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负责任的研究？论好科学与社会价值观

我对科学哲学领域的学习，主要建基于2016年12月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参加的第一期管理研究哲学研讨班，以及开班前整整三个月里根据研讨书单而进行的若干科学哲学著作阅读。因此，非常感谢徐淑英教授、梁建教授、仲卫国教授、井润田教授等的精心组织及对我的邀请。研讨会上和贾良定教授、赵新元教授、张书军教授、任兵教授、贺伟教授、易靖韬教授等与会同仁的讨论，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视野，加深了我对管理研究哲学的理解。2018年6月我们又在武汉大学承办的第八届IACMR双年会期间举办了管理研究哲学工作坊。

我认为对于成为一门好科学来说，仅遵守认知价值观是不足够的。科学研究必须既遵守认知价值观又遵守社会价值观，才能兼具科学严谨性与社会关切性，才能成为一门好的科学。也就是说，好的科学研究，必然是负责任的研究。下面我来详细谈谈这一观点的几方面阐述。

价值中立理想仅主张认知价值观

关于何为一门好的科学，价值中立理想（value-free ideal）认为，应该仅凭是否符合认知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指信度、效度、解释力等客观的科学标准）进行判断，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指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等主观的价值判断）则应该被避免，因为科学的任务就是客观无偏地探求真理，一旦受到主观情境因素的影响、失去价值中立，科学中就不存在客观性了（Douglas, 2009，第79页）。

如此说来，科学和科学家只需追求完美的认知价值观，而不需考虑、甚至应该尽量避免社会价值观，就能、或者才能产生一门好的科学？

从某些角度来看，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首先，毫无疑问，认知价值观是好的科学推理规范之首要组成部分（Risjord，2014，第18页），这一点不仅被自然科学研究、而且被社会科学的研究哲学所认同。

其次，恰如Tsui（2016）所归纳的价值中立基本主张，科学家的任务是用完全的客观性来发现知识，而不为任何情境因素所影响，以免出现主观性偏见。因此，科学工作应该被内在的科学价值观所指引，而排除外部的社会价值观影响。

于是, 一种典型性的结论是，科学家只需对其他科学家负责，而不需对科学领域之外的人们负责（Kaplan，1964）。

好科学的二元准则：

认知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

然而, 仅仅遵守认知价值观、而回避社会价值观的这种价值中立理想，对何为一门好科学（good science）的判断是并不足够的。将认知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结合起来的二元准则，将是判断何为一门好科学的更合理标准。

首先，正如Tsui（2016）所指出的关键点：价值中立理想在实际中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尤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是人类个人或群组，因此各种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以及政治的价值观，早已天生固有地存在，并不可避免地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中——研究主题、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发现、科学解释等等。因此, 一门好科学的属性，一定是既包含“科学严谨性”，也包含“社会关切性”（both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and societally relevant）。

也因此，科学家当然是需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因为是这个社会赋予他们以科学家的角色地位与相应责任，而不能仅仅只对其他科学家负责。由于科学家们需要考虑他们得出什么研究结论时、相应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他们无法排除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些权衡一定需要根据社会和伦理价值观来做出判断，因此社会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科学推理的重要组成部分（Douglas, 2009，第66页，第80页）。科学推理之后的结论启示和应用意义内容，就更加包含社会关切性而排斥价值中立模型。

对于这一观点，Ghoshal（2005）的举例是令人信服的。他认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学，与属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和数学模型不同，其学科理论由三部分组成：意向性解释（intentional explanation），功能性解释（functional explanation）和因果性解释（causal explanation）。

社会科学研究一定会受到某种研究意向的影响，也不存在类似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通用功能性解释——因为不同环境和条件下的机制常常不同，所以因果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因此在商学院中，如果采用不考虑研究意向、只注重因果模型的所谓“坏理论”来进行教学，则管理实践将反而被这种教育所损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本来，假设管理者为经济人、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Jensen & Meckling 1976），和假设管理者为社会人、选择和委托人一起利益最大化的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Davis et al., 1997），两者结合在一起将更接近于企业实践。然而，由于代理理论由非常精致的数学模型所组成，于是不管是学者们对理论的青睐、还是商学院对学生的教育、以及理论对企业管理实践的指导，都大大地向代理理论这一面倾斜了，而忽视了本来与其互补才更符合实际世界的管家理论。

也因此，企业的功能变成仅仅回馈股东，而没有给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员工、整个社会）以足够的重视，由此引起管理实践中本可以避免的种种问题，——这些实际中的问题不仅没有因为好的管理学理论而获得解决，反而正是由于坏的管理学理论误导所引起。

在这里，Ghoshal（2005）所谓“好”的管理学理论，就是既有好的“社会价值观”——代理人不能仅仅谋求个人利益，而应对委托人和各利益相关者负责；同时也更符合“认知价值观”——代理理论加上管家理论更符合真实世界。

相对应地，所谓“坏”的管理学理论，则是仅追求完美的“认知价值观”（代理理论的精致优美数学模型），而不考虑“社会价值观”（没有解决、反而强化了委托-代理问题），并最终也偏离了对管理实践的真实认知（并不是每个代理人都是仅仅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完全经济人，很多代理人也可成为同时追求最大合作效益的社会人）。

上述以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共同构成具有社会价值观的、好的管理学理论的例子，实际上也是和Lakatos（拉卡托斯）所说的“研究方案”（research program）观点相吻合的（Godfrey-Smith, 2003）。

Lakatos认为“研究方案”的做法优于Kuhn（库恩）的“研究范式”（paradigm），因为“研究方案”是一种在一个时期内有多种竞争计划可以共存的研究安排，因此不会限制科学的发展；而“研究范式”则是常规科学的主导范式，在同一段时期内只能有一种范式唯一存在，只有经过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才能转移到下一个主导范式，此即所谓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Kuhn，1962）。关于摆脱范式限制，Feyerabend则走的更远，主张“认识论无政府主义”（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即所谓的“anything goes” （Godfrey-Smith, 2003），拒绝任何加在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规则，认为这些规则只能束缚科学创造性。

好科学为“真”亦为“善”

一个实例可以更好地说明社会价值观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此即著名的诺贝尔奖设立的动机。作为杰出的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以硝化甘油制作炸药的发明而闻名于世，他同时也兴办企业，在欧美各国开设了上百家工厂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然而，在他晚年，哥哥Ludvig Nobel于1888年去世的时候，一则报纸张冠李戴的新闻报道让他非常痛心：这家法国报纸不但错误地刊登了Alfred Nobel去世的消息，而且使用的措辞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博士，因找到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杀死更多人的方法而发财的人，昨天去世了”。

的确，硝化甘油炸药虽然是一个突破性的发明，但如果不能很好地用于房屋桥隧等建筑工程，就成为了一种大威力的杀人机器。诺贝尔想到自己可能要以“死亡商人”的称号被后人铭记而十分痛心，就在这种痛心中他深切意识到：科学发明不仅要有重大科学性突破，更要保证给人类带来有益的贡献！因此在1896年他即将辞世之际，诺贝尔用自己的财产设立了一个基金和奖项，要求正是颁发给那些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由此可见，设若科学家的研究目标是发明一种最具威力的炸药，或者一种最具毒性的毒药，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低的成本研制出来。毫无疑问，这已经很好地遵守了科学严谨性和认知价值观；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目标完全被达成，也没有符合一门好科学的标准，因为其没有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是负责任的科学研究。

反过来，如果其研究意旨是研制出治愈不治之症的良药，减少世界上的疾病痛苦和生离死别；或者发明出性质最优良、成本最低廉的建筑材料，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么，这一科学研究就既有科学严谨性又有社会关切性，从两方面符合了一门好科学的标准。

因此，好科学一定要兼具“认知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它不仅是符合“真”的标准、认知正确的科学，也是符合“善”的标准、对社会有用的科学。好的科学研究，一定是负责任的研究！其研究结果不仅是严谨正确的，更是对社会大有益处的。

在病毒肆虐、全球大考的庚子之年，在医术高明熔医者仁心一起铸就天使的2020年，人们前所未有地体认到科学研究必得具备的社会价值观，以及科学研究者必得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做对社会负责任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本文改写自：陈立敏：“是追求价值中立，还是信守二元准则？论好科学与社会价值观”，《管理学季刊》2018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Davis, J. H., Schoorman, F. D., & Donnaldson, L. (1997). Toward a Stewardship Theory of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 20-47.

[2] Douglas, H. (2009). Science, policy, and the value-free ideal.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3] Ghoshal, S. (2005). Why 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riving out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4(1): 75-91.

[4] Godfrey-Smith, P. (2003). Theory and re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Jensen, M. & Meckling, W.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360.

[6] Kaplan A. (1964).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San Francisco, CA: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7]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Risjord, M. (2014).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9] Tsui, A. S. (2016). Reflections on the so-called value-free ideal: A call for responsible science in the business schools. Cross Cultural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1): 4-28. 

作者简介

陈立敏，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担任武汉大学全球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