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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一手好字，并不表明其人格就一定有多高尚，心理一定有多健康~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松江府华亭县爆发了一起大规模的群体骚乱事件——“民抄董宦”。一时舆情汹涌，朝野为之震动。 谁是董宦? 本朝从三品大员、书画大师董其昌是也。 简要构勒一下事件的起因及脉络：上一年秋，年满花甲的董其昌(另一说主角是其次子董祖常)看中了生员陆绍芳的仆人的女儿绿英姑娘，想娶其为小妾，陆绍芳不允，董祖常就带人去把绿英姑娘抢了过来。因董家子弟向来横行乡里，积怨颇多，有人就编了一段说唱故事(类似于时下的“影射文学”)到处传唱，董其昌闻之恼羞成怒，追查到了一个叫范昶的秀才头上，把范昶叫来逼问，这范昶与董家其实还是亲戚，矢口否认，并到城隍庙赌咒罚誓，最后不堪董家一再凌辱，气急之下，暴病而亡。范母就带着儿媳、孙媳及几个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哭闹，董氏父子指使家丁大打出手，竟将几个女仆剥掉裤子，用棍子直捣阴户。范家遂以一纸“剥裈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县衙。而地方官慑于董家的势力，迟迟不予处理。这一来，事情闹大了。  范昶父子都是秀才，首先在读书人中激起了公愤。一郡生员为范家鸣不平，一面向官府控告，一面散发传单，还编了民谣教小孩传唱：“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事态愈演愈烈，三月十五行香之日，松江府三县一卫的数万百姓汇聚到华亭，包围了董府，骂声如潮，吼声震天。在此种情势下，董家父子和豪仆仍不知进退，又从“打行”雇人，把守家宅，与民众对峙。民众于是一哄而上，先将董家恶仆陈明的数十间豪宅尽行拆毁，继而登上董家屋顶揭瓦、点火，将董家数百间雕梁画栋、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 官府后来对此案的处置亦颇多曲折，内部意见极不统一，大凡是高层主张严打，下级则曲意回护。而董其昌本人执意将此案定为“士抄”而非“民抄”，认为一切都是读书人在背后捣的鬼。延宕了大半年，最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做出判决，除将一干居中肇事的地痞流氓定为死罪外，华亭县有五名生员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另对董家的若干名恶仆和打手也作了惩处。同时，三府会审有意为董大师开脱，说是家奴作恶，董本人不一定知晓。而被纵火烧掉的家产，依法当追回，但已化为灰烬，也只得作罢了。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一事件对董其昌名誉的打击无疑是惨重的。民间的讥评可以置之不顾，当时就有老翁题诗于董府焚烧后的断墙之上：“福有胎兮祸有机，谁人识得此中机。酒酣吴地花颜谢，梦断鸳鸯草色迷。敌国富来犹未足，全家破后不知非。东风惟有门前柳，依旧双双燕子飞。” 而来自士林的批评或更让他难以招架：“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董身后为南明弘光朝谥曰‘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董之号)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有玷风雅。”后来他的同乡毛祥麟更在《墨余录》一书中加以谴责：“文敏居乡，既不能和谐乡邻，又不能行善地方，且以莫须有之事生出衅端，有人说他是为名德所累，我看他就是无德之人。” 时隔数百年后的今天，围绕“民抄董宦”事件，舆论场中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本上沿袭着当时官府与民间各执一词的对峙格局。  为董其昌辩解者，大多或是其书画艺术的爱好者，对于这位大师身上有着另一面的恶行劣迹，感情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但一味感情用事，于事理中便难免失之武断。比如，有人断言此事件背后有一股“黑势力”，是朝廷中的政敌撺掇地方劣绅，上下勾结打击董其昌，妄称《明史》已得出拨乱反正的结论，盖因董其昌在“督湖广学政”时不徇私情得罪了某势家，于是该势家就唆使一些处于社会底层又不得志的青年学生到董其昌门前鼓噪寻衅，煽动老百姓烧毁了董其昌的的屋宅。而明史所载史实则是：“(董其昌)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分明说的是董任湖广学政期间的事，毁的是“公署”，时在万历三十二年，与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的民抄事件相距十二年，风马牛不及。且在案子审理过程中，并未见有此“势家”幕后操纵的迹象。  董其昌本人及其今天的粉丝们，对于当时鼓动学潮的一班生员尤其忌恨不已。在这一点上，足见董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他知道，作为一名退养乡居的官宦，得罪小民的名声是很不好听的，官员们一向标榜“爱民如子”，你怎么会惹起千百万小民的公愤呢?所以，他首先提出要对此案“正名”，不是什么“民抄”，是“士抄”。在晚明那个社会环境，“士风”就不好说了，你可以说是社会开放、个性自由，也可以说是离经叛道，礼崩乐坏。他董某是“士”，当然是高尚之士，正人君子，但他也爱风流，骄奢淫逸，妻妾成群，老而渔色。不过，当时但凡有点地位的士夫官宦谁不如此?所以他的问题不是问题。而本朝对学生的管制和教育一向严厉，洪武十五年礼部颁学校禁例十二条，其中之一就是：“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可建言。其不遵者，以违制论。”此次风潮确系生员鼓噪而起，而董其昌唯生员是问，也有“拣软柿子掐”的意思，既可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不致妨碍将来的仕途，又可达到报仇雪恨、翦除异己的目的。但这又引发了学校和生员的普遍抵制，有二十八位知名人士联名发布《合郡乡士大夫公书》声称：“公启，董思白焚宅一事，变实异常，然皆三四辈利抢之徒，乘机局讧，与学校毫不相涉也。……” 学校和生员虽然不掌握任何实权，却足以左右社会舆论。这正是同时代的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公其非是于学校”，通过学校议论政治、监督君权的用意所在。说不定黄宗羲这一超越时代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正是受董其昌“士抄”之辨的启发而产生的呢。 不过，董其昌采取重点打击生员的策略，不仅影响了本案的判决处分，对于其日后的东山再起也产生了非常正面的效果。万历皇帝去世后，董被授太常寺少卿，他不再像早几次那样装模作样、推三阻四，而是立马赴京上任。其时正是魏忠贤阉党当道之时，他既与首辅叶向高走得很近，又与魏忠贤套起了近乎，其公关的法宝就是书画艺术和鉴宝眼光。天启五年(1625)，七十高龄的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人称“大宗伯”，登上了政治巅峰，他的墨宝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明史》说他：“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中国的书画艺术，自古以来就有“书以名重”、“画以人传”的传统，但变了味就是地位决定水平，谁官大谁的字画就好。据说，董其昌的朋友陆以宁就曾当面直言不讳：“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一语道破官与画之间的微妙关系，颇有辩证法之见地。 还有论者认为明史作者为董说话(事实上《明史·董其昌传》根本未涉“民抄董宦”之事)有实事求是勇气，称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狱时期应是满清所打击的对象。简直就是信口开河。董在书画界无与伦比的地位，恰恰是康雍乾三帝大力表彰大树特树的结果，康熙亲自临写董书，以致满朝皆学董书，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无不以董书为楷模。董书在今天的地位，与康乾盛世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董其昌的书画成就当然值得肯定，行家称其“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果真是脱俗超凡啊;但这与其为人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反差。所谓“字如其人”之说，基本上是不靠谱的。书法、书法，愈到后期，愈成了一种技法和模式，渐少性情、格调的渗入，与人的思想、灵魂更是日益隔膜。所以，写得一手好字，并不表明其人格就一定有多高尚、心理一定有多健康。当然，作为个人爱好，以书画自娱或娱人，乐在其中，对作者本不必苛求。但若有人意欲藉此牟利、藉此谋权、藉此在公共领域呼风唤雨，乃至干扰国计民生，则当别论。记不记得，当年有个贪腐高官胡长清，自恃书法超群，进了监狱，甚至还幻想以写字来换命哩。  人真是再复杂不过的动物。《明史》评价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但从他在“民抄董宦”事件中的表现看，却一点也不“和易”。当时的民间舆论就说：“此时董宦若稍存悔祸之心，说几句自我检讨的话，事态犹可制止，反而去学院告状，去抚台告状，硬要摆平范家，遂使众人怒发冲冠，激起合郡百姓的不平之心!”看来，还是权力害了董其昌。董大师以为有权就能摆平一切，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大小小的权势者的胡作非为，明王朝已然百孔千疮、危机四伏，权力这根魔杖有时已经不管用了。  崇祯六年(1633年)，“巧宦”董其昌见朝中靠山已去，知止不殆，上疏请求退休。崇祯皇帝下诏“特准致仕驰驿归里”，赐太子太保，从一品。董其昌安全着陆。又三年，董故。又八年，明亡。 有趣的是，董其昌为自己身后筑了两处墓，都在太湖边，一处大，有墓道，有翁仲，一处小，小得近乎寒碜。而据考证，小墓才是真墓，背山面水，十足的风水宝地。董其昌不是曹阿瞒，他为身后所想的是什么、怕的又是什么呢? 声明| 图文来源网络，旨在分享传播，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原文仅代表原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书艺公社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三十日内与书艺公社联系。 END 2020年1月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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