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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中唐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初逢席上见赠》中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名句，但其实，这两句诗也是刘禹锡一生精神状态的高度概括。 刘禹锡年少成名，21岁进士及第，后来也顺利通过吏部选官考试；33岁那年，他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僚一起发起了永贞革新，力图改变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局面，但是由于对手太强大而永贞党人经验不足，短短100多天，他们失败了。刘禹锡遭到了政治制裁——被贬谪。与他这些经历同步而又年龄相仿的，是柳宗元，后来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如果说因为革新失败政治失意，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正浩繁的中国历史上因改革遭殃的多了去了，也不差刘禹锡这个倒霉鬼。 但是刘禹锡的遭际却异常坎坷：他刚要大干一场，却迎来巨大打击；长期贬谪，刚召回京城，却又被流放；即便在外流放，贬地也换了好几个。起起落落，在外贬谪的时间长达23年。 按照墨酱的看法，刘禹锡之所以在京城外“飘”了二十三年，一半是因为政治环境的险恶，另一半是自己作的。 这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断又刺激的遭遇，都与玄都观的桃花有关。后人戏称为刘禹锡的“桃花劫”。 ·作死的“桃花诗” 玄都观位于长安城南崇业坊，该道观名气很大，百亩方圆，香火旺盛。这个道观不仅是善男信女聚集之地，而且可以说是当时有名的网红打卡胜地。多给道士几个香火钱，便可行个方便，自行在观内游赏。刘禹锡就常与朋友流连此地，放松心情。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刘禹锡积极参加的“永贞革新”惨遭失败，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狼狈为奸，拼命反扑，疯狂报复，改革首领王叔文、王伾惨死，改革的骨干包括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后来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偏远地区的司马，可以说是唐代贬官的代名词，没啥实权，就是顶着“官名”在穷山恶水的贬地范围内做囚徒。我们该记得白居易也曾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说，“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做远地司马的心酸可见一斑。 朗州地理偏僻文化落后，刘禹锡以诗为友、以文为伴，丝毫没有戴罪之身的压抑之感，《新唐书·刘禹锡传》：“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 著名的《秋词》就写于此时期：“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自古以来，到了秋天人们的心情多半会随之低落，但刘禹锡却流露出旷达饱满的豪情。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在“朗州”改造了十年的“司马”刘禹锡与其他几位“天涯沦落人”一起奉召回京，被重新起用。估计宪宗皇帝觉得这一个个才子正当壮年，不用太可惜，当然也可以顺便体现一下帝王胸襟。 来年春天，刘禹锡旧地重游，来到了玄都观。他惊喜的发现，观里多出一大片桃花林，朵朵桃花开得正盛，原来是一个有心的道士种下的。刘禹锡见此美景诗兴大发很快一气呵成了一首诗——《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又名《游玄都观》。 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你看看吧，那些艳俗的桃花，都是在刘禹锡走之后才栽植的哦。当朝新贵们看了就不乐意了，合着是像刘禹锡这样的人贬到远地、腾出空位，他们才有机会仕途明朗？ 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一般要显得“名正言顺”，新贵们不会明显地针对刘禹锡。于是，弹劾刘禹锡与其他司马的文书像纸片一样到了当朝皇帝唐宪宗手中。宪宗皇帝心中本就对这些永贞党人膈应得慌，于是揪住错误又把刘禹锡们贬出了京城。这次的贬地更偏远，虽然给的是“刺史”，看似比“司马”高级，但是偏远地方的刺史更是一个虚位。所谓“明升暗降”。 柳宗元从永州司马改迁为柳州刺史，而刘禹锡被安排在了播州，播州不仅偏僻荒芜，而且充斥着有毒的瘴气。既然刘禹锡骨头硬，就该好好挫挫他的锐气。 柳宗元慌了，好友刘禹锡要是去了这个鬼地方那指定是不能活着回不来了。于是上书皇帝说，刘禹锡上有年迈老母，不宜贬谪到太偏僻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宁愿自己的贬地和刘禹锡的互换。再加上御史中丞裴度等人的求情，刘禹锡后改判连州刺史。 这是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最后一次照面。4年后，元和十四年，47岁的柳宗元在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下不堪重负抑郁而终，将遗孤和诗稿托付给了刘禹锡，而此时的刘禹锡，正在丁母忧。接连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天下之大，一时间仿佛只剩下刘禹锡一个人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十三年过去了，刘禹锡的贬地换了好几处，皇帝也换了几任。 到了宝历二年（826），刘禹锡才奉调回洛阳。从初次被贬到这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刘禹锡此时54岁。 ·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诞生 在返回洛阳的途中，经过扬州，竟然遇到了被免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也要回洛阳。 虽然这两个人正式交往的时候很少，但是彼此相互敬慕，一拍即合约了个地方喝酒聊天。 白居易感慨刘禹锡的身世，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其中有言：“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其中的惋惜、不平显然可见。 诗中还有两句“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感情甚至是很愤恨的。刘禹锡就是才高招人嫉妒引来祸端，但这一“折”竟长达23年，白居易为刘禹锡鸣不平，诗中的情绪很是激烈。 而刘禹锡回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曰：
23年后归来，早已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有的人高升了，有的人退隐了，有的人离世了。但是刘禹锡却以沉舟和病树来比喻自己，对世态的变迁和仕途的浮沉，表现出无比的豁达。 这世间，总是有船会沉，有树会病。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不断更新的人间充满活力，而刘禹锡这个老年人却依然抖擞精神追随新的潮流。（“前浪”刘禹锡绝不认输，“前浪”刘禹锡冲鸭！） ·等等，刘禹锡的“桃花劫”还没完，而他那传奇一样的人生也还在继续。 文宗大和元年（827）春刘禹锡返回洛阳，夏季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 大和二年三月，刘禹锡从洛阳调到长安，仍为主客郎中。 在明媚的春光中，刘禹锡再次与朋友结伴来到玄都观，种桃树的道士已经去世，这大片桃林无人料理、一片荒凉。当年桃花朵朵开的盛景不再，那些曾经风光无限权贵一个个在政治斗争中下了台，而他刘禹锡却生龙活虎的，还能游玩。 于是又写下了一首诗《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并有小序：“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诗、序一体，完美体现体现了刘禹锡的硬骨头。花与道士都已经成为前尘往事，而刘郎却卷土重来了。以嘲讽的口吻向政敌再度宣战，他绝不会因屡遭打击报复而妥协屈服；“以俟后游”四字甚至表示已经做好了再度遭贬的心理准备。 朋友一看，不好，这诗又该惹祸了。刘禹锡却不以为然，要知道，他的人生字典中可从来没有“认怂”“服软”“变乖”之类的词。 果然，一些曾经与刘禹锡有过节的大臣又拿这首诗在皇帝面前告状。 此次调任回京，本来有裴度的推荐，刘禹锡是奉诏做主客郎中的，而且眼看着要升为知制诰，却因这首“桃花诗”泡汤了。估计这次刘禹锡年纪已经很大了，再加上已经外放了二十三年，此时的皇帝并没有将其赶尽杀绝。 大和三年（829）刘禹锡由主客郎中转礼部郎中。这年三月白居易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此后三年刘禹锡一直在尚书省任礼部郎中，直到大和五年（831）十月出为苏州刺史。 从大和元年春到洛阳任职主客郎中、大和二年返回长安任主客郎中、大和三年转任礼部郎中直到离开长安，前后相续五年。 无论是主客郎中还是礼部郎中，都是尚书省礼部的中层文官，共同特点都是清闲，且俸禄不低，生活较为富足。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更是一种闲职，洛阳为唐代陪都，有一些中央职官在此办公，但多为虚职并无实权，很多唐代诗人都曾分司东都。 刘禹锡回长安任职郎官期间，元和诗坛上的几位著名诗人也都相继重返京城，如白居易、元稹。在长安还有许多朋友，如令狐楚、裴度、张籍等人，这些官员兼诗人在长安形成了诗歌酬唱圈，一时间引起唱和诗的潮流。 虽然之后几年在外做了苏州、汝州、同州等地刺史，但相比于那“二十三年”在穷山恶水之地的贬官生活，也算不错的经历。 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刘禹锡复被调到洛阳，改任太子宾客。前面提到，白居易也曾做过太子宾客。这，同样是个钱多事少的官职。 ·干了这碗刘氏鸡汤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追求一种稳定的生活，而唐朝刘禹锡，从年轻时就没停止过折腾，直到60多岁，依然接受着调任。（当然，后期他的工作都是很清闲的，真是让人羡慕……） 然而，该完成的任务刘禹锡一件也没落下，包括柳宗元临终的嘱托，诗稿文集整理完备，后来柳宗元的幼子也大有出息、进士及第。 归根结底，就是心态好。不论吃了多少生活的苦，刘禹锡从来不会低头妥协，反而愈挫愈勇，以赤子之心对抗险恶的外界。 终其一生，宦海浮沉，刘禹锡没有成为精于世故的官员，也没有因打击就此沉沦。他初心不改，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模样。 那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与“沉舟”“病树”映衬的是“千帆过”“万木春”，无论日子怎样糟糕，却总有让人看到希望的事物。这不仅是对经历23年流放生活的精神状态的总结，也是刘禹锡一生的心理素质的高度概括：人生路漫长，多是不如意的日子，但人活着应该是永远向上、永不服输的。 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如果生活的苦难无法逃避，那么不妨选择一种积极的心态，也许转机就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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