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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阮班鹤 佛教传入我国之后，有好几位高僧西行求法取经，最知名的莫过于唐代的玄奘和东晋的法显了。法显在前，名气较大；玄奘在后，妇孺尽知。岂不知在法显和玄奘之间还有一位高僧，也曾过凉州穿西域、涉流沙越葱岭，西行万里赴天竺求取真经，这个人就是智猛。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汉明帝时期（公元67年左右），开始被称为浮屠教，这是普遍的说法。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也曾记载公元前305年印度僧人失罗历经五年，千里跋涉来到燕都。还有人说，周昭王、周穆王时佛法已至中土。 一般学者认为，佛教是西汉末至西晋时传入的我国，因为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汉光武帝病逝之后，汉明帝刘庄即位。一天他梦见一个金人，这个金人有一丈六尺高，他的脖子上佩戴着一个太阳般的光环，在金銮殿上各处飘飞舞蹈，第二天，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们。有个名叫傅毅的大臣说:“天竺有神，人们尊他为‘佛陀’。”明帝好奇，就派人去天竺求佛经。永平十一年，二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用白马驮经返回洛阳，我们就以此为准吧。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西晋时期慢慢流传各地，到了南北朝就兴盛起来了。兴盛的一个特点就是“北造像，南造寺”，号称“南朝四百八十寺”也就是指这个时候。而兴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从西域或印度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最著名的如中国佛教八宗之祖鸠摩罗什、禅宗之祖菩提达摩等，也形成了各自的派系。这时，佛教翻译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和差异。梵文本身就是雅语，所以翻译时难度很大，译者根据各自对梵文的理解，因之翻译出来的内容也各有出入，于是就形成了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宗派不同，理解不同，自然就有了冲撞，这种形势下，就有人滋生了到印度去看看佛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正的佛典究竟是怎么样的、佛祖到底是怎么说的等各种相关的想法。于是南北朝就有了第一位去西天求法取经的高僧法显。 法显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不畏艰险、西行求法取经的的人物，他就是著名的高僧智猛。 史载，智猛（公元四世纪前后——453年），籍雍州新丰，即今陕西西安临潼人。智猛天性神明，操行纯洁，幼年出家修业专至，讽诵之声夜以继日。每次听到外国僧人说起天竺国有佛陀的遗迹和《方等》等大乘经典，就剧增求法之心。于是在姚秦（后秦）弘治六年与同志沙门法勇、普道等十五人从长安出发。经凉州、出阳关、过敦煌，先后到达鄯善、龟兹、于阗诸国详细地考察了当地的文化风俗。到了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时候，有九人退还。而智猛不畏艰险继续跋涉，翻过葱岭至波伦国，又翻雪山，渡辛头河（佛教中传说的一条河流，鸠摩罗什七岁曾随母渡过此河）至罽宾国、奇沙国、迦维罗卫国、华氏国等诸国——瞻仰朝拜了佛陀遗迹，详细观看了灵异变化不可尽数。 其后，智猛求法于华氏城（即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都城），访大智婆罗门罗阅宗，得《泥恒经》，后又访得《摩柯僧只律》及余经的梵文版本。于南朝·宋元嘉元年（公元424年）自天竺返回，到得凉州（今甘肃武威）。这期间，同行的十多位僧人或退或亡，回归中土时，只余智猛和昙簒二人。 智猛大师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译出了《大般泥恒经》二十卷。后又于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于中山定林寺作《外国传》四卷，记述游历事迹。元嘉末年圆寂于成都。遗憾的是，大师所译《泥恒经》及《外国传》等没有流传下来。 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史记》中被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古临潼亦是如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周秦汉唐以来，好多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儿，书就了中国历史最华彩的篇章。 （作者简介：阮班鹤，1949年生于陕西临潼，中共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退休后致力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散见于省内外报刊。首部长篇小说《西风怀仁》于2011年出版，陕西省作协为其举办了作品研讨会，并见诸《陕西日报》、《陕西文学界》和《文化艺术报》。电子版《西风怀仁》刊于《凤凰读书网》。第二部长篇小说《声闻于天》已于2018年3月27日和读者见面，此书被陕西新华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授予为“西部文学经典典藏项目”，多次加印发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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