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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穆之 今年是王安石（1021-1086年）诞辰1000周年。除了政治改革家这一最重要的历史身份外，王安石集多重重要的历史身份于一身，比如诗人、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思想家（宋学中“荆公新学”的创始人）、政治家（两任宰相）、理财家（给他带来最多争议的身份），其名声与影响力汗漫千古、旁逸扶桑，甚至远涉北美（详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王安石和他的时代，他和他毕生追寻的功业及德业，他和他的朋友兼政敌们……他的一切，成也好，败也罢，甚至于他的缺点，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晕，迄今依然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甚至长期研究的对象。  ▲ 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王安石像 © 故宫博物院 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初六，即1086年5月21日，第二次罢相十年后的王安石病逝谪居地江宁（南京）。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反新法朝廷，接受司马光“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的建议，给王安石以极高的哀荣，苏轼撰制的《王安石赠太傅制》，开篇就说：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两宋大臣，可谓无人得此评价，即使后世常有人认为苏东坡此制隐含明褒实贬的春秋笔法。 早在生前，王安石就已谤满天下。可是他的私德过于卓越，几乎无可挑剔，因其变法而怨之者攻讦无所凭寄，主攻点只能定于他个人的执拗和所谓的任用奸邪小人而不察。尤其司马光多次说过类似“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的话，拗相公这一名头也就传开了。明代冯梦龙甚至专门写了一篇名为“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小说，摘取宋人《邵氏闻见录》之类谤书中的造谣笔记，痛骂王安石王雱父子，这篇小说收在《警世通言》里。 宋人笔记里记载了许多王安石的逸闻，且不论真实性，其中不少故事就涉及他的执拗性格。比如，赵家宗室之一的南宋人赵令畤，不喜欢王安石，他在《侯鲭录·卷三》里讲过一个故事，大意是：王安石从金陵过扬州，时任扬州太守刘敞按州郡礼接待他，刘敞请了不少营妓来助兴，王安石不习惯这种接待方式，不肯入席，刘敞屡劝无效，最后只能把营妓打发走，王安石才肯就坐。 北宋京官流行娶妾，其风气之盛，到了倘若官员家中没个小妾，夫人们就会担心被自己外人议论善妒。除了司马光、王安石极少数官员终生不娶妾外，很少有官员不是三妻四妾的。于是在娶妾这件事上，这两个当时最固执的人几乎发生了同样有趣又动人的故事。 王安石同时代文人刘斧在《青琐高议·后集卷二》里前后条记载了两人拒绝娶妾的故事。大意是，王安石升职为知制诰后（嘉祐五年，即1060年，王安石虚岁40），夫人吴氏为他买了一个小妾，但没有直接告诉他。王安石在卧室骤见女子，自然是吓一跳：“你是谁？”女子说：“夫人让我在身边侍奉您。”王安石再说：“你是谁家的女子？”女子说：“我丈夫是个军官，督运大米时途中翻船，倾家荡产都填不上这窟窿，只好把我卖了凑钱赔偿。”王安石听了很难过，问她说：“夫人花了多少钱买你？”女子说：“九十万钱（根据一些学者按购买力折算，当时一贯钱，即一千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元人民币，九十万钱相当于现在的九万元）。”王安石于是叫来她丈夫，让他们破镜重圆，九十万钱就赠送给他们了。 司马光拒妾的故事没这么凄婉哀伤，但情况有类似处。故事大意说，司马光当上太原通判的时候，还没有儿子，夫人就给他买了个妾。但司马光根本不理这个妾，夫人误以为他是因为自己在边上不方便。有一天，夫人跟女子说，等我出去了，你自己去书院那边。女子遵其意，去书院里。司马光见到后，很惊愕，说，夫人不在这里，你怎么敢在这里？让她立刻回夫人那里去。 王安石晚年从相位上退下后，住在金陵，居住地谢公墩恰好在州城和山林的中间位置，王安石因此自号半山老人。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里讲王安石不肯坐轿，神宗赐他的马死了之后，他就骑驴，就是不肯乘轿。这似乎是跟他不肯喝花酒、不肯娶妾相类似的执拗。他深受佛门影响（比如爱放生鱼），有着众生平等的自觉。 在宋代这种台谏官员可以“风闻言事”的朝廷上，宰执职位上的任何人都可能被捕风捉影、肆意造谣，因为这是赵家家法。台谏官作恶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造谣欧阳修所谓“帷薄不修”的扒灰案。但王安石被骂得最狠的也就是御史中丞吕诲那篇著名的大字报《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了（梁启超对王安石赞许到偶像崇拜的地步，但他写的王安石传《王荆公》里对吕诲的批驳还是合情合理的），可见他个人品质之干净。 不过，王安石的执拗，一旦表现到政治上，是好是坏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虽说有因满朝官员反对变法，尤其是台谏疯拱激荡导致的保护性固执，但这固执也是王安石作为宰执需要在具体语境中权衡并且自我警惕的性格——遗憾的是，他太自信了。 宋神宗在提拔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副宰相）之前，曾多方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韩琦、富弼、唐介、孙固……这些老成持重的大臣们，大多对王安石有着共同的担心，即认为他虽然才高，但想法迂阔，不切实际，而且缺乏辅弼之才所必需的容人度量。这很可能与他在仁宗朝嘉祐五年（1060年）写的那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有关——当年石沉大海，仁宗是否见过都不可知，估计就是被当权的韩琦、富弼扣下了；也与之前曾经名噪一时、莫衷一是的鹌鹑杀人案和阿云杀夫未遂案两起案件中王安石的表现有关。 神宗的这些肱股之臣们对王安石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王安石的执拗而不肯变通，至少在北宋的官僚体制里，常常让人觉得过于超尘脱俗——而这确实常常是政治家之大忌。比如，他一直以养家为由宁可做个地方官，不肯按资序做京官，所以屡屡拒绝就试馆职（按程序就任馆职是升官的最重要通道，几乎所有官员都求之不得，拒绝馆职，几乎等于拒绝升官）。这既有养家需要更多俸禄的原因，地方官比京官的俸禄高；也有在地方上可以自由施政、为百姓谋福利的原因。做鄞县县令如此，做舒州通判、常州知州也是如此。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的仁宗朝，当个京官无事可做，在因濮议之争两派打得天昏地暗的英宗朝，京官也一样无事可做，王安石看得了了分明。当世与后世许多人认为王安石拒绝当京官是待价而沽，这显然因为他们对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形势不了解，看低了王安石的志向——且不论这志向最终到底是利国还是害国。 在当官升官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类似。在他们看来，官位只是个做事的工具。不能做事，再高的官位也不要（司马光辞枢密副使）；能做事，就当仁不让，不屑于假辞让那套官场虚礼（司马光任谏议大夫）。神宗即位后王安石被提拔为江宁知府，他也没有假惺惺地辞让，立刻就去了，让京城官场大哗，腾笑其“进退失据”——庸俗的官场只知当官，不知做事。王安石只是认为现在的皇帝想要做事，所以他会跟进，就是这么简单。 当宋神宗与王安石成就千载一遇的君臣之合，并且开始变法之后，王安石的拗相公本色就真正显示出来了。但这种“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需要看具体的情境而定。有时，不顾具体情况，一味地反击性执拗，好事也会被败坏。 比如，实行青苗法时，上下招怨，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抑配问题，即强制贷款。王安石在鄞县实行青苗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采取自愿原则，不是强迫人贷款。这种小额的农业贷款一旦通过定指标、派任务变成强制性的，必然瞬间从善政变恶政，金镯变铁铐。然而，王安石很“拗”，他看到了青苗法“抑配”迅速地增加了财政资源，就坚不肯改。这种“执拗”显然非常糟糕，已经离他最初的本心很远了。废除抑配、降低青苗钱利息到一分利，不以青苗法推行情况考核地方官政绩，要到20多年后绍圣年间的1095年章惇独相时才实行，到那时青苗法才真正成为善政。 又如，实行免役法，当时就有许多人提出江南商品经济发达，人们愿意交免役钱来取代差役，而北方则货币流通量少，许多人更愿意服差役。事实上，人们的贫富状况不同，无论北方南方，无论城乡，自由选择是最简单的。你愿意出钱就出钱，愿意出力就出力。而在这个问题上，“拗相公”和“司马牛”（苏轼责司马光语）各执一端，王安石非要行免役法，司马光非要行差役法，政策因此翻烙饼。这也要到章惇独相执政的1094年，人民才有自由选择差役还是募役、以及利息仅一分的免役宽剩钱制度。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这种执拗除了让人民痛苦之外，又有什么意义？ 再如市易法，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官府不垄断市场，不强制贷款收利息，市易法确实可以起到疏通市场，打击奸商的目的。但王安石为了抑兼并，打击豪商，让官府垄断市场，低价强买、高价卖出，与小商小贩争夺毫厘之利，对商人则强贷收息。于是京城市场萧条，货物腾贵，周边商人绕道而行，商税收入大幅下降，给所有人都造成了损害。宋神宗曾经困惑不已，问王安石干嘛搞得这么苛刻琐碎，老百姓买块冰要经过官府，买把梳子，买点芝麻都比以前贵，不如算了吧。王安石力辩不可罢，说是立法不能嫌繁不繁琐，要看好不好。问题是，老百姓买东西贵，不就是不好吗？ 这几个例子都相当典型，新法的其他诸政策，在其推行过程中都有类似情况。王安石为自己的执拗辩护，说是法不能轻易推出，一旦推出就不能轻易更改。这话作为执政原则没错，可是既然是变法，那么有许多事最初推行的时候必然具有实验性，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将尚未实施的事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面面俱到地料事如神。与其要个“法的稳定性”虚名，不如视具体情形随时调整以期实现善政之利，难道这不是更重要的事吗？ 另外，如前述，王安石变法时，朝廷的反对意见中，存在着大量的意气之争，以及动辄道德攻击的恶俗——包括王安石自己也常常陷入君子小人两判以及朋党论的恶劣辩风里。并不支持新法的思想家陆九渊曾经说过： “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里，大都只会诋毁而不是讲理，能够心平气和公允讲理的也就十之一二，十之八九都是蛮不讲理的，如此，上不足以说服皇帝，下不足以让荆公本人明鉴，反而使他更加固执，一意孤行把事情做到底，新法之罪，大家都有份！” 陆九渊这话准确地道出王安石这个拗相公何以如此之拗的政治环境原因。但这依然无法为身为宰相的王安石本人卸责，因为人民对政府信用的要求从来就不是要求法一旦制定就不可以更改，而是要求善法一旦制定就不要更改为恶法，而恶法则需要改革甚至废除得越快越好，谁会要恶法的稳定性？无奈王安石这个拗相公，为了所谓“保证法的稳定性”，坚决不肯调整法度。其实质是为了保证朝廷迅速敛财，不顾人民对健康市场、自由经济、自由借贷、自由选择的需求，在抑兼并与富国强兵的执念下，推行许多甚至都不符合他自己经济理念的国家主义政策。虽于朝廷征敛有方，于天下则民怨沸腾。这样的执拗令人扼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载，熙宁七年（1074年），太皇太后和高皇后流着眼泪请求宋神宗罢去王安石相位。宋神宗无奈地说，群臣里，王安石是唯一一个能够横身担当国事的人！宋神宗这话确是的评。国家目前的危机，长了眼的都能看见，当时朝廷上所谓肱骨大臣们，如韩、富、文等诸勋贵大多经历过庆历新政、濮议之争两场噩梦，他们曾经短暂努力过，更对政治斗争的险恶心有余悸。显然，现有制度内要有大为，很难。一不留神，身遭不测，也不必大惊小怪。王安石比谁都清楚之前的险恶政争，明知山有虎，依然出来“横身当国”，做箭垛式人物，可谓“知其当为而为之”，确实不负陆九渊誉之“英特迈往”的盛赞。 熙宁三年（1070年）冬，王安石正式拜相。数百名官员赶来祝贺，荆公以未及向皇上谢恩为由，闭门不纳，与友人魏泰坐着聊天，并题诗于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 这句诗，唯见隐逸山林之远望，毫无荣华富贵之近谋，这就是他的政敌兼朋友司马光极为看重的“难进而易退”的君子操守。 中国数千年权力史上，王安石十分罕见地真做到了视权位、利禄、声名若浮云，“洁白之操，寒于冰霜”（陆九渊语）。 然而，王安石终归是拗相公，成其美玉般品格者，在其拗；不畏死生横身当国者，在其拗；只是，隳朝政败国事者，还是在其拗。 惜哉，古今浩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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