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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 然而，“勤劳、勇敢”，是显而易见的，要说“智慧”嘛，这个事情，就有些深刻哦！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中华民族，是经历了神农时代、五帝时代、家天下时代、中央集权时代四个时代。 而这四个时代的前后衔接，当然就对应着四次的时代蜕变。 那么，这四次的时代蜕变过程，是否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或者“愚蠢”呢？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会有四个时代呢？ 这是因为，人，生活在环境之中，必须适应环境；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就也要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但是，人，是社会性的人，社会中的每个人，相互联系，又各有不同；面对环境的变化，有的人得势，有的人失势；于是，一些人要顺时而动，一些人要逆时而动；这就使我们的社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对立。 那么，是化解对立呢？还是助长对立呢？ 当然是要化解对立，而不是助长对立，否则，这个社会，还怎么存在？人类，还怎么存在？ 所以，四个时代，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形成的四种化解对立的方式。 那么，这四个时代，化解对立的方式，又各有什么不同呢？ 神农时代的特点，就是“神”；五帝时代的特点，就是“帝”；家天下时代的特点，就是“家”；中央集权时代的特点，就是“集权”。 神农时代的“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的“公益热心人士”，通过交流生产技术，传播生产经验，联络各方感情，来将自己神化，从而使自己成为“皇”。 皇冠 “皇”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只帽子上放射着光芒。 帽子上放射着光芒，那不就是“神”吗？人成为了“神”，那就有威望、就有面子，就能够利用这个威望与面子，去劝说各方，从而化解各方的矛盾。 因为，当时的主要生产技术，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当时的传播生产技术的“公益热心人士”，就被称为“神农”。 “神农”和“皇”，都是后世的人，给他们的谥号与称呼；实际上，他们当时，是被称为“炎”或者“帝”，合称“炎帝”。 “炎”的字形，就是下面一团火，上面一团火。 炎 下面一团火，是代表人们当时刀耕火种的火；当时的人们通过放火烧荒，来进行农业生产。 上面一团火，是代表天上的太阳，也就是“神”，她象征着当时“公益热心人士”的威望与面子；“公益热心人士”们通过自己的威望与面子，调解各方矛盾。 所以，下面一团火，上面一团火，相互配合，就能够给天下百姓，以幸福和安宁。 “帝”的甲骨文字形，是用绳索，将树枝捆绑在一起。 帝 这就是说，威望与面子，是软实力，不是硬实力，威望与面子不管用了，软实力不好使了，就必须使用硬实力，就必须用柔能克刚的法术，去将大家捆绑在一起，使他们不要对立。 《帝王世纪》就记载：“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都于鲁。” 这个意思是说，当时，山东地区的一个部落夙沙氏，不给“炎帝”面子，“炎帝”就只好“退而修德”，结果，被夙沙氏所统治的一些部落，都起来反对夙沙氏，而迎接“炎帝”到山东主持大局。 “炎帝”本来是沿袭庖犧氏的规矩“都于陈”，也就是居住在今天的河南淮阳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迁都到山东曲阜去了。 《帝王世纪》还记载，神农时代，一共有八任“炎帝”，分别是“魁、承、临、明、直、来、哀、揄网”。 从这八任“炎帝”的名号来看，显然，他们中的前四位“炎帝”，都还是有面子的，只是，从第一位到第四位，却是一位不如一位。 而到了第五位“炎帝”，就已经是完全没面子了——“直”，就是发脾气了，就是没有面子可讲。 到第六位和第七位，“来”和“哀”，就不但是没有面子，而且，还要受辱；软实力没有，面子不存在，硬实力——里子也不如人家，就只好自我哀叹。 最后一位“榆罔”，就是顽固坚持，却没有多少拥趸，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八任“炎帝”，实际上，只有前四位有面子，才称得上是“炎”；后四位没有面子，就不是“炎”，而是“帝”。 但是，他们这四位“炎帝”，显然是没有后来的“黄帝”做得舒坦。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所以，为什么最后一任“炎帝”叫“榆罔”呢？ 就是他顽固地“欺压”诸侯——“榆”，而导致一些有实力的诸侯都离他而去——“罔”啊。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当时的“炎帝”会从“炎”到“帝”呢？为什么，“炎帝”会越来越难做呢？ 这就是因为，神的伟大，是因为人的渺小；一个人没有能力，没有个性，才会把别人当神，才会给别人以面子；一个人有能力，有个性，就不会把别人当神，就不会给别人以面子。 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发展，一些人的腰，越来越壮，气，越来越粗，这时，他们就有能力、也有个性，所以，他们就不会给别人以面子。 给别人以面子，自己就失去了为所欲为的自由，自己就不能称王称霸，就不能得到一些唾手可得的好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别人以面子呢？ 所以，从“炎”到“帝”，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然后，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再然后，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最后，才反映到这个“炎”和“帝”的调解社会矛盾的方式上来。 但是，从“炎”到“帝”，这种时代的蜕变，又是蜕变得多么艰难，多么惨烈，大家知道吗？ 距今7200年左右，东北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转变为赵宝沟文化。 随后的距今7100年和距今7000年，河北地区的磁山文化，以及河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相继消失。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三皇本纪》所记载的：“太皞庖犧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 庖犧氏又名伏犧氏 这意味着，东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侵入中原。 到距今6400年，河南濮阳水坡，又出现一个左龙右虎的“天盖墓”，其上面覆盖的，则是仰韶文化。 濮阳西水坡“天盖墓”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又意味着，《三皇本纪》所记载的：庖犧氏“木德王，注春令，月令孟春，其帝太皞······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因为，“天盖墓”中有龙，而《三皇本纪》记载，庖犧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再加上河南濮阳，正在山东的“山阳高平之西”，基本就可以断定，这个王者之墓，就是当年庖犧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之后，“冢在山阳高平之西”的那个墓。 那么，庖犧氏是怎么“立一百一十一年崩”的呢？为什么作为赵宝沟文化的庖犧氏的“天盖墓”，上面覆盖的是仰韶文化呢？ 《三皇本纪》记载：“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女娲氏乃（杀黑龙）以济冀州······断鳌足以立四极”。 共工，就是奴隶的意思，祝融，就是奴隶主的意思。 庖犧氏征服中原，“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所以，共工氏，就是中原地区的土著燧人氏的后裔；祝融氏，就是庖犧氏。 由于庖犧氏根据五行学说，自认为是“木德王”，所以，共工氏就认为他们是水德，是“以水乘木”。 虽然共工氏“不胜而怒”，但是，因为祝融氏“东封泰山”不顺利、没有实现“木居于东”，他的江山本来就“不周全”，所以，就还是一触即溃，导致了“不周山崩”。 这时，女娲氏又来临门一脚——“（杀黑龙）以济冀州”。 神话女娲补天 女娲氏就是仰韶文化的主人，她们当时正在从陕西和山西向中原发展。 但是，他们不是以霸道的方式谋发展，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谋发展。 所以，他们就帮助共工氏彻底打垮了庖犧氏。 于是，中原地区的共工氏部族，就接纳和皈依于女娲氏部族的仰韶文化。 这就是庖犧氏的“天盖墓”上，覆盖仰韶文化的原因。 女娲氏部族，帮助共工氏部族将庖犧氏部族赶出中原后，天下，就进入到神农时代。 这时，是距今6400年。 神农时代，仰韶文化遍布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地区，是当时天下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她包含着女娲氏和共工氏两大部族。 而当时天下还有另外两大部族，就是山东地区的东夷氏部族，和东北以及湖南地区的庖犧氏部族。 山东地区的东夷氏部族，就是北辛文化的主人。 正是他们，以“泰山石敢当”的精神，阻止庖犧氏部族“东封泰山”，才导致庖犧氏部族，最终以一敌三，大败而逃。 他们，随后就由北辛文化，转变为大汶口文化。 庖犧氏部族，本来是东北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他们入侵中原被打败之后，就分为了三部分。 其中，一部分在东北老家，由赵宝沟文化转变为红山文化；一部分逃到湖南，随后又转移到安徽，最后创造凌家滩文化；还有一部分，就是被女娲氏打败的黑龙氏，他们被女娲氏带回陕西，变为少典氏，就是后来之黄帝的祖先。 神农时代，女娲氏倡导“断鳌足以立四极”，大家在“四岳并举，八方共和”的秩序下各自发展。 其中，四岳，就是代表四大部族；八方，就是在四大部族所统治的区域，还有不属于四大部族的一些小部落，统称为八方。 最开始，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大家都能够接受女娲氏的倡导，给当时的“公益热心人士”以面子。 慢慢地，生产越来越发展，社会势力，越来越发生分化，就有人，不给“公益热心人士”以面子了。 于是，“炎”一步步地变为“帝”。 但是，“帝”，虽然是用实力来维护实质正义，他却在程序上，违反了大家原来的协议正义，是违反了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之倡导。 “断鳌足以立四极”，是规定“四极”——“四岳”具有自主权，不接受任何方面的领导的；“公益热心人士”，只能用协调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能用强制性的方法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这个协议的存在，所以，就“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这种“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的本质，当然就是崇尚自由的强势者集团联合起来，对抗代表弱势者集团利益的“炎帝”，阻止符合他们强势者利益的秩序现状，发生改变；阻止社会协调方式发生改变。 那么，这样对抗的结果，如何呢？ 距今5500年，大汶口文化，由早期文化改变为中期文化。 这种改变，就是意味着，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发生，炎帝、夸父氏、蚩尤氏战败。 但是，与炎帝、夸父氏、蚩尤氏进行战争，并且取得这两场战争胜利的，并不是真正的黄帝，而是庖犧氏的另外两支后裔，金天氏和朱襄氏。 金天氏，就是红山文化的主人，在东北；朱襄氏，就是凌家滩文化的主人，在安徽。 他们早就从战略上谋划好了这样一场南北对攻的战局。 但是，如果没有中原三大部族内部的腐朽与糜乱，金天氏和朱襄氏，不论怎么谋划，他们又何以能够打败，这中原三大部族呢？ 这一场失败，一直到距今4900年，由于庖犧氏部族内部发生变化，才让原来的中原三大部族，缓过劲来。 距今5300年，凌家滩文化消失，良渚文化兴起。 这就是由于，庖犧氏部族内部金天氏和朱襄氏的权力斗争，导致朱襄氏放弃中原，而去太湖流域开辟新的根据地。 《柘城县志》记载：“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没。” 朱襄氏之“朱”，是树木之主干的意思；朱襄氏之“襄”，是提着布袋撒播种子的意思；这就是说，朱襄氏，就是庖犧氏部族的王族贵胄、权位的继承者。 庖犧氏以龙为官，其麾下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等。 而“飞龙氏”，其意就是飞翔在天上的龙。 结合庖犧氏部族的星宿文化，他们这个飞龙氏，显然就是庖犧氏部族中的佼佼者，整个庖犧氏部族中的王族。 而朱襄氏以翼龙为号，就是承袭飞龙之意，说明他们就是飞龙氏的后裔、王权的继承者。 所以，再次征服中原，南北会师之后，朱襄氏，就是当然的王。 但是，金天氏人多势众，不买他们的账，还蔑称他们为应龙。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都是说，朱襄氏以巢湖为根据地，在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中功勋卓著，但是，因为他们人数较少，就领导不了人数较多的金天氏，他们只好离开中原，到南方重新发展。 而朱襄氏离开中原后，金天氏就独木难支。 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兴起，这意味着，金天氏丢掉了他们的东北老家。 距今4900年，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进入第二期，也就是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前身。 这意味着，中原三大部族终于缓过气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对金天氏展开反击。 特别是，带领中原三大部族对金天氏进行反击的，不是别人，正是金天氏的同胞兄弟，少典氏的后裔黄帝世系。 他们是真正的黄帝。 与炎帝、夸父氏、和蚩尤氏进行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实际上是金天氏和朱襄氏。 后来，颛顼将这份功劳全记在金天氏的头上，并且封金天氏为黄帝。 但是，金天氏是奉行霸道的，而不是奉行中道，所以，是假黄帝。 距今4800年，大汶口文化，由中期走向晚期。 这意味着，金天氏失去对河南、河北的控制权，沦为山东地区的一个地方势力。 公元前2697年，真正的黄帝登基称帝。 这之后，距今4600年左右，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正式形成。 这就是说，时代的蜕变，炎帝所要改革的调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到这时候，才真正地完成。 这期间，至少相隔了900年。 而900年中，又发生了多少事？多少不肯给“炎帝”面子的强者，在这900年间灰飞烟灭？又有多少不肯接受“炎帝”管控的自由主义者，在这900年间失去了自由？ 只不过，这些口口声声高喊自由的人，他们所要的，其实不是自由，而是宁愿给外族人做狗，宁愿成为外族人粪便上的一只苍蝇，也不愿和本族人平起平坐的、相对本族人的优越感。 距今45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消失，同时，山西和山东地区，也都转变为龙山文化。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黄帝时代，转变为颛顼时代了。 颛顼是金天氏的后裔，他们与共工氏部族，有着三千多年的仇怨。 小河沿文化的消失，肯定是与居住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共工氏部族有关。 但是，共工氏部族的壮大，除了能够打垮小河沿文化的主人外，对他们庖犧氏部族，也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威胁。 于是，颛顼世系，与共工氏部族再次爆发大战，结果，颛顼取得胜利。 但是，取得胜利的颛顼大帝，并没有像他的祖先们那样，再次称“王”，而是皈依于黄帝的“中道”思想，也和黄帝一样称“帝”；并且，将自己的祖先金天氏，也尊奉为“黄帝”。 “帝”和“王”的区别，是什么呢？ 王 “王”，甲骨文字形，是一只大斧，意思就是，用实力征服天下，建立“等级体系”；“帝”，甲骨文字形，是用绳索将树枝捆绑在一起，意思就是，用实力将大家捆绑在一起，力求“万邦协和”。 颛顼，显然是在自己部族历史的跌宕起伏中，认识到了霸道的不可持续，而皈依于黄帝，也是皈依于女娲氏的“中和”之道。 不过，由黄帝所创立的“帝制”时代，很快就步入了神农时代的历史循环。 生产又发生进步，社会又发生分化，又有人要自由，又有人开始挑战帝王的权威了。 黄帝世系，可能就是接受不了这样的挑战，才衰落的。 所以，颛顼大帝，对于黄帝所建立的“帝制”，又进行了一番改革。 黄帝时代是“立四妃”，到颛顼时代，就变成“立九嫔”。 这“立四妃”与“立九嫔”，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就是，黄帝信任“四岳”，把天下四方，分别委托于“四岳”管理；颛顼不信任“四岳”，自己一竿子到底，直接插手对四方之“九州”的管控。 但是，帝王之家，实力发展没有地方诸侯快，所以，颛顼的这个“立九嫔”，不可持续。 到帝喾时代，“立九嫔”就又改为“立四妃”。 然而，帝喾的这个“立四妃”，还是黄帝的那个“立四妃”吗？ 黄帝的“立四妃”，是信任与委托；帝喾的“立四妃”，是无奈与妥协。 帝喾的元妃姜嫄，所生的首子后稷，与帝喾没有血缘关系。 姜嫄，还能够给帝喾一点面子，假意将后稷丢弃，然后又去捡回来。 而帝喾的另一个妃子简翟，所生的首子契，也与帝喾没有血缘关系；简翟，就不像姜嫄那样给帝喾面子，直接是“我生的我养，与你何干”。 《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商颂·长发》曰：“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天命玄鸟”，他们商族的图腾是鸟，而不是华夏族的龙 “帝立子生商”，是“子（契）生商”，而不是“帝（喾）生商”。 直接跟你撇清关系。 “契”，是华夏族人对其的称呼，有“弃”和“做买卖写文约”的意思；而他们商族人自己对其称呼，是“亥”，有“祖先”和“做买卖写文约”的意思。 帝喾时代尚且如此，到帝尧、帝舜，情形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五帝本纪》记载：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这里面，尧帝与“四岳”之间的关系，需要细品。 《五帝本纪》，将尧、舜描写得十分地“伟光正”。 然而，细数下来，尧、舜所做的实事，不过就是“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就是以降罪的名义，逼迫那些被压迫的部落，去四方守卫边疆。 社会糜乱至此，当然需要改革，但是，尧、舜，无法改革。 那么，大禹父子，为什么能够改革呢？ 大禹，是公元前2070年即位，也就是距今4100年左右即位。 而在距今4000年，石峁城被毁弃，如此同时，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中原、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消失。 大禹父子，是被岌岌可危的内外局势，推上帝位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改革，也有时机实行改革。 但是，大禹父子的改革，并没有及时地见到成效，他们遭遇了大败。 或者，他们正是在遭遇大败之后，才开始进行改革的。 再过100年，距今3900年，陶寺城也被毁弃，中原、山东地区的变化，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类社会的聚落总数，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 这对应的就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太康失国”了。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太康失国”，绝不只有“太康游猎不归”那么简单。 孙权与曹操“会猎于吴”，如果孙权战败，他，也是会“游猎不归”的。 直到公元前1735年，也就是距今37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兴起，夏朝，才终于走上正轨。 这标志着，大禹父子所开创的夏、商、周时代的“家天下”政治制度，终于成熟。 大禹父子所建立的“家天下”，就是通过对“公天下”的私有化，来集天下财力于帝王之一家。 这样，帝王之家，就相对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压制一些强势部落的霸道，维护天下的太平。 但是，这个措施，并不能抑制一些强势部落的崛起；特别是，不能抑制一些强势部落针对帝王之家的横向联合。 这就使得“帝王之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但是，正像“炎帝”的垮台，不是由于内部反叛，而是由于内忧导致的外患；夏朝、商朝，同样如此，他们都是在内忧导致的外患之中，崩溃的。 后来的西周，也是在内外勾结、针对帝王之家的战争中，灭亡的。 而东周，则是一个帝王之家徒有虚名的时代，也是一个强者享有充分自由的时代。 可是，在这个强者最自由的时代，周家王朝，是不可能发起什么改革了，各家诸侯，自己却兴起了各自内部的改革。 只是，他们的改革，大多都是胎死腹中，唯有秦国这个蛮夷之国，却改革成功。 为什么秦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呢？ 因为，秦国穷，导致他们的贵族势力比较弱鸡，就像现代的俄国和中国能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因为，俄国和中国的资本阶级比较弱鸡一样。 秦始皇统一中国，改“家天下”为“中央集权”，是中华民族的四个时代蜕变过程中，唯一一次没有借助外敌入侵，而蜕变成功的。 随后的中国，生产继续发展，历史继续轮回，社会又发生分化，又有人要自由，又有人挑战帝王的权威。 于是，就有了王莽改革、隋炀帝改革、王安石改革。 然而，即便是有了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动乱，隋炀帝的改革，就像大禹父子的改革一样，还是不能成功。 而且，大禹父子，还没有人黑；隋炀帝，却被黑得，似乎是永世不得翻身。 好不容易，与帝王作对的门阀士族，被并非改革派的武则天和黄巢，前后夹击，给杀光了，可是，新的文官集团，又李代桃僵，继续代表大地主、大商人阶级挑战皇权。 即便是北宋灭亡，南宋又灭亡，朱元璋杀头杀得飞滚，这种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的局面，仍然得不到改观。 直到中华民族面临一个新的外敌入侵，才发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想一想中华民族的四次蜕变，想一想这四次蜕变的艰难，想一想不被外族征服，就不能够完成民族的蜕变，想一想有人宁愿做外国人粪便上的一只苍蝇，也不愿与自己的同胞为伍，不愿失去相对自己同胞的优越感，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中华民族，有“智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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