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目的是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有诸多近代变革的特点，在宋神宗的坚定支持下，变法改变了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深刻的影响。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最后失败，史学家的说法多以豪强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为主要因素。愚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是事物的表象，非最根本的原因。于是深刻分析了当时变法的内因和外部环境，鄙人认为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儒家文化存活了几千年，其道德教育的一些有益成分，对于人的修养、家庭的和睦、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也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文化思想工具。 古往今来，凡是统治阶级稳固、既得利益阶层形成，他们就会大肆宣传儒家文化，用儒家文化控制人民，稳定社会，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儒家文化在中国，真正被作为思想工具，重视起来，统治人民，始于宋朝。 宋，以儒治国。宋初的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妄语。近年来，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会长、西北大学校长、著名学者张岂之在《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说，儒学“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有所贡献，但它也有负作用，就是对社会进步发展需要进行改革，增添了思想上的阻力”。也就是说，儒学因循守旧，其思想文化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变革。儒学的这一大弊端是它本身的顽疾，从孔子创立儒家文化之初就顽固地存在着，是胎里的毛病。孔子名言“克己复礼”，一生致力于恢复周朝旧的礼治，严重地存在着厚古薄今，反对进步的变法思想。后世的儒家学者们对孔子的学说虽有某些改变，但反对变法改革的思想一直顽固地存在着。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儒者讳言法治，唯一守祖宗成法，祖宗成法守前代之旧法，前代亦守前代之旧，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况愈下。” 宋朝，在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想指导下，在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家的大力推行下，把儒家学说理性地推崇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广大知识阶层大都浸透到儒家文化的落后意识中，形成了一个“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强大社会氛围。谁变，谁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千古罪人，就被骂成“小人”；不变的就被标榜成所谓的“君子”。尤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为代表的理学家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更是标榜自己是孔子儒家文化的正统，醉心于道德学问的研究，绝对化了儒家文化，视别的文化为邪说，实行文化专政，严重地存在着排他性。凡是不利于儒家文化的认知，他们都给予排斥、否定、破坏、乃至毁灭，如西晋发现的《竹书纪年》的原本就是在宋朝被毁灭的。 儒家文化的思想专制，党同伐异，扼杀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压抑着人们的思想自由，危害十分巨大。直至今天，其文化专制的流毒依然存在，一度，一些儒家学者利用各种媒体极力鼓吹、宣传儒家思想。他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儒家著作中的某些错谬硬是要说成对的，说成真理。一旦有谁，指出其错误，儒家思想深厚的一些人便挖苦、讽刺、阴阳怪气地指责、批评。这一点，鄙人在学习历史、探讨真理过程中感同深厚。 文化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意识，意识产生行动。宋朝，在这种落后的儒家文化氛围下，广大的知识阶层思想、意识、行为自觉不自觉地都注重于道德修养，热衷于做学问文章，顽固地维护着祖宗法制，反对变法改革。司马光、苏轼、苏辙、欧阳修、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这些文化思想巨匠，其文章光耀千秋万代，但都在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他们视改革如洪水猛兽，认为改革是对祖宗之法的叛逆，皆以维护祖宗之法为荣，以反对变法为己任。 儒家文化不仅有反对进步改革的落后性，而且有软弱性。他们空洞地喊叫“仁义”，不强调兵勇、武备，缺乏钢性，把宋朝作弄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纸糊的王朝。他们对辽、金、夏等外强的虎狼，表现出的所谓的仁义、宽容，实际上是屈辱和无能。他们割地赔款，将大量的白银錦帛送给这些外强，其苛捐杂税是历朝历代最多的，连大儒朱熹都感叹地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苛政猛于虎，“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北宋160年，激起人民起义203次。就这，后世的一些儒家学者，包括今天的一些所谓学者还恬不知耻地鼓吹说宋朝多么富有和伟大。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大儒出自于怪诞的认识论，对敌宽容，对小人宽容，对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严。他们鸡蛋里挑骨头，指责王安石变法图强，富国强兵，收复失地的壮举是擅开边衅，穷兵黩武。司马光这个人道德修养、品行，都堪称表率。他和王安石一样清正廉洁，不好女色，一生只有一妻，厮守终生。可他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上台后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否定了王安石全民皆兵的政策，挖了北宋的墙角，毁了北宋的钢铁长城，而且重用奸臣蔡京，为北宋灭亡种下了祸根，导致奸臣祸国殃民，使北宋很快亡国。他还要把收回的两千里失地送还给西夏、吐蕃，迂腐到极点。司马光是反对、破坏王安石变法乃至北宋灭亡的代表性人物、大罪人。他以及那些满脑子儒家文化的大批名士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在整个宋朝形成了一个反对变法的思潮和恶流。 不仅是王安石变法，任何人的变法他们都反对。如范仲淹改革门荫制度，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被赶出了朝廷。梁启超先生痛心疾首地说：“凭当时的形势，那万万不能不变法的……凭当时的风气，万万不能变法也是这样，我对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为他的遭遇悲哀。” 宋朝的积贫积弱、王安石改革失败以及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专制。其因循守旧，反对改革进步的落后性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氛围，改革不被士大夫、文人阶层认可。三人为狼，五人为虎，宋朝是新儒学“理学”兴起和盛行的朝代，这些理学家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顽固地维护封建礼教，利用讲学之便，鼓动、反对变法，抵制、破坏变法，无不用其极。从元祐年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始，以后，诬蔑、诽谤王安石的文章多得不可胜数。 从宋开始，宋、元、明、清，儒学被视为国学，影响且广又大，文化的落后面，使封建礼教发展到极致，因循守旧，反对改革进步，禁锢了国人的思想，中华民族开始走向衰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究其元凶，概莫能外，儒学文化的思想专制，是根本的根本。 当然，我们对儒家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它的一些有益的道德教育的言论还是可取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汲取其有益部分抛弃其糟粕，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创新，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我们的精神擎天柱。 在封建集权社会进行改革，没有最高统治者皇帝或者代表皇帝的皇权的支持是绝对进行不了的。北宋积贫积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王安石在宋仁宗时代就上万言书要求改革积弊，进行变法，但宋仁宗不支持，一事无成。王安石很是失望。在宋神宗时代为什么能够进行改革，首先是作为皇帝的宋神宗有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宋神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皇帝。他看到了宋朝的积贫积弱，励精图治，自身要求比较严格，不置宫室，不事游幸，决心要改变现状，富国强兵。 宋神宗要改革，环顾左右大臣没有一个能称心如意的。王安石有强烈的改革愿望，符合自己的要求。他见到王安石高兴得不得了，如同有了左右手，鱼水相投，一拍即合。宋代的学者、官员曾公亮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和谐，就跟一个人一样。宋神宗皇帝也说：“自古的君臣，能像我和王安石这样的极少。”君臣和谐如此，史上少有，成为两千年来的佳话。 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十件事，宋神宗不信，还亲自为王安石辩护，十件事没有一件能成立。对反对派弹劾王安石的奏折宋神宗常常是一笑了事，有的连看都不看，置之不理。他把王安石看成圣人，瞧不起司马光这些儒家空谈道德、耍嘴皮子、不务实际的臣子。宋神宗要富国强兵，寻求治国方略，朝中重臣和大儒们束手无策，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有的还劝神宗皇帝几十年不要言兵事，苏轼上书要求维护旧的礼制，反对变法。神宗感慨地说“人臣但能言道德，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在宋神宗的坚强支持下，王安石进行变法，尽管有气势汹汹的反对声，但有宋神宗的支持，变法还是克服重重阻力推行着。 《宋史》说两太后向神宗皇帝哭诉说王安石是“乱臣贼子”，宋神宗对王安石有所疏远，罢了王安石宰相。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据梁启超考证，宋神宗有时迫于反对派的压力，可能暂时有所妥协，但改革的决心始终不变，对王安石一直信任有加，从没有改变。在宋神宗的坚定支持下，王安石任宰相四年，改革得到了全面推行。王安石劳累过度，疾病缠身，上书要求辞相，神宗皇帝总是不答应。王安石可怜兮兮地一再上书，一连上了六道《乞解机务札子》。他在上书中几乎是用恳求神宗皇上的语言，要求让他辞职：“……只是今年以来，疾病加重，不能再担任繁重的工作，我过去曾粗略说过这意思，陛下未曾听从，因此又努力至今，而所苦的是疾病一天天加重……听到陛下的谕旨，不哀怜我，彷徨惶恐，不知所措……” 在第六道奏折上说：“……现在再次陈述，希望得到皇上的哀怜。……天天被疾病折磨，使我思想昏沉，而体力也疲惫，虽然想勉强支撑一阵，也做不到……臣乞求暂且在丞相府等候圣旨，希望陛下垂恩，早日裁决处置。”最后，神宗勉强答应让他休息，但两人还有个约定，一旦朝廷叫他回来，他就得回来。这样王安石才以宰相的待遇到他喜欢的金陵做江宁知府。 王安石一走，守旧派以为机会到了，认为时局将要发生变化，要求恢复旧制。宋神宗是坚定的改革派，明确下诏说，新法有不完善的地方继续进行修正，务必将变法进行到底。宋神宗还警告说，士大夫必须按照新法执行，如有违背者，一定处罚，绝不宽容，守旧派大失所望。宋神宗坚持改革，新法继续推行，反对派凉透了心。只几个月，王安石又被起用为宰相。他因爱子去世，打击过大，心力劳损，再次要求离开相位，变法还没有停止，宋神宗以更加强硬的手法推行新法，严惩反对派，先后罢贬了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上书请求废除新法被贬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做官，宰相富弼反对青苗法被罢相，宰相文彦博说市易法与下争利被贬到河南府做官，翰林学士范镇三次上书反对青苗法被罢官，欧阳修开始也是反对变法的，自己要求致仕，神宗马上批准，还先后将近二十个反对变法的御史言官贬出朝廷。这些，都说明宋神宗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变法、推行变法的，这是变法在汹汹的反对声中能推行的主要原因。 王安石再次辞职使宋神宗失去了股肱之臣，很是伤心。他从变法的幕后走到了幕前，亲自主持变法，没有停止变法的脚步，变法还进行了十年。整个神宗一朝，除方田法被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而且宋神宗还针对宋朝的一些制度上的弊病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王安石辞职的第二年，宋神宗将年号由“熙宁”改成“元丰”，此后宋神宗亲自主持的改革被叫做“元丰改制”。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他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从而使中央的各级官员职责相符，罢黜一切不干实事的官，给他们一个官级，拿一点工资，相当于现在的虚职，享受个待遇。在此基础上，宋神宗仿照唐朝的官员制度，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其中，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使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的“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和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莅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从而使职责和俸禄相符，发挥官员的积极性。在宋神宗的努力下，宋朝建立了更加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宋末。 “熙宁变法”后，接着就是“元丰改制”，熙宁和元丰年间，合起来，新法推行了约15年时间。在此期间，熙宁变法的每项新法在推行后，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青苗法和市易法实际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如梁启超所说“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变法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有利于广大劳苦大众，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政府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国家财政状况有较大的改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也有了显著的改变。 国家的富强使宋神宗对外强硬了起来，在取得河湟之战、对交阯之战以及西南夷之战胜利后，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宋神宗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准备在这里驻扎军队，抵御西夏，困住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的西夏军。没想到，正在建设的过程中，西夏出动了30多万大军围攻新城，使永乐城失陷，宋军将校伤亡200多人，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这个消息传至京城汴梁，宋神宗正在临朝，当朝恸哭，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公元1085年4月1日，年仅38岁、雄心勃勃的宋神宗英年而亡。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只有十岁，皇太后专权，是个守旧派，重用反对派司马光，新法尽废，变法失败。 我们不得不扼腕叹息，可惜呀，宋神宗只活了三十八岁就死了。如果，宋神宗再活二十年，有他坚定地支持，新法照样执行，宋朝雄起，是完全可能的。回看历史上成功的变法，无论是管仲在齐国，还是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都是有最高统治者的坚强支持才成功的。宋神宗死了，失去了最高统治的支持，这是变法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 历史上所有进步的变法都是削弱大官僚、大地主等权贵的既得利益、抑制他们的不法行为、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改革活动。王安石的变法也一样，特别是青苗法、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这几个法，克服了富人对老百姓高利贷的盘削，使从来不服劳役的士绅出雇役钱，清算了富人兼并的土地，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嗷嗷叫。以王安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相比较，王安石的改革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像商鞅那样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军功制，动权贵的根本利益；也没有像商鞅那样轻罪重罚，严刑峻法，惩治不法。就这样，大官僚、大地主也不能容忍，极力反对。他们在朝廷的代表人物结党起哄，阻扰改革，连曹太后、高太后都顽固地阻梗，使一些新法不能彻底执行。如，方田均税法，只是在京东、陕西、河北、秦风、鄜延等五路试行，一直没有在全国全面推行，而且时而推行时而废止。 宋神宗死了，皇太后临朝听证，司马光上台，反对派反攻倒算，短短几个月，新法全部就被罢废。不久，只是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王安石的变法条目部分又得以恢复。最根本的触犯他们利益的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一直被全面废止。任何朝代，任何时候，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除了少数的开明人士外，都不会主动让出自己的利益，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阻碍、反对进步的改革，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是王安石改革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宋神宗二十岁登基当皇上，年轻气盛，一心励精图治，变法的欲望很强，决心很大，过分地求大求快。王安石曾几次上书说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要太急，但神宗皇帝求成之心很迫切，没有重视这个意见。这样，欲速则不达，在执行过程中被许多官吏扭曲和异化，借机敲诈盘剥，成为官员鱼肉百姓的“正当”手段。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使农民的一些利益受到损害，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20%，有的地方官员擅自提到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又如，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一些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勾结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在某些地方百姓被盘剥得更严重。 其次，变法事先缺乏很好宣传，导致从事变法的优秀人才不足。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譬如，苏轼，开始反对变法，后来就有很大变化，支持部分新法。但话又说回来，这些人儒家思想深厚，变起来也难。苏东坡只所以思想有变化，主要是长期在基层任职，接地气，实际地看到了新法的一些好处。王安石也提拔使用过像苏辙、程颢这样的一些名人，但他们思想太顽固，被安排在重要岗位，还是反对变法。 再次，宋神宗急于变法求成，没有合适的可用之才。宋朝的大儒名士多是只讲道德做文章，不求富国强兵的大功名，耍嘴上功夫的人，大多不怎么实用。如前文说的司马光，神宗皇上让他把财政开支减下来，他推三阻四，说减不下来。结果，王安石成立置制条例司，把财政一认真清算，一下子就减了十分之四。因此，宋神宗一即位，见有实际才能的人就提拔使用，用了一些有小才的人，没有合适的大才去推行新法，所以政策执行不力。 这一点，王安石明确地看到了。他曾劝说过宋神宗，在给宋神宗的《论馆职札子》中说：“陛下即位以来，因当政的人有的缺乏才能，因而所使用的许多人有点小才而没有品行的大义。这些人得志，就会败坏风俗。想要改变这个弊端，就要亲近忠良之人。”在置制条例司刚刚建立时，宋神宗多次催问王安石改革的进展情况。王安石说：“现在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天下的人只见朝廷以任用有才能的人为首要标准，而不迫切地任用有德的人，恐怕风俗因此而败坏，那样将后患无穷。陛下应当考虑国家大政的轻重缓急。”王安石十分诚恳地请求宋神宗亲贤臣远小人。 宋神宗急于求成，没有支持改革的大才，用了些小才，有的甚至德行不怎么好，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反对派以偏概全，大骂这些人是道德拙劣的小人。梁启超先生一一分析了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中所用的四十多个人。其实，大多是有道德有能力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只是因为他们赞成并积极推行变法，被反对派编造、诬蔑成了小人。真正的小人，如反复无常的吕惠卿只是少数。由于用了些小才，加上官场本来所有的劣根性，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青苗法、免役法的实行，虽然许多地方贫困老百姓自愿请贷官钱，效果不错，但有的地方官员走了样。有的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有的地方官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只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怕贫下户无力偿还。从而在一些地方，失去了惠民的意义。但这只是部分地方出现的现象，不能以一概全。诽谤王安石的人以及他们写的史书，对变法中出现的问题有意渲染和扩大。这种政策走样的现象，历朝历代都有，现在也不例外，中央出台了多少惠民的政策，经各级政府后，总有一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使老百姓不能完全得到应该得到的实惠，有的还变成了盘剥老百姓的手段，这是官场的恶习。这些改革中的不足，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加速了变法的失败，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四个方面，乃笔者一孔之见，当然，还能找出一些其他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期待进一步商榷。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西京轶事》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