种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废名逐渐成为深受周作人影响的京派作家的一员，也就顺理成章，说明这也是有着深刻的人事和精神因缘的。按照冯至夫人姚可崑初见冯至的回忆，“从1929 年初杨晦主编《华北日报副刊》，同时又利用‘副刊’的篇幅办三个周刊，……吃饭时同桌的除了那个青年外，还常有陈炜谟、废名等人。” 这是冯至与废名留给姚可崑的第一印象，按照留下的文字看，冯至曾经写《西郊遇雨记──寄给废名》 ，文中有这样的语句“每逢下午，我在城里望着云彩从西北升了上来，我便想起住在西北方山坡上的你。我想你住在那乱石堆积，前代遗留的壁垒的残墟中间，独自一人织纺着你那梦中的花毡……风雨来时，你一定要后悔我没有在你那里住下，并且从你的小窗向着东南翘望吧，在山风山雨一片烟水的苍茫里，思念着路上的我的你的心情不定多么优美呢” 。在冯至写给废名的信件中，言语中竟然迸发出如此强烈的友谊火花，可见两者关系之亲密不一般。即使在临近解放时期的北平，冯思纯回忆：“父亲经常来往的还有朱光潜、游国恩、杨晦、袁家骅、徐祖正、杨振声这些老朋友。沈从文先生也常来聊天，有时他生病，还让他夫人代他来看看。冯至先生来得不多，但我知道父亲常去他那儿。” 《骆驼草》创办后，负责编辑和发稿校对的是废名和冯至。《骆驼草》以旁观的态度面对社会现实，其所呈现的纯文艺的倾向以及作为学院派刊物的那份矜持对后来的《水星》、《文学杂志》都或多或少的有一定影响。冯至参与创办《骆驼草》的过程，使他与京派文人群的部分成员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八道湾周作人的“苦雨斋”，时常举行以《骆驼草》撰稿者为主的“骆驼同人”聚会，1930年11月3日，《骆驼草》停刊，仅出26期，周作人凭其渊博的学识、文学创作实绩和文坛影响力，尤其是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废名的精神偶像，使其成为《骆驼草》实质上的核心。冯至与周作人的关系，应该是相当紧密的，这还可以从冯至凄切哀惋的纪念周若子散文《若子死了》 中可见一斑。周若子（1915-1929），原名蒙，是周作人的次女，也是冯至在孔德学校时最喜爱的学生。作为冯至精神膜拜对象的周作人曾经送给冯至一本《罗丹传》，精神文化的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冯至一个阶段的文学创作观以及言行抉择。 冯至与梁宗岱的交往是建立在相识、相知的基础上的。梁宗岱是诗人、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家，其诗论结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作为五四以来最重要的论诗著作之一，其重要性在于对诗歌创作实践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冯至在1987年写过一篇《海德贝格记事》，阐述了与梁宗岱的交往。梁宗岱在1931年3月21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提到冯至，说冯至是“极诚恳极真挚的忠于艺术的同志”。 梁宗岱于1931年在海德贝格度过了这里最美好的季节，他在这里写完了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论诗》，冯至对梁宗岱的写作是赞誉有加的，冯至这样回忆：“他在写作过程中，遇到某些问题曾和我商讨，……我很惭愧，我对于诗不像他那样考虑得深远。”冯至回国后，作为不善交际的人，他与梁宗岱却保持着联系，姚可崑回忆：“1935年，冯至回到北京。当时，沉钟已停刊，沉钟社的朋友星散各地，冯至和文艺界实际上失去了联系，自己也没有写作的愿望。偶尔与朱光潜，梁宗岱等人晤面。”抗战时期，即使梁宗岱在重庆，冯至仍与他有书信联系，冯至在《记梁宗岱》中说：“1941年，我把我写的几首十四行诗寄给他。他回信仍然是那样坦率，……他论诗的文章写得很深刻，很认真，我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和启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