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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个六斗瓮 文/王武厚 一般人家里都有些前辈留下的物件，它要么由于耐用、要么具有一定收藏价值……而保留到现在。我家流传最久的是一口能盛六斗（旧时八升的小斗，约盛重24市斤）小米的瓷瓮。至于它的来由，爷爷只知道是他的爷爷留下的。别看它由四五片拼起来，还用竹子箍了三道圈，盛粮也不多（其实早已不盛粮了）。盛水的话，像个没记性的老爷爷，满脑子的事一袋烟工夫就丢个净光。但它盛事儿，又像个神童，把百多年经历的事牢牢地装在肚子里。 一百多年前，我家是方圆百里的“好过儿”。爷爷的爷爷用心经种着沟南沟北的五百多亩土地，经营着沟里几十亩果园。家里有高脚子牲口，有一挂硬脚子车。爷爷的父亲兄弟二人各自成家后，按照哥南弟北和哥东弟西的乡俗，爷爷的伯父经营沟南面的三百多亩土地和河上游的果园，爷爷的父亲则经营沟北的二百多亩地，还有河下游的果园。至于车马两家共用，这些应该是民国初年的事。 爷爷的伯父命运不济，妻早亡，子夭折，年轻轻地落了个鳏夫独居。爷爷的父亲一家也许沾了王三沟好风水的光，家业兴旺。爷爷兄弟四个身心康健，学技有成。老大老二是木匠，爷爷是裁缝，弟弟读书识字，叫人蛮羡慕的。但爷爷的父亲对自己大哥的境况非常着急，与其多次商量。最后，以大哥的意见为准，因老四聪明伶俐，便将爷爷的四弟为其嗣后，传承沟南的家业。爷爷的伯父挺满意，爷爷一家也很高兴，总算了却一个心事。 兵荒马乱的年代，再遇上有名的十八年年殣，两家的境况都是每况愈下，三两年间地卖光，房卖完，车马果园全都异主。特别是我四爷过继的大曾祖父家，情况更糟。落后的社会制度，毁掉的往往更是有本事的人。我的四爷对当时社会制度极为不满，无处发泄，便以消极的方式抗争，当抗争无果时便看破红尘，自暴自弃，玩世不恭，以烟酒度日，不几天就成了个典型的瘾君子。偌大一个家业，几年间便踢踏了个净光。接着便四处借债，债台越筑越高。他哪有能力偿还，最后被债主杀了，成了黑暗制度的牺牲品。家里的大小家什只剩下一口瓮，这可是大曾祖父用老命保下的。因为家在沟上边，吃水要到近百米的沟里去挑，如果没盛水的器皿，雨雪天下不了沟，吃什么。大曾祖父为了这口瓮不被四爷换烟抽，差点没被折腾死。父子俩在保瓮与卖瓮的争执中，使得这个宝贝一分为二，大曾祖父便给它箍金额一道圈。想起来也是，水乃生命之源，难怪大曾祖父誓死保卫这口瓮，自然有他的道理。 大曾祖父又无依无靠了，而我爷爷与他的两个哥哥分家另过，爷爷承担着自己父母的生活起居。而他的两个哥哥凭着木匠手艺漂流他乡，爷爷便又承担起了抚养大曾祖父的责任。而大曾祖父的家里只有一孔扁担深的窑和一口瓮，再就是一大堆债务，这口箍了一道圈的六斗瓮便是大曾祖父唯一可动的家产。爷爷把大曾祖父和他的瓮一起接到了沟下边自己的家里，接来的当然还有沉重的债务。 说到债务，那简直太多了。说起来也怪，当时的社会制度落后，但当时人们的诚信普遍较好，你可以到处记账，秋后再算，没有人不认的。可能就因为这一点，才有了“秋后算账”一词。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四爷便到处沓帐，只记不还，实际也没能力偿还。光是马额街上的 “德聚祥”和“福剩泰”两家字号，每家都有几百担的债务。当时记账一般都用小麦计量，因当时的货币波动太大，信誉很低。再加上糊口第一，当然粮食最重要，人们视粮食如黄金。 爷爷的担子十分沉重，卖房子卖地卖家具，努力地偿还着大曾祖父带来的巨额债务，用心地伺候着三位老人。大曾祖父与他的瓮相依为命，谁也动不得，因而两份家业又只剩下那口瓮。 随着三位老人年岁渐高，体弱多病，相继都离开了人世。而爷爷旧债没完又添新账。加之苛捐杂税，兵赋劳役，使得爷爷和他的四个儿子应接不暇，直至共和国成立的前三年，才把债务还清。实想过个安心的日子，怎奈国民政府气数将尽，社会很乱，家中经常有兵匪光顾，简直是无法聊生。 大约1948年忙罢的一天，大伯和父亲出外学做木匠活，三叔父和四叔父年纪尚小呆在家中。一天傍晚，保丁们抓壮丁突然来到我家，三叔父手脚麻利，藏在了那个六斗瓮里，骗过了保丁。年仅十三岁的四叔父被抓了去。爷爷把全部口粮送了去，加之四叔父年龄太小，头上又出了个大疱，他们也只能诈些粮食或钱物，总算赎回了四叔父。而三叔父藏在瓮里躲过了一劫，也使家里免受更大损失和灾难。 为了逃避兵乱匪患，爷爷举家搬到了沟南边大曾祖父原来的家。因为王三沟是一个天然屏障，兵匪一般不愿意过沟。路实在太难走了，更不用说带着抢来的东西晚上过沟。搬家时，主要的家什又是那口瓮，只是多了一道圈。 父亲兄弟四个长大成人了，大伯和父亲学成了木匠手艺，三叔父继承了爷爷的裁缝手艺，四叔父是个读书人，各得其所，都有自己的营生。共和国成立了，喜逢盛世，家里分了田地。日子虽然紧巴点，但也算安居乐业，一家人过得也快乐知足。那口瓮又成了爷爷的偏爱，给了很高的待遇，被放在了他那不足20平米的屋子里。爷爷用来放好吃的，如白馍、麻花、花生、果子等，一般人是不得乱动的。我们再嘴馋也不敢动它，因为它就在爷爷的眼皮子底下。 到了1961年，四叔父出差从汉中领回了四娘，不久便结婚了。这时我们已是一大家子人，一共有23口。一大群孩子，线活们免不了因孩子等其它事出现些摩擦，锅碗瓢盆交响曲中时不时有点杂音。爷爷审时度势提出兄弟分开另过，兄弟四人默默地坐在一起，难舍难分，四叔父还躲在自己的小房子哭了一场。最后，还是爷爷公布分配方案：对寺院六间厦房按哥东弟西，伯父东，父亲西每人三间，伯父外加厨房一间，后门归伯，二门归父亲；三间门房三叔父和四叔父按哥东弟西隔一间半，大门归四叔父，分给三叔父槐树一棵，大家无异议，三分钟一家变成了四家，还差一个盛水的瓮，爷爷忍痛把自己从先人那传下来的那口瓮给了三叔父。只是十分严肃地叮嘱了一句，“好好用，将来给你买个瓮，这瓮我还要哩。”这是1967年，我记得很清楚。 大约是1968年或1969年，1957年从裁缝铺子当兵的三叔父家属可以随军啦。临行前，我那穷怕了的三娘将自家的东西，能带的带走，不能带的变卖，处理个精光。这些爷爷根本不过问，只说了一句：“把那个瓮甭卖，”三叔父和三娘就留下了这口瓮。 1973年初冬，几个年龄尚小的堂弟玩火，把三间门房烧了个精光。由于我家离村子远，当乡亲们赶来时，费了好大的气力也没能救出多少东西。人们清理火场时，那口六斗翁只是掉了一片，爷爷又给它加了一道圈。这个箍了三道圈的六斗瓮，又被爷爷搬回了自己的小房子里。 不同的是，它的功能发生了大的变化，爷爷把它加工成了专门淋醋的器具，供我们几家官着用。大家都很爱惜它，这到不仅仅是它能淋醋，更因为它记录的事情太多太多，大家看见它引起的回忆更多…… （作者简介：王武厚，中共党员，中学数学高级教师。临潼区教育系统人员，散文散见于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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