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言：今天推送临潼籍大家王天成老师的历史文化散文，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刻的研学精神，让我们敬佩，让我们汗颜，唯有表达对像王老师一样的大家的敬仰之情和学习之份。] 说起中华传统文化，有两大误区：一个是，把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第二个是，把儒、释、道文化说成是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这两大误区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狭隘化、局部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萌生、内涵的扩展延伸，始终与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相辅相成。夏、商两朝是部落联盟的松散组合，有文化记载的中华历史始于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周朝实行的是宗法分封制，将功臣和宗亲分封为诸侯。他们在文化思想上做了两件事，萌生和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主体文化：一个是制定了维护分封制的礼乐制度，规范了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他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要和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合，在贵贱长幼方面要有差别。这个制度延续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念，主张将君权授予有德行的人，萌生和孕育着后世的儒家文化。第二个是夏、商两朝对奴隶和平民实行酷刑统治，刑罚很乱。周朝规范了夏、商混乱的刑罚，先后制定了“九刑”和“吕刑”，使刑罚有了统一的标准，萌生和孕育着后世的法家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形产生和繁荣，始于没有思想禁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期，其先驱人物是春秋初期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 管仲，名夷吾，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 要齐桓公把百姓当成“天”。进而，他十分明确地对齐桓公说：“百姓亲附，国家就可安宁；百姓辅助，国家就能强盛；百姓反对，国家就很危险；百姓背弃，国家就要灭亡。百姓怨恨他们的君主，而最后不灭亡的政权，从来就没有过。”他向齐桓公很具体地提出了一套“与民分利”“藏富于民”的富民政策。他做宰相仅仅40天，就多次到民间访贫问苦。《管子·问》中记载他：“问独夫、寡妇、孤穷、疾苦者几何人也？……”询问面相当广泛，把这些人都列在救济对象的名单中，颁布政令每年救济。春天的政令里明确要求照顾幼孤；冬天的政令里要求评定孤寡，抚恤老人。他细心地把救济工作分了两类，一类是：“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为匡其急”，为紧急情况下的困难救助；另一类“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ju)、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为帮助摆脱贫穷状态的困难救助。他还制定了非常具体地救济贫苦老百姓的九个方面的优惠政策，即“九惠之教”，考虑的十分周到全面，对现在的政府救济工作都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他亲民、爱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民本思想，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直到现在，都是有作为的执政者必须遵守的准则。 三、既讲德治又讲法治的伦理法治思想。管仲非常重视德治。第一次见齐桓公，他开口讲的就是德治。齐桓公问他：“现在，我想治理好国家，振立法度，整顿纪律，应该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对于齐桓公的发问，管仲毫不犹豫地首先回答的就是以德治国，把德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君欲立国之纲纪，必张四维，以使其民，则纪纲立国势而振矣。”在这段话里，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讲礼貌、扬正义、倡廉洁、知耻辱是维持国家生存的四个思想、道德、精神的擎天大柱，不断地发扬光大国家就能安稳，否则，国家就要灭亡。今天国君要使国家屹立于诸侯之林，振兴纲纪，必须先发扬光大这四个擎天大柱，用以教育人民，这样纲纪就能立起来，国家也就能振兴。为了说透这个道理，管仲进一步指出说：“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有礼，就会孝敬父母、尊重他人，就不会违反礼节；有义，就会造福社会、帮助他人，就不会胡作非为，行为高尚；有廉，就会各自珍重、洁身自好，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会仰慕圣贤、三省吾身，就不会举止邪恶。人们不越出应守的礼节，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胡作非为，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举止邪恶，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对于德治的具体内涵，管仲在《管子·五辅》中作了很详细的解释。他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十分地明确全面。 在重视德治的同时，管仲同样重视法治。撇开阶级划分，学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公权阶段、君权与神权阶段、金权阶段、法权阶段。法治，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令人震惊地是在2700年前还是君权、神权统治的奴隶制社会，管子就强调法治，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以法治国”这个词，在我国古代所有的史书典籍中，最早见于《管子》一书，是管仲的发明和最先提出来的。他说：“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见《管子，明法解》篇）在这段话里，管仲强调君主对立法掌握的权威性。法律是国家的重器，所以君主要牢牢地掌握。“威不两错”的具体意思是说：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惧；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故明主之治天下一步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群臣共。“政不二门”的具体意思是说：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法政独出于主，而不从臣出。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有权威，牢牢地掌握着立法权，要政出一门，依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举措，使各种事情都有法可依，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管仲的基本思想。在《管子》一书中，他从法的定义、实行法治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君主要带头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叫老百姓知法懂法等10多个方面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解释。他既讲德治又讲法治的伦理法治思想与我们今天提出的德法并重的治国理念如出一撤，相较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偏重于刑罚的“刑名法治”更人性，考虑的更全面周到。 四、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对于周朝奴隶制度的危害，在当时社会，管仲比任何人都认识的明确。他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对奴隶制度的政治、经济进行了诸多变革，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国”、“野”之治。他们将京城郭以内的地方叫“国中”，是贵族和士人住的地方；“野”即城郭以外的荒野，是奴隶住的地方。管仲改革了这个体制，在全国实行了国家、属、县、乡、卒、邑的六级行政管理制度，使国家形成了一个逐级管理的统一体，加强了对臣民的管理。井田制是奴隶制的经济基础。管仲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推行了人类史上最早的包产到户的政策，将井田制上的土地分包给老百姓，动摇了奴隶制的根基，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劳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世界领先的“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与2000年后马克思提出的级差地租相同，领先了几千年，十分地了不起。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了“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方针。这里的“末”，指的是林、牧、副、渔。他主张以农为本，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重视工商业，减轻关税，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货通八路，商贾云集，使齐国经济快速发展，“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这一思想远远地早于西方社会。在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社会中，后世，只有宋朝效仿过管仲，比较地重视商品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才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我们的老祖先率先提出和其意义的伟大。此外，他还是人类史上控制高利润行业，实行盐铁专卖的第一人；是巧用轻重之术，重视仓储运输，平抑物价的第一人，等等。他超前的、先进的经济改革思想以及诸多经济改革政策对今天也有很实用的现实指导意义。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汉朝，就开始传入中国，但那时只局限于个别庙堂的和尚，不被统治阶级和社会重视。佛教的真正传入，被统治阶级重视，是在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烧杀掳掠，大量屠杀汉人。他们行军不带军粮，以食汉人为粮，把汉人叫做“双羊腿”，使北方大地十室九空，是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期。如果不是冉闵下令报复性地杀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胡人，汉人就有灭族的危险。胡人建立的政权，为了抗衡汉文化，维护他们的统治，引进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佛教。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先是被请到甘肃，后又被请到长安，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广为流传，使佛教文化很快地占领了中原文化阵地。南北朝乃至隋唐，都很重视佛教，寺庙、和尚享有特权。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华大地上有数万个寺庙，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严重地危害着国家统治和政权的稳固，引起了“三武一宗”四次大的灭佛行动。即：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打击。有观点说， 老子李耳，字佰阳，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他汲取、总结了管子文化中有关“道”的论述，发展创造了道家学说。道家认为大道无为、道法自然，提出了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写的《道德经》只有区区五千言，却精辟地阐述了道的无限性、超越性、自然性和普遍性，是一篇傲视全球，最高境界的哲学理论之作，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汉初、唐初都以黄老之学治国，取得了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伟大业绩，为中华帝国大汉、大唐两大盛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道家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以春秋初期的管子文化为基础，汲取了法、道、儒等各派学说，包括外来的佛教文化的有益部分而组成，并不断地发展、汲吮着后世新文化的营养。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源、魂，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无往不胜的擎天精神巨柱。 （作者简介： 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有《职称的由来及沿革》《八大名相》等学术著作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西京轶事》《网聊秘事》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