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讲坛 | 李润和：钱穆史学思想之三：“中国人言历史人生，不言人生历史”

“中国人言历史人生，不言人生历史”

钱穆先生将人放进来历史的中心。他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记录人事的，而历史学无非就是一种人事之学，因此他强调要想学习史学，首先必须好好理解人。比起对史实的理解，对人的理解更为重要，这是强调了人本位的史学。人类的问题更为广泛，于是钱穆先生用概况人生经验去理解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生活，历史既作为我们的生活又作为所有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类过去的所有经历。因此，历史保存了人生经验，在所有人生中发挥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并传于后世，让子孙后代得以将前世经验作为他们各自人生的参考和榜样。回顾过去的人类生活和从中得出他们的经验，虽然是历史，但是钱穆先生的观点是不应只局限在过去，这也是之前曾经提到的。因此钱穆先生认为，与人生相关的历史性事件，是从久远的从前发展到现在，并且可以延续到未来的，它本身就具有一贯的历史精神。他认为重视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生价值经验，即是重视历史精神。

钱穆先生更为详细地谈及了与历史和人生相关的内容。即 “历史乃人生之记载，亦即人生之写照，人生乃历史之方然，历史则人生之既然，中国人称史鉴，既往之历史，乃如当前人生一面镜子。人不能自见其面貌，照镜可见。亦如人不能自知其当前之生，鉴于以往之历史，乃如揽镜自照，由镜见己，亦如读以往之史而知己当前之生，其间实无大相异处。”钱穆先生强调了历史和人生的关系，提倡人们通过以史为镜不断追求新的自我。

古语“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乃商代开国之君，自铭其晨起盥洗之般如此。实则不仅每日晨起始见面貌之日新而又新，人之为生，无时无刻，无瞬无息，乃吾不见其身之日新而又新，身如此，家国天下皆然，使非新，何谓生。”就像人生每天都会成为新的一样，历史也是如此，新事物瞬间就变成了过去的事情。若说生命中过去的事情中旧事物十中有九的话，新事物也只能算是十中有一，正是因为有旧的东西，所以才称得上“生”，因此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人唯求旧，物惟求新”。事物如若没有“生”，怎会求新呢？对人们来说，有“生”便是保护旧的事物。历史则是人生之旧，人生则是历史之新。因此，历史须把人生作为根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历史，而人生也须以历史为根源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生。历史只有记载真实才能真正体现过去，“生”只有流传才能被今天所认识。因此，历史既包含了“天”，又包含了“人”，这便是太史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义之所在。

众所周知，历史作为人类思考和行为的结果，并不是将人生现象放进同一种形式里重复进行的。虽然从表面来看，它是不断重复的，但是在内容上，它是不断更新的。因为人类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经常会出现新的次元，而具有这种本性的意识又发挥了作用。这种意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根据自发的知觉不断扩大自身的作用水准和范围，而其目标便是精神的本质，即自由。因此在意识世界的历史中，自由起支配作用，且为了追求自由，会不断出现新现象。

当然，钱穆先生所说的人生并不是全部都包含着历史性人生特征的，因此出现了下面这些话：“中国人言历史人生，不言人生历史。”“没有过去的历史，就没有现在的人生。而现今所有的人生都是以以往的历史为基础或源于以往的历史。”“如果没有人生，就不成历史，同理，没有历史的话，人生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中国的学问都是由历史和人生展开的”。由此可见，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概念在交叉影响的同时得以扩大。

钱穆先生将人生和文化各自划分了三个阶段。他认为只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人生才可以说是完整的。人生的第一阶段被称为物质人生、自然人生或经济人生，这属于文化的第一阶段物质经济类。所有与物质相关的衣食住行等都属于这一类，这是人类生活中最先需要经历，也是最低端、最优先的基本阶段。因此如果没有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条件，也就没有所谓的人生和文化了。第一阶段的文化所包含的人生即直面物质世界的人生。人生的第二阶段被称为社会人生、政治人生或集团人生，这属于社会政治类，包括所有的政治法律、社会礼俗、民族风习、群体集合和社会生活等各种组织习惯和规定。

另外，人生的最终阶段也就是第三阶段被称为精神人生或心理人生，这一阶段属于精神类，即直面内心与内心关系的人生。这是人生最高境界，也就是由所有观念、精神和理性组成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钱穆先生称其为一种有历史性的、超时代意义的人生，它一直被长期保存且一直存在。

钱穆先生认为，第三个阶段中对实现文化的完成作用最大的是道德和心性。他指出，道德是我们的生命，而心性人格是人生的终极理想。因此他认为，道德在历史文化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几乎全部都是以道德为背景出现并发展的。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所呈现的革新的失败与衰落，中国固有的道德精神的丧失，钱穆先生的反应是异常激烈的。钱穆先生称道德拥有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为可信的力量。对他来说道德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发展历史和文化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未来人类社会来说，文化的最高希望和方向是道德性、艺术性的，而不是宗教性、哲学性的”这样的论述。根据以上所分析的内容可以看出，在钱穆先生的认识里，历史和文化是人生的基础，是再次道德化的心性在外在环境或条件下发生反应的产物。

另外钱穆先生认为历史是人们共同创造的，而在依据这个共同创造流传下来的人类经验和活动中，钱穆先生最重视的是民族文化精神。因此他认为中国史的原动力是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基础的，就是希望保护民族文化精神，并坚信它就是文化和知识的最高理想。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一种人文精神或文化精神的历史。这样的理想就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所谓“三统（血统、正统、道统）”体制，其中“正统高于血统，道统高于正统，这三者相通相互融合为一体的时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实现伟大正统的时候”，这一观点与用彻底的精神史的观点去理解民族史体系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历史可以被看作民族文化的生命体。因此，他强调，历史使我们认识生命、掌握生命，由于研究历史便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所以要想真正掌握文化的生命，便要努力探求历史。当然，当历史作为文化生命在民族性之上出现时，它才算是真正地存在。

【文章摘选】 春秋讲坛 第五十讲  李润和《钱穆史学思想中的人生和文化》

【译者】 曲阜师范大学潘丽丽副教授

【作者简介】

李润和，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韩国安东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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