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王伯群故居 今：长宁少年宫

今年是上海长宁区少年宫成立六十周年，该宫将在十月二号晚上假座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还邀请我去聆音赏乐做讲解，想来想去，写一下与这幢房子（长宁区少年宫所在地）有关的另两幢房子的故事。

——越声

主人公王伯群除了长宁少宁宫这幢房子外，还有两幢房子，一个在贵州的贵阳，还有一幢在贵州的兴义市，这三幢房子组合成了王伯群的三处公馆，今天成为“王伯群故居”被完整的保护下来。

 

于王伯群先生而言，这三处居处分别对应着人生的三个阶段，生前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护国，为同盟会元老；与华之鸿等黔地商业巨子实业强国，繁荣西南；后半生投身教育救国，执掌的私立大夏大学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称，也因此，王伯群先生的生平事迹可用“三宅一生”来概括。

大兴义 李嘉基 - 大兴义

兴义景家屯王伯群故居

1885年，王伯群先生出生于黔西南州兴义市景家屯“王氏山庄”，这一山庄的主体，即今文保单位的“王伯群旧居”。

据介绍，旧居先前分给八户村民居住，1997年全部迁出，旧居日渐荒废；2000年前后因年久失修坍塌。

几年前我在现场看到，无数块砌成整个四合院院墙的巨石凌乱地堆积着，后人只能从地面上精心雕琢的台阶和房梁基座中，一窥昔日的显赫。

有关部门提供的“王伯群旧居复原图”显示，整座住宅坐东向西，为硬山穿斗式青瓦木结构，由前厅、两厢及正厅构成中国传统的四合院。

在四合院东南面建有门楼一个，西北、东北和东南面各建瞭望台一个，门楼和瞭望台之间用五面石堆砌的围墙相连，故居建筑因而具有军事防御功能。

“王氏山庄”始建于光绪初年（1875年），由王伯群之父王起元在祖上老宅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据介绍，王家的祖上老宅早至明洪武年间便已落成。

兴义王家的入黔始祖名王玺，江西人士，定南侯景双鼎的家将。元末明初，朱元璋发动“调北征南”战役，讨伐盘踞云南的最后一个势力元梁王而入黔。

带兵驻守南盘江南岸的景双鼎率先渡过南盘江，攻克现黔西南一带，成为大明王朝进驻兴义的首位高级将领。战后，景双鼎因功受封定南侯，屯兵黄草坝（现兴义市中心黄草坝镇）。

景侯爷年迈卸职，选中兴义南郊一块山间槽地筑屋置地，安度晚年，“景家屯”因此而得名。

至今，景家屯仍有景侯爷墓。景侯爷的心腹爱将王玺也随主落根景家屯，留下兴义景家屯王氏一族。

“兴义王家发展到我的曾祖父王起元一代，修建了王氏庄园。我父亲曾告诉我：站在景家屯附近的高山上，看得见的地方都是王家的田产。”后代王兴田说。

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在《王伯群生平》长文中回忆说：“起元公肆力耕读，热心地方自治……太平军入黔，起元公集练乡团，筑固防守，闾里籍以自保。”凭借“集练乡团，筑固防”之举，守兴义王家由此发迹。

“兴义有刘、王、何三大家族，王家的王起元在修建“王氏庄园”时，刘家的刘官礼（“兴义系”军阀始祖刘显世之父）筑就了“永康堡”，何家的何其敏（何应钦之父）修葺了躲避兵乱的“风波湾”。

王伯群、王文华兄弟出生在“王氏庄园”正厅北次间，在北厢房两次间居住长大。兄弟二人的生母刘显屏，为刘官礼长女，刘显世的胞姐。

王伯群、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嫁何应钦，王文华又是刘显世的外孙女婿。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因姻亲而联系在一起。

著名史学家熊宗仁先生用“相爱相杀”形容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的关系。“三家因彼此通婚，互有姻亲，是谓相爱；以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为代表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新生代，与刘显世为代表的保守派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是谓相杀。”

现在看来，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都是从旧宅里走出来的新人物。有趣的是，此三人同受业于笔山书院。原来，刘官礼晚年全力劝学，创办兴义史上第四座笔山。

笔山书院重金礼聘大儒雷廷珍（字玉峰）、姚华（字茫父）任山长，教出了王伯群（贵州省长、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大夏大学创始人）、王文华（黔军总司令、护国护法名将）、何应钦（民国政府军政部长）等风云人物。

笔山书院是兴义刘、王、何三家新旧思想交替的转折地。但不论新旧，史学界认为：贵州近代史的一半，是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的家史。没有刘家，就没有“兴义派”的崛起；没有王家，滇黔护国护法运动会失色一半；没有何家，民国政府中的“贵州声音”将失声不少。

贵阳护国路王伯群故居

当年，发端于滇黔两地的护国运动胜利后，人们发现贵州的护国运动，和贵阳一条叫做会文路的小街道颇有渊源。

贵州“护国运动”的两大主将，王伯群（字文选）、王文华（字电轮）兄弟二人在贵阳的公馆，即在会文路上。

一九四一年，贵阳建市，改“会文路”为“护国路”，以纪念王氏兄弟的护国功绩。

王伯群公馆是一座法式建筑，贵阳市民俗称为“圆顶房”；王文华公馆则为一中式四合院，一九九五年新建都司路东段时拆除。

大夏大学在黔办学期间，王伯群先生在护国路的公馆，成为大夏大学重要的“会议厅”、“会客厅”，和学校相关的诸多重大决策在此讨论和作出。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在校长王伯群等同仁的主导下，私立大夏大学在贵州开启了从大海“回流”大山办学的壮举。

大夏大学在黔八年，成为抗战时期最先入黔、驻黔最久，与本土联系最密的西迁高校，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料记载王伯群倡导：大夏要在促进西南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作出贡献，“为贵州最高学府，所负使命，既重且大”，“促进西南之文化”。

王伯群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

有关专家认为，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也让贵州人认识了自己，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

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留在了贵州，改变了当地教育师资落后的现状。迄今为止，贵州最好的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最好的高中贵阳一中，均有大夏的血脉。

基于此，贵州文史专家对大夏大学的评价是：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

大夏大学在黔办学期间，王伯群先生在护国路的公馆，成为大夏大学重要的“会议厅”、“会客厅”，和学校相关的诸多重大决策均在此作出。

护国路王伯群公馆如今修葺一新，为砖木结构的法式建筑，占地1600平方米。从外表看，由长方形主楼和圆柱形碉楼组合而成。

主楼面阔七间，上下两层，四面建廊。平顶屋面一角上加建歇山顶楼罩，典型的中西合璧。

公馆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据王伯群先生侄孙王兴田先生介绍，王家在兴义发迹后，除留下幺房守家之外，其他各房均向外发展，留学的、经商的、从政的、领兵的，不一而足。

其中，省府贵阳是兴义王家的重要发展方向。王伯群、王文华兄弟二人在贵阳的公馆，当是在这一背景下落成的。

1983年，保志宁女士书面委托原大夏大学贵阳中学校长吴照恩为在黔代理人，代其向政府申请发还“王伯群在贵阳护国路原门牌号135号自建住房”。

两年半后的1985年6月18日，省政府正式发还房产。

“此为贵州省政府发还华侨房产第一家”，在一篇写于1991年2月的备忘录中，吴照恩先生如是写道。

1985年7月28日，保志宁女士携与其弟保祥宁先生同返贵阳王伯群旧居。保祥宁先生曾在花溪大夏大学贵阳中学就读，能说一些贵阳话，姐弟二人阔别贵阳，已四十余年。

1999年，王伯群公馆成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之更名为“王伯群故居”。

上海愚园路王伯群故居

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大夏大学校长的王伯群先生，娶小他26岁的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为妻。两人在沪西徐园结婚，婚后居所为上海愚园路王伯群私邸。

私邸所在的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三十号，就是今天长宁区少年宫的地址，保留完整。

府邸为哥特式建筑风格，青平瓦屋面，南立面中央由桥式阶梯通往二楼，内为圆拱柱廊，水泥粉饰门窗套，绛红砖清水墙面。

各种大小厅室共32间，楼内通道迂回，上下贯通，房厅、客堂均用东方传统艺术装饰，室内配以彩绘壁画，连门窗拉手也全用紫铜开模制作，空铸梅花窗栏。

这幢气派且华丽的私宅于1930年动工，次年主楼已基本建成，1934年最终完工，据传花费达到三十万银元。

当年起华屋、娶美妻，老夫少妻、校长学生，各种因素导致舆论一片哗然，“王伯群、保志宁陷入了所谓的‘别墅风波’。”

从事王伯群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当时坊间流传着诸多花边新闻，说这场婚姻背后有金钱交易，如王赠保嫁妆费十万元、王为保准备留学费用四万元甚至十万元等。更有人直称其为‘大学教育之破产’。”

随后，王伯群被迫辞去交通部部长一职。沪上用这么一句话评价他：“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用现在的话说，王伯群其实是被黑了。”汤涛说。

愚园路王伯群私邸由辛丰记营造厂施工完成。在1930年代，王伯群还委托辛丰记营造厂营造了另两座建筑：南京交通部大楼和大夏大学“群贤堂”。这两栋楼对应着王伯群的双重身份：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的创始人、校长。

得以出任国民政府要职，缘于王伯群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护国的经历。对此汤涛先生有详细的描述：1905年，二十岁的王伯群以贵州首批官费生身份东渡日本，留学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前后六易寒暑，直至硕士生毕业。

留日之时，清政不纲，王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位长辈人物：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们倡导革命，同声相求；辛亥革命后，二十七岁的王伯群即返国参与实际工作，追随孙中山先生护国护法、南北议和。

孙中山生前曾赠送王伯群一幅著名的五言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以示激励和劝勉。

孙中山逝世后，王伯群回上海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活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后任交通部长兼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和招商局监督，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连任直至过世。

辞去公职后，王伯群全身心投身教育。“王伯群具有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一九三零年，经他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一批相关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披露的档案显示：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为38万元，其中王一人捐款17万元；可供二千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堂造价11.7万元，他募捐了8.2万元；占地66.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

杜月笙、何应钦、卢作孚，以及军界、政界、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

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五个学院和一个师范专修科，校园面积扩充至三百余亩，成为上海校园最大的大学之一。”

汤涛说，王伯群所主导的私立大夏大学，在短时间内成为与复旦、光华、大同并列的“沪上四大私立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

保志宁女士在回忆中写到：“伯群自辛亥革命及讨袁护国、北伐诸役皆参加其间，于政治、经济尤多建树。平时常念国家根本大计端赖教育。”

1944年黔南事变，大夏大学再迁赤水办学。王伯群先生赶赴重庆筹集迁校资金期间，积劳成疾逝世，葬于重庆，享年六十岁。临终前，除了因缺医少药而病死的儿子外，亲人们都守候在侧，而王伯群还撑起病体，写下“公诚”二字勉励全校师生。

保志宁为王伯群一共生育了一男四女5个孩子，王伯群过世时，最大的孩子王德辅才十余岁，最小的王德龄刚出生不久，保志宁女士带着一子四女过日。

1948年，保志宁带着四个女儿和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结伴去了美国。王德龄曾回忆说：“王家家产均用于办学或留在大陆，一家人到美国后，生活几无着落。母亲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不得已去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

当她再回上海时，已是三十八年后的1985年了。

《西域行》 长宁区少年宫柳琴乐团演奏

（原载《小演奏家》杂志2019.10期）

越声/文图

黄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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