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千年秦腔话百年（一）

石榴花文艺 20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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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秦腔话沧桑

文/郭明霞

三秦大地，乃至整个西北，最能诠释秦风秦韵的剧种，就是浑厚大气、高亢激越的秦腔。

悠悠文明古国，尤其是汉唐以后，《三字经》《百家姓》，是懵懂儿童的文化启蒙；戏曲，则是他们的音乐启蒙。在乡下农村，音乐启蒙甚或要早于文字启蒙，孩子们还躺在母亲的襁褓里，就开始欣赏舞台上的铿铿锵锵了。特别是在大西北，秦腔舞台上的一阵乱弹，即使你躺在五六里外的炕头上，也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实际上，戏曲不仅仅是音乐的启蒙，也是文化与艺术的潜始启蒙。四五岁的孩子，未入私塾，却先会唱戏，背戏词似乎比诗歌古文更容易一些。甚至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进过学堂，却能把大段大段的秦腔戏，唱得有板有眼，情真意切……

秦腔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不仅仅是愉悦心情，也不仅仅是高台教化，向良从善，而是更具有开智修慧、丰盈民族精神素养的重要作用，它是华夏文明艺术长河中重要的一脉。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戏曲艺术滋生的产床，孕育了北方丰富多样的地方剧种。长河奔腾，澎湃着西部民族强悍骁勇、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十三朝古都，积淀了戏曲文化旷古旋律的厚实底蕴。在社会教育、人文思想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启蒙与回灌作用。人文的血脉，地域的风情，从秦腔的源起就赋予了这一社会作用与历史使命,也奠定了秦腔恢宏质朴、悲怆豪放的底色。

纵观中国百年积弱百年积贫之曲折历史，秦腔一直是西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主流，尤其在物质与文化双双匮乏的广大农村，被大家津津乐道。每一次演出，都是乡民的一次集体盛事。

从迎神赛会到年节欢庆，从祝寿庆生到红白大事，秦腔的旋律，覆盖了三秦大地的村村落落，浸润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间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戏曲文化始终把持着主角的独特地位。它用鲜活的戏曲故事，鲜明的舞台形象，表达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启迪民众，弘道养正，被誉为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也因此在物质文化繁荣昌盛的今天，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著名文化学者孙见喜先生，在他的《蕉皮论语》中说：一个剧种，就是一方百姓的精神图谱。古老的秦腔，就是西北民众集体性格与地域文化的艺术呈现。风风雨雨几百年，倾注了三秦父老几辈辈的心血和感情，“九次蒸煮，八次发酵”，才打造成今天丝路文化的特色名片。

古韵秦腔，沧桑百年。在风起云涌的浪潮中，起起落落，生生不息，却始终操守本色，矢志不改。在一腔一调、一招一式中，滋养着中华民族端正、旷达、坚韧硬朗的浩然之气。一方小小的舞台，豪情满怀，演绎着人间的世态百相，倾诉着历史的纷繁与沧桑……

1、秦风秦韵，个性鲜明

秦腔，起源于陕西、甘肃一带，在中国古代文化经济中心——长安，汲取天地之灵气，人文之骨血，生长壮大，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背景，历经一代代文人乐人，和普通民众的艺术精神溶铸，逐渐凝练成形。

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得名。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也称“乱弹（tai）”，民间叫“大戏”。

清朝是秦腔的繁盛时期。清初，北京戏曲舞台最盛行的还是昆腔与京腔。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发达，各省的地方戏曲，借着给皇帝或皇太后祝寿的名义，纷纷进京献艺，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因为剧种很多，为了“正名”，戏曲开始被分为“花”、“雅”两大部分。“雅”部专指昆腔，“花”部指昆腔以外的包括秦腔、京腔在内的各地方戏曲剧种。

元明时期的秦腔戏班，基本是私人家庭戏班，但那时候秦腔已经流传到了南方，有明朝的手抄本《钵中莲》为证。

秦腔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应该是清朝乾隆年间。那时候，许多地区都有秦腔戏班，仅西安地区有模有样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个。同时，也有不少文人墨客有关秦腔的笔记，流传后世，如《秦腔论》《影戏论》《燕兰小谱》《秦云撷英小谱》等。

乾隆年间，秦腔名伶魏长生，皇城献艺，以其精湛的演技，俏丽的形象，独具魅力的声腔，名满京师。据史料记载，“魏旋风”席卷京都，艺人们纷纷改学秦腔，京城六大班,几乎无人问津。

饮誉京华几年后，他又南下扬州，在苏杭一带，搅起了一股“魏三热”（排行老三）。由于他“善于传情，动人倾听”，秦腔戏台下，观众爆棚，就连江南众多伶人，也趋之若鹜。魏长生的江南之行，刷新了秦腔艺术的新纪元，也拉开了秦腔剧种风靡大江南北的华丽序幕。

人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从唐宋到明清，在陕西境内，因地域文化的些许差异，秦腔的发展逐渐分流成四路。西安地区的叫中路秦腔，也称“西安乱弹”；西路是关中凤翔一带叫“西府秦腔”；关中的东府同州地区（今渭南大荔一带）叫“同州梆子”，为东路秦腔；流行于南路汉中地区的秦腔，演变为汉调桄桄。当然，除了汉调桄桄，其他三路现在都融为一体了。

在中国戏曲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位皇帝功不可没，值得一赞，他就是被梨园界尊为“祖师爷”的唐玄宗李隆基。

因为他在皇宫，曾专门设立了音乐机构——皇家教坊，请专业人士培养乐人演员。因为教坊地址选在近于禁苑的梨园，即皇宫里开满梨花的园子，所以叫梨园。演员被称为皇帝弟子，同时因地处梨园，也被称为梨园弟子。

梨园弟子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这也就是唐玄宗被戏曲界尊为“梨园祖师”的原因。所以，各地修建的“老郎庙”里，敬的都是唐玄宗，剧社舞台后的右侧，也都供奉着李隆基的牌位。

西安梨园界的“老郎庙”，就在骡马市，修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好在著名秦腔剧团“三意社”的对面。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五，是李隆基的生日，三意社的社长耶金山，都要带着全体弟子到“老郎庙”，焚香祭拜，祈祷祖师爷护佑剧社一帆风顺，平安吉祥。民国后期，西安的“老郎庙”变成了“梨园会馆”，相当于今天的剧协。

中国戏曲史，把唐玄宗誉为帝王“知音律者第一人”。他少时就颇具音乐天赋，六岁便扮作女孩子，登台给武则天表演歌舞，是武则天最赞赏的一个小孙子。一生酷爱鼓乐舞蹈，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由他写就编排的《霓裳羽衣曲》，成为灿烂千年的经典，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李隆基在位时，梨园的著名乐师李龟年，原本就是陕西的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初始的秦腔唱词，以关中方言为基础，多为七言句子，后受到宋词的影响，融合了诗、词、曲的语言与音乐特点，从内容到形式日臻完善。

秦腔唱词的词格有“二、二、三”格的七字句，有“三、三、四”格的十字句，也间有五言句和长短句式。大多讲究押韵，上仄下平，合十三辙。在秦风唐韵的熏染浸润中，典雅大气的秦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声腔风格：依字行腔，以腔带字，吐字归韵，圆润洒脱，铿锵悦耳，意蕴深远。这也是秦腔唱段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

明代中叶以后，秦腔以其成熟完整的表演体系，逐渐流传全国，对各地的剧种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被誉为北方梆子腔的鼻祖。许多地方剧种,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秦腔的精美元素，如今京剧中活泼欢快的西皮流水板式，就源自于秦腔。

作为西北的古老剧种，它在全国的流传十分广泛，可以说遍布东西南北。西北，沿着丝绸之路，走过甘、宁、青、新，流入四川；东路流入山西成为晋剧，河南成为豫剧；北到京、津、冀；南到鄂、湘、浙、皖、粤、桂。据清代有关史料统计，当时除东三省外，其他各省都留下了秦腔或深或浅的历史足迹。

在各个剧种纵横交错的流变过程中，秦腔与其他剧种以及民间文化艺术，相互融合，逐渐递变。各地方剧种也均以本地语言、民俗为基础，经过碰撞、渗透、吸纳、沉淀，突出自己的地域文化风情。尤其在北方，在秦腔的影响下，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那么，从元代至清朝中叶一直兴盛的秦腔，在各地的流行地位，就被逐渐替代，日趋缩小。到了清末，秦腔又演变成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了。

秦腔的表演风格，刚柔相济，程序严谨，却极具夸张性。它的唱腔高亢粗犷，清丽柔和，渲染着西部民族豪爽的个性与辽阔的地域风情。就其唱腔特点来说，基本包括“板路”和“彩腔”两个部分。

“板路”是指唱腔格调与节奏的不同样式，大体分为六类基本板式：二六板、慢板、带板、箭板、二倒板，滚板。除滚板之外，各类唱腔板式均有结构相同而色彩各异的“欢音”和“苦音”之分。

“苦音”，是声腔的亮点，最能代表秦腔的特色，深沉哀婉，高亢激昂，适合表现怀念、凄婉、悲愤的思想感情。

“欢音”，愉悦爽朗，跳荡洒脱，擅长表现喜悦、欢快、明媚的思想感情。

秦腔中的滚白与彩腔，是其他剧种没有的特色风味，花开并蒂，与众不同。

滚白，就是秦腔中的说唱，连说带唱，字韵与声腔珠联璧合，韵味醇厚，耐人回味。

“彩腔”，也叫二音。音高八度，多在人物感情激荡或剧情跌宕起伏处，用假声拖腔精彩呈现，饱满酣畅，荡气回肠。陕西人常说的一句俗语：本腔都唱不好，还拉彩腔哩？源自秦腔，就是出彩的意思。

三意社的闺门旦，著名“肖派”创始人肖玉玲，她的唱腔明丽响亮，淡雅清新，在《火焰驹》中她扮演黄桂英，神清气爽，娇容艳丽。“游园对花”一段唱腔中，“清风徐来增凉爽，——”第一句后便彩腔高飘，如天籁之音，空谷回荡。观众顿觉春风拂面，满园花香。《状元媒》中，“柴郡主在深宫笑容满面……”这一段，又如山泉淙淙，喜气盈盈。

两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被誉为当代“秦腔四大名旦” 之首的李梅，是现今秦腔剧种的标志性人物，在秦岭南北，可谓声名大噪。她的苦音、彩腔堪称炉火纯青，一曲唱罢，三日绕梁。秦腔音乐艺术电影《寒窑记》中，王宝钏的一段“雁南飞”，字字含情，句句凄凉，哀哀怨怨，如泣如诉……

《鬼怨》中她扮演李慧娘，“怨气腾腾三千丈……”以情带唱，以气带声，情中有悲，悲中含愤。如此凄美哀绝的苦音，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沉入戏境，陷入戏情，惨惨戚戚，潸然泪目……

秦腔唱腔的整体感觉是，宽音大嗓，直起直落。相比于其他剧种，朴实、浑厚、硬朗、豪放的特色尤为突出。既凄婉柔美，又慷慨激昂；既富有厚重的人文气息，又潜藏着细腻精湛的表演技巧。如绝活：吹火、扑跌、顶灯，扫灯花，咬牙转椅等等。因此，秦腔以其别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受到广泛地关注与热爱。

就说“吹火”这项绝技，它是演员将松香包噙在嘴里，用气吹动松香包，使松香沫飞向火把，燃烧腾起一团火焰。用气用力的分寸拿捏，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否则，就是“自焚”。常见的方式有：直吹、倾吹、仰吹、俯吹、翻身吹、蹦子翻身吹等等。

秦腔皇后李梅，在《杀生》桥段中一口气能吹出二十几个“连珠火”，“一条龙”，令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著名编剧、作家陈彦的获奖小说《主角》中，老艺人苟存忠，演完《鬼怨》演《杀生》，在《杀生》一段里连吹三十六口鬼火，下场后气如游丝，奄奄一息。他向忆秦娥授完吹火秘笈后，一口鲜血吐在后台，可不明就里的观众一直不愿离去，兴奋得朝台口大喊大叫。忆秦娥只好和舞台监督，把坐在太师椅上的老先生，这个婀娜多姿亦鬼亦仙的李慧娘，抬到舞台中间，向热情暴涨的观众们致意谢幕……

李慧娘一缕幽魂，飘飘荡荡地升天了，苟老师变成了一尊安详的雕塑，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多彩的舞台，留给我们，留给秦腔的，只有一腔悲壮！

小说《主角》中，四个老艺人的名字蕴含深意：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忠、孝、仁、义”，含蓄而凝练地阐释了秦腔的社会道义与价值取向，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在这里，令人震撼、令人双眼含泪的情节虽是小说，但绝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同样的故事，在当代的秦腔舞台上，持续上演着。

有一次，年纪轻轻的李梅，在两个半小时的个人专场演出结束后，台下观众掌声如潮，一浪盖过一浪，而大汗淋漓的她，却在后台休克了……此情此景，在李梅的演出经历中，竟然发生过两次。

秦腔艺术的灿烂辉煌，不是一段文字的记忆，而是一代代秦腔人呕心沥血的结晶。是他们用汗，用泪，用情，用命，在秉性天赋与文化底蕴的支撑下，苦苦打拼，精雕细磨而铸就的民族文化艺术的绮丽瑰宝。唯有历经岁月的锻造与淬炼，才能成就秦腔艺术的风华绝代。

“吹火”仅仅是绝活的一种，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还体现在音乐伴奏上。其伴奏乐队俗称“场面”，分文场和武场。

文场，在舞台左侧，多为管弦乐器。传统的秦腔伴奏以板胡为主奏乐器，人们称之为“秦腔之胆”，发音尖细清脆、高亢明亮、极具穿透力，最能体现秦腔板式变化的特点，也是整个文场的领衔乐器。另外还有：二胡、扬琴、笛子、三弦、唢呐等。文场的管乐组里，清亮悠扬的笛子，常给戏曲伴奏，蒙上一层意境幽远、华丽缥缈的迷幻色彩。

武场，在舞台右侧，都是打击乐器。分鼓板组和铜器组两大类。鼓板组主要有：干鼓，也叫板鼓，分尖板和平板；还有边鼓；暴鼓；梆子；牙子等。牙子也叫檀板、挎板、手板，声音清脆，与梆子共同掌握着唱腔节奏和演唱速度。铜器组主要有：大锣、小锣、铙钹、铰子、星儿等。

武场的乐器，在戏中按其角色身份、情绪和动作大小，酌情配置伴奏，起着把持节奏、渲染情绪、烘托气氛的重要作用，在整个剧目的演出过程中，举足轻重。

秦腔的司鼓，就是舞台上的总指挥，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整个演出的美感和节奏。由此可见，这是一门兼指挥、演奏、伴奏三合一的舞台艺术。从乐队的伴奏到场景的转换，从演员的道白、叫板到起唱的衔接，及至所有演员的一招一式，都要通过司鼓的节奏把控，巧妙融合，才把舞台上最惊艳的一幕，生动完美地呈献给全体观众。

一部戏，鼓起开场，鼓息落幕，鼓是发号的司令。在长篇小说《主角》里，陈彦先生把忆秦娥他舅——胡三元的嗜鼓情结，描写得丝丝缕缕，百转千回，也把人物生命的激扬与亢奋，演绎得风风火火，痛快淋漓。鼓，自然也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另一主角。

其实，我们一想起秦腔，耳边首先响起的，就是节奏强烈、令人振奋的鼓乐。可以说：鼓是戏场的气魄，是舞台的灵魂。

2、班社林立，群英荟萃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近五十年，是秦腔历史上继魏长生之后又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名伶云集，班社林立。活跃在陕西秦腔剧坛且颇有成就与影响的几个班社是：“易俗社”、“三意社”、“正俗社”、“正艺社”“集义社”（尚友社前身）等。其中“易俗社”和“三意社”，是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社，在秦腔乃至中国的戏曲发展史上，都创造着一个令人惊喜的奇迹。

民国元年（1912）七月，陕西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孙仁玉等西安160多名知名人士，用700两银子，买了83亩地，在“陕西伶学社”的基础上，创立了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剧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制订章程，建立领导机构。主要领导成员由社员民主选举，并规定任期。

一大群社会精英，早觉早慧，将文化教育、戏曲改革与演出实践紧密结合。剧社一经成立，就对秦腔的剧目内容、音乐伴奏、唱腔表演、以及舞台设计，大胆改革，推陈出新，在三秦大地的演艺界，树起了一面大旗。

民国四年（1915），受“易俗社”的启发，民间艺人苏长泰和耶金山，将成立于1895年的陕西商州民间剧社“长庆班”，改为“西安长庆剧社”，在省城安营扎寨。

民国八年（1919）苏长泰去世，徒弟耶金山继任社长。这个以江湖艺人为主力的班社，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更加红火，引起了西安督军陈树藩部属的眼红。他们倚仗权势，敲诈勒索，强行将剧社更名为“关中三义剧社”。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由于政局变化，阴谋未能得逞。耶金山为了免除后患，便取苏长泰三个儿子乳名中的的“意”字，将剧社改名为“西安三意社”。

“三意社”和“易俗社”一样，不仅邀集文人学者编修剧本，还设立班科，开门授徒，使秦腔艺苑后继有人。此后，名伶兴盛，佳作迭出。

不过，“易俗社”起初以众多文人入驻，处处彰显文化底蕴；“三意社”来自民间，是由各个有绝活的江湖艺人挑大梁，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两大剧社的表演风格，既相辅相成，又各具特色。

民国五年（1916），小商毛玉卿变卖家产，作为基金在西安创建了“正俗社”，同“易俗社”“三意社”一样，他们也招收学生，授徒传艺。该社共培养学员四期，出色成名的演员不少，如须生康正中，小生靖正恭，旦角李正敏。

尤其是长安狄寨人李正敏，嗓音甜美，中气饱满。他的“敏腔”，吸收京、晋、以及河北梆子等兄弟剧种之特色，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一段唱罢，峰回路转，余韵袅袅，使人不觉跟着演员陷入沉醉凄迷的状态。

1926年，11岁的李正敏，因生活苦焦，家境困难，进城入“正俗社”学艺。十四五岁第一次登台亮相，结果因过于紧张唱错了戏，受到老师的通班惩罚。此后的他，细心琢磨，苦修苦练，不到三个月，再次登台时，一鸣惊人，且愈唱愈红，五六年来，每有演出，座无虚席。每一出新戏，都能轰动西安。

著名戏曲教育家封至模先生对李正敏的评价是：“每唱一曲，虽大段亦一气呵成，耳音为之一快。”也有报纸赞他“虽比之梅氏亦无逊色”。而谦逊的京剧大师梅兰芳，自是不能拿自己相比，听完戏后，又称他为“西北的程砚秋”。

李正敏的《五典坡》《玉堂春》《白蛇传》被誉为“李氏三部曲”。这一时期，“易俗社”、“三意社”、“正俗社”，三足鼎立。

缕缕清风，抚摸着长安的秦砖汉瓦，文化古都的梨苑，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3、殚精竭虑求新颖，霸坛声名争第一

民国初期，是秦腔黄金时期的开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尝试革新的起点。这一时期，西安城里的各家剧社，在创新与宣传方面争先恐后，各显其能。他们在打破传统表演模式，改编、移植优秀剧目的同时，也充分利用报纸，制造声势，扩大舆论宣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陕西，报业相当发达，长期在《新秦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报刊打广告的剧社，大约有三十多家。翻阅当年的旧报纸，各家戏报比比皆是。他们都借助这一霸气独具的舆论平台，品评剧本，捧追名伶，宣传剧社，扩大影响。三秦梨园，可谓春风拂面，百花争艳，一派好风光！

当时，几家比较有实力的秦腔剧社，都招揽文化古都的才子学者，既改良传统剧本内容，又编写突出时代特色的新戏本，使剧目内容更加切近生活，有质感，有灵气，雅俗共赏；同时不断创新舞台设计和表演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好评如潮。

就拿“三意社”来说，从1930年起，著名戏曲改革家李逸僧，著名戏曲教育家封至模，秦腔剧作家袁多寿、袁允中等文人学者，先后到该社任编剧、导演，创作、导演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苏武牧羊》《卧薪尝胆》《家庭痛史》《双刁传》《娄昭君》《葫芦峪》等，就是他们轰动一时的代表作品。

民国六年（1917），“易俗社”购得位于西安市关岳庙街对面的“宜春原”，整修改建后作为新剧场，由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书题“易俗社”牌名。这个剧场1916年就装上了“转台”，在几十个剧社中，这是最潮的一个舞台设计，较早地引进了灯彩机关布景，在当时的西安，堪称独一无二。此后十多年，“转台”成了“易俗社”吸引观众的亮点之一。

“易俗社”和“三意社”，为了招揽观众，增加票房收入，常常在节庆期间，别出心裁，采用“反串”“双演”甚至“三演”的形式，挑逗观众的视觉神经，撩拨戏迷的猎奇心理，使其达到新奇亮眼、超乎寻常的艺术效果。

1923年元月中旬，“易俗社”演出《走雪》时，朱训俗、赵兴华两人双演曹玉莲。

1932年12月底，“三意社”演员，何振中、田玉堂、杨金生，三人同时扮演王宝钏。一时间，在秦岭南北，引起轰动，广为传诵。

当然，这样的演出，必须是剧社里人才济济，同行当的童伶有好几个，且表演水平旗鼓相当，才敢大胆冒险，几人同演。

西安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是西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报纸的舆论宣传无疑为剧社的发展，演员的成长，民众的文化娱乐与喜好，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三十年代的古城西安，班社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群星如灿烂夜空，交相辉映。当时争霸秦腔剧坛的三位男旦明星是：“易俗社”的王天民；“三意社”的郭育中；“正俗社”的李正敏。几乎每个名角都拥有自己的粉丝团，许多报纸也都有自己喜欢追捧的明星。

1932年，《新秦日报》举办“菊部春秋”旦角榜评比，王天民荣登榜首，李正敏位居第二。

1933年，《民意报》举办须生、小生、旦角、花脸、丑角“五魁民意测验”，结果李正敏居旦角第一，王天民紧随其后。由此证明，不论是报纸界还是西安的普通民众，对秦腔的执着与狂热，是恒久且无可替代的。

如果说秦腔只在陕西，只在西北得到广大民众的追捧，的确有点偏狭，它在全国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当时最时髦最奢侈的戏曲推广活动，就是录制唱片，上海两家唱片公司对秦腔的厚爱，恰恰证明了南方各省市的观众戏迷对秦腔的喜爱与迷恋。

1934年，“上海百代公司”派人来西安，为“易俗社”耿善民、王天民、李可易等著名演员录制唱片30余张，著名戏曲理论家封至模先生作了片头说明，此举开辟了秦腔演员录制唱片之先河。面市后倾销一空，唱片公司赢利巨大，秦腔史上崭新的一页，由此揭开。

1935年,“正俗社”著名男旦李正敏，应“上海百代公司”的邀请，赴沪录制《探窑》《赶坡》《二度梅》《断桥》《走雪》《黛玉葬花》等唱片8张。每段唱腔前，著名电影人周伯勋先生，都用陕西方言朗读了这样一段话：上海百代公司特邀，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演唱。如同今天的网络一样，李正敏在沪杭一夜爆红，“秦腔正宗”的美誉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