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官方的脑洞大开：汉高祖刘邦祖先世系的再创造

顾颉刚先生在《汉为尧后说》一文中认为：

故孟子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那时儒、墨两家的主张，谁有最好的德，谁就应居最高的位。这种想象到了秦末果真实现，汉高祖以平民登帝位了！虽则他的道德是否高出于一切人还是问题，但他开创一个古今未有的局面这是无疑的。

这一事实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但顾颉刚先生进一步的论述，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书影）

顾颉刚先生认为：

汉高祖以平民作皇帝，不是可羞的事，乃是可夸的。

这些赞叹之辞（谈古论金按：司马迁《秦汉之际月表序》中的赞叹），很能代表一般西汉人对于汉高祖的信仰。

因为高祖起于闾巷不足为羞，反而使人深信他是一个天命的大圣，所以他成就了帝业之后不曾为自己的门第装点。

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很准确。其实，当时大众的普遍观念还是认为王道圣统的绍述者必然具有显赫的出身——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振聋发聩的口号，恰好从反面证明在秦汉大众一般的认知中，王侯将相还是“有种”的，汉朝开国皇帝的出身，正与这个普遍观念有着似乎不可调和的冲突。

太史公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开宗明义就这么说：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太公只是尊称，类似刘家老大爷，刘媪更直接是刘家老太太的意思（顾颉刚先生说“除非她是刘刘氏”），刘邦字季，其实不过是排行，就是刘三（有学者按伯仲叔季的说法认为是刘四，不确），他还有两个兄长一个叫刘伯、一个叫刘仲，也无非是刘老大、刘老二的意思，这充分说明了刘家出身平民，没有受到贵族气息的熏陶——高祖之名邦、刘仲之名喜，都是后来发迹变泰之后所起的。

（刘邦的祖父是谁，在《史记》中并无记录）

赵翼在《廿二史剳记》中说的：

以匹夫起事……其徒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

是一个比较到位的说法，而这无疑和当时人观念中固结的圣王必须“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要得天下必须“修仁行义十余世’的想法想去甚远。

（清刻本《史记》）

（中华书局最新版《史记》）

回到顾颉刚先生引用的司马迁在《秦汉之际月表序》中对汉高祖刘邦的赞叹：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合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馀世，……。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细玩太史公的文意，赞叹中有感慨，狠夸中有困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找不到刘邦能够成为皇帝的原因，只好归因于他是一个超级圣人，所以可以超越规律。

这当然也是赞美，但味道并不那么正，推而广之，这样的困惑在西汉时期的许多人心目中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而汉朝统治者作为刘邦的继承者，其实并不希望治理下的人民有这样的困惑。“汉为尧后”这一说法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这是另一点我们不同于顾颉刚先生的看法，他认为“汉为尧后”是王莽或刘歆按照新室是舜的后代的说法“倒轧账”推演出来的一种说法，王莽是舜后，汉高祖则是尧后，王莽受汉高祖之禅，正像舜受尧禅一样。

但细考史籍，在王莽篡汉之前很久，“汉为尧后”就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说法。

早在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董仲舒的再传弟子（董仲舒弟子嬴公的弟子）眭弘上书昭帝，提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在这篇使得他最终丢了脑袋的奏章中，眭弘提出要汉朝皇帝禅位让贤，所以碰触了逆鳞招来杀身之祸，这且不论，和我们论题有关的是这个汉为尧后的说法的提出。

眭弘虽然是董仲舒再传弟子，但此说法出于董仲舒的可能几乎没有，也不太可能是他本人的发明创造，只有可能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中说：

眭孟言汉为尧后，不述所本，以事属当时共信，无须引据也。

眭弘的奏章，汉为尧后只是一个前提，重点是说“有传国之运”，细玩文意，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在文中确实是一个不需要再进一步解释的说法，也就是上述的“事属当时共信”。

（清刻本《左传》）

汉为尧后的文献出处是《左传》，《左传》中相关文字分别见于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和昭公十九年，

文公十三年传文记载：

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

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能外事，且由旧勋。”郤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罪。”

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噪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

襄公二十四年传文记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

昭公二十九年：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这三段传文彼此貌似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只要把其中叙述的事实和涉及的家族关系联系起来，脉络就很清楚：

陶唐氏（尧）……御龙氏（刘累）……豕韦氏……唐杜氏（杜伯）——隰叔——士蒍……士会……范氏（在晋国）

……刘氏（在秦国）

在汉朝官方叙事体系中，士会留在秦国后代所以氏刘是因为复祖先刘累的姓，刘邦正是其后裔，其上几代祖先之后还有从秦国迁徙到魏国再迁徙到丰县的经历。

顾颉刚先生不以为然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

《左传》编于刘歆之手，图谶起于哀、平之际：这一说的来源也就可想而知。

《左传》中这三段文字，魏寿余诱士会一段除末句（谈古论金按：其处者为刘氏）外自是不假；至范匄和蔡墨的两段话则殊不可信，非汉为尧后说已发生时不会出现。

但如果我们还是回到文本本身，会发现，《左传》的这三段文字内容相去甚远，情节渺不相关，捏合不易，需要脑洞大开或才能组合。

而另一方面，刘氏祖先系统之中，陶唐氏的尧固然是传说中巍巍乎高哉的圣王，士会也是秦晋国君都重视的政治家，但也是陶唐氏的尧子丹朱（有认为陶唐氏是丹朱之后，以其所治地为氏）是“不足授天下”的“不肖子”（另有监明始祖说和源明始祖说，指的是尧另外的儿子，但这两个说法疑似晚出）、刘累是履行工作职责出了纰漏又捣糨糊的二把刀、范宣子一段是自吹家世而被主张真正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穆叔怼了的记载，如果是凭空编造刘邦祖先的家世，没必要制造使用这些并不圆满的资料。

（明朱天然《历代古人像赞》中的帝尧）

（设计台词：乃们说我们像不像老祖宗）

（刘氏宗谱书影）

比较大概率的可能只能是，这是汉朝统治者和早期的图谶编造者上下合作利用已经存在的《左传》的文献资料，将现编的刘邦的祖先世系接续上去。

“汉为尧后”是汉朝官方炮制的政治神话，有了这一“理论”，“斩白蛇起义”、“季所居上常有云气”等相对粗陋的造神做法就被替代，“汉为尧后”和另一个“汉为火德”学说相结合，共同构成更为精致的合法性建构理论“尧后火德”说，在两汉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汉朝因尚火德被称为炎汉，又因皇室姓刘而被称为刘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