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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世菩提展宣传片 这里有佛的雍容大度 这里有菩萨的婀娜多姿 这里有艺人的匠心营造 这里有造像的前世今生 这里有心灵的慰藉 这里有对生活的期盼 在这里 艺人的匠心温润了坚硬的岩石 信仰的热度温暖了千年的时光 …… 驱车6000里 只因有你 映世菩提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后，其造像艺术也在不同历史阶段因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多方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嬗变之中。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亦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时期。南北对峙、兵戈扰攘的社会现实并没有阻碍佛教艺术的发展，相反源自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愈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不同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映世菩提”展以南北朝佛教造像为主题，联合四川、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江苏、浙江、湖北等地12家相关文博单位共展出102件/套展品，以全新角度及视野重新审视成都南朝造像，解读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结合青州、邺城等地的佛造像，阐释南北佛教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并以南北朝时期的佛造像为载体，体现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交流。 | 益州造像 | 映世菩提展现场 南朝的佛造像艺术作品流传于世者远较北朝罕见，主要的考古实物资料集中发现于南朝时期的西南重镇-益州（即今成都及周边地区）。南北朝时期的成都既是北方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起点，亦通过水路与东、南地区相联系，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中枢，在佛教东传，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武帝灭齐之后，对成都地区的控制开始加强，来自凉州的影响减弱，成都南朝造像大量吸收了来自建康的文化因素。同时，由于梁代海上交通的发展，南来的僧人、使者日益增多，由海上诸国传来的大量经像对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加强，益州造像艺术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而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兴盛，其文化因素亦开始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从清末光绪年间开始，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宽巷子、下同仁路、彭州龙兴寺及四川境内的的茂县、汶川县等地陆续都有南朝造像出土，这也印证了益州（成都）地区佛教文化的兴盛。这些造像从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褒衣博带”式造像，到本地首次出土的阿育王全身像，再到不断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背屏式造像，成都的南朝造像呈现出独特的“益州风范”，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的空白，也为南北朝时期佛造像艺术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柱僧逸造阿育王像 南梁太清五年（551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1995年5月，成都市西安路一处窖藏坑出土，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尽管这件阿育王像不大，却异常珍贵。此像为圆雕作品，保存较为完好，原有的贴金尚有部分残存。头部有高肉髻，面部有突出的颧骨和粗壮的八字胡；佛衣上有带折角的“海军领”，从左臂下方至两腿中间有一组平行的装饰纹样，袈裟长度只到小腿处。这些都是阿育王像区别于其他佛像的显著特征。其脚后石板上刻着铭文，制作年代、文物名称等信息一目了然。此像发愿文称“太清五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柱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养，愿存亡眷属在所生处□（值）佛闻法，早悟无生，七□因缘及六道合令，普同斯誓，谨□。” 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在结束统一战争之后，开始专注于礼佛，遵从佛教的精神制定治国方针，他广修寺庙，召集四方僧人，编撰，完善和整理了许多佛经，使得佛教成为国教，他在位期间是印度佛教的黄金时期。 公元六世纪初，中国佛教发展迎来高峰时期。梁武帝在天监以后开始积极推行与佛教有关的政策，将阿育王信仰作为治国理念，效仿阿育王，亲身弘扬佛法。天监十一年（512年），曾亲自主持笔译《阿育王经》，可见对阿育王信仰的尊崇，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中记载，“《阿育王经》十卷，天监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于扬都寿光殿译，初翻日，帝躬自笔受。”由此可见，梁武帝对阿育王信仰是打心眼儿里尊崇，阿育王信仰跨越800年的时空，在南梁的疆域再度流行。 阿育王像，也称阿育王瑞像，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或其第四女所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其样式有浓郁的笈多风格，现存最早的汉语文献为南朝梁释慧皎撰《高僧传》。迄今考古出土的石刻阿育王像均发现于成都地区，在万佛寺遗址、下同仁路、西安路遗址均有发现，可见当时阿育王供奉的流行。
阿育王像 南梁晚期-北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阿育王像 北周（557-581年） 四川博物院藏 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
阿育王头像 南朝（420-589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
阿育王头像 南北朝（386-589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实业街出土
比丘释玄嵩造无量寿和弥勒佛像碑 南齐永明元年（483年） 四川博物院藏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东较场坝中村寨出土 此造像碑原为一长方形石碑，四面皆有造像和题记，1921年茂县农民耕地时发现后就地安置。1935年，四川军阀李家钰部参谋黄希成盗窃此碑，意欲转卖国外，遂将碑打成数块，把其中造像较多的及刻有文字题记的四块先运至成都。不料消息走漏后舆论愤慨，省政府随即截留，但仅存此四块。其余部分经盗凿后已丢失。经复原可知，造像碑上端周匝雕刻一组小龛坐佛，龛下刻一圈帐饰，帐饰下凿出长方形的主龛。正面主龛为立佛一身。高肉髻，发际线平直，面部圆宽，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屈两指施与愿印，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跣足立于圆台上。背面主龛内雕坐佛一身，面部、手印、袈裟皆同立佛，其褒衣博带式袈裟下摆厚重，分层覆搭佛座之上。座下刻有多列题记，漶漫严重，仅见自左至右“比丘法爱”及“比丘法明”两行。 造像碑的右侧面保存较为完整，其中段刻有长篇造像题记：“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愿一切群生发弘旷愿心，明信三宝，瞿修十善，遭遇慈氏龙华三会。聂豫其昌，永去尘结，法身满足，广度一切共成佛道。比丘释僧成掺首□□共成此法。” 由这段题记可知，造像碑刻为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于南齐永明元年（483）出资凿刻，正背面主龛分别为无量寿和弥勒佛。造像碑左侧面仅剩中间一段，自上而下依次为两龛坐佛像；一龛内并坐二比丘像；群山中一立像；最下端为一龛菩萨立像。左侧面中段有两列题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象灭为乐。”由此可知，题记旁所雕刻的群山中一立像，其题材为雪山闻偈求法而舍身的佛本生因缘，典出《大般涅槃经·圣行品》。《大般涅槃经·圣行品》主要是讲述菩萨修行之法，由信、戒、定、慧入门，从身、受、心、法四处观想，觉悟自身肉体不净，所受皆苦，心实无常，从而了解诸法无我。这一品以雪山闻偈求法拾身的佛本生故事作为结尾，这则故事大意为：释迦牟尼佛前世为婆罗门，在雪山禅坐修菩萨行，忽闻帝释化身的罗刹宣诵过去佛所说偈语前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心生大欢喜，于是恳请其说完偈语以利众生。罗刹自言为饥苦所逼，唯食人肉饮热血后才能讲说，婆罗门愿以舍身换取，罗刹随之宣诵偈语后半：“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为实践诺言，婆罗门自树梢纵身下跃，此时候罗刹变回帝释，于空中接取婆罗门后安置平地，并赞叹他修行菩萨道必定成佛。舍身闻偈的故事揭示大乘菩萨道破除的是人世间的生死轮回，以及追求出世法的涅槃，同时在修行的过程中为阐明菩萨道和引渡众生，即便舍弃性命也在所不惜。
释法海造弥勒成佛背屏像 南齐永明八年（490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此像上部残缺，主尊坐于长方形台座上，头后为莲花形头光。肉髻残，弯眉与鼻梁相接，眼睛如弯月，鼻翼宽厚肥大，嘴角上扬，表情慈悲而具有亲和力。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缘覆盖双膝并分三层垂搭于座前。主尊左手于腹前掌心向外，拇指、食指与中指伸开，其余两指握起，右手残损。两侧胁侍菩萨比例较小，各持持物恭谨立于两旁，披帛交叉呈X状，裙摆开张，桃心形的头光大而宽。佛像背屏上残存坐佛四尊、飞天一身。台座两旁有立狮各一，正中为力士托举香炉。碑阴刻交脚菩萨与二胁侍，位于带有鸱吻和屋檐的建筑内。交脚菩萨坐于中央圆形华盖之下，头戴宝冠，缯带平直伸出再垂下，下角向上卷扬，颇具装饰感。颈部有桃形项圈，左手残，右手抚膝，下着裙，裙摆覆盖台座。胁侍菩萨分立两旁，手中持物， 头后有桃形头光。建筑两侧各刻有铭文两行：“齐永明八年庚午岁十二月十九日，比丘释法海与母为亡父造弥勒成佛石像一躯，愿现在眷属、七世父母，龙华三会，希登初首，一切众生，普同斯愿。”
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背屏像 南齐建武二年（495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商业街出土 此像为一佛二菩萨组合，石碑上部已残。主尊脸部有一定程度的风化残损，仍依稀可见弯眉细眼、嘴角上扬、慈悲微笑的面容。左手手心向外，拇指、食指与中指伸开，无名指与小指握起，右手手掌向外施无畏印。佛像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于胸前束带，带垂出领口之外。袈裟下缘厚重，分三层垂搭于台座前。主尊左侧胁侍菩萨上半部已残，只能看到垂下的左手持桃形持物，立于莲台，右侧菩萨头梳双髻，披帛于腹前交叉，左手掌心向外举于胸前，右手自然下垂贴于腹前。佛座两侧各有半蹲状狮子一只。造像表面原有贴金，佛像胸口与菩萨手部尚见残存。碑阴有浅浮雕屋形龛，内坐交脚菩萨，龛下方阴刻铭文：“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明奉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敬造观世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之处永离三途八难之苦，面都诸佛，弥勒三会，愿同初首，有识群生咸□（珎）斯□（誓），□（发）果菩提，广度□切。”
佛坐像 南梁（502-557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省成都市实业街出土 佛像内着僧祗支，腰下系带，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右侧衣摆向上撩起搭在左肩上，双臂曲肘，结跏趺坐。
侯朗造立佛像 南梁大同三年（537年） 四川博物院藏 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 立像身着典型的“褒衣博带”式佛衣，内为僧祗支，胸前打结处有十字花形饰，结带垂于袈裟外。结带上阴刻联珠纹、飞天、莲花等纹样，两头末端呈倒三角形，每角上饰一腰果形物，共计六个。外穿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自身后通覆两肩，搭于左臂之上，衣角有盘结，衣褶繁复，呈波纹状。背面阴刻发愿文，风化严重，现存17字：大同三年岁次丁已八月甲子朔侯朗口口敬造口。
立佛像 南北朝（386-589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实业街出土 佛像外着通肩式袈裟，胸前衣纹呈同心圆状。袈裟贴体轻薄、身体轮廓清晰，佛衣样式受到了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秣菟罗风格影响。
道猷造释迦像 南梁中大通元年（529年） 四川博物院藏 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 佛像内着僧祗支，外披通肩式袈裟，衣纹呈“U”形折于左肩处，双臂残，跣足立于长方形底座 上，背面下部阴刻发愿文：中大通元年太己酉籍／莫姥口道猷与见景光及／景焕母子侍从鄱阳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一躯／以此功德愿七世因缘逰神净／土面睹真口习愿口口早成／员智愿现在景光母子及一／切眷属百命延远善缘／果遂三鄣永除八苦长灭／生生世世母子同会共生西／方如来福受广口妙法／与一切众生等成佛果。
菩萨立像 南梁晚期-北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实业街出土
佛头像 南北朝（386-589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市区出土
佛头像 南北朝－隋（386-619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实业街出土 佛头上有馒头状螺髻，发髻中带有涡旋，面部丰腴，样式受到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秣菟罗风格影响。
造像残底座 南朝（420-589年） 四川博物院藏 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 石座现仅存主尊莲台、二力士、二狮子及伎乐。莲台由宝瓶中生出，可见莲叶、莲花、莲蓬等。二力士披巾和璎珞自双肩垂下，于腹前相交并饰宝珠，下着裙，跣足而立。二狮子与力士中间各有六身伎乐人，卷发，身穿披巾，下穿短袴，应是受到印度风格影响。二层台上同样雕伎乐形象，乐器增加阮咸和腰鼓，人物身穿广袖长服，下身着长裙，为南朝流行的“褒衣博带”装。
立佛像 南朝（420-589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主尊有头光，内着僧祗支，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左手掌心向外，拇指与食指相拈，右手似施无畏印。跣足立于复瓣覆莲台上。圆形头光中心雕莲瓣，外侧有七尊小佛，小佛间浮雕飞天，背面有说法图。莲台正面浮雕药叉，左手托圆盘。上置香炉。左右两侧各有四身伎乐人及一狮。伎乐人边舞边演奏，手中分别持长笛、法螺、长鼓、琵琶等乐器，莲台背面雕说法图。
毗沙门天王坐像 北周（557-581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天王倚坐于须弥方座上，头光残损，宝冠略残。上身着两裆式铠甲及护颈，双肩有搭扣，帛带于胸前打结。左手置于腹前，托方塔底座，右手扶塔顶一侧。下着裙。穿护腿，双足着靴。台前有两尊夜叉托天王双足，呈胡跪状。
千佛碑 南北朝（386-589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实业街出土
王州子造释迦像 南梁天监十年（511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商业街出土 此像为一佛四菩萨组合，主尊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衣，秀骨清像，内着僧祇支，束带下垂，衣摆左右张开，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腹前掌心向外握起，赤足立于覆瓣莲台上。左右两侧二胁侍菩萨，头戴花蔓高冠，身披帛，着长裙，赤足立于仰莲瓣台上。最外侧菩萨均手持拂尘搭于肩后，赤足立于仰莲瓣台上。莲台下有地神用肩托起莲台。背光为莲瓣形，雕刻图案分为两组，内侧为说法图，外侧为两组伎乐飞天。造像背面刻有说法图和发愿文：梁天监十年佛弟/子王州子妻李慧女/咸割身口敬造释/迦石像一躯愿过/去有亡父母值/悟诸佛面睹世/尊普及三界五/道众生普同/斯愿。
张元造释迦多宝像 南梁大同十一年（545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造像正面为释迦、多宝二佛及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像。释迦居右、多宝居左，二佛并坐于二连茎仰莲座上，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均头戴高冠，着圆领衫。二力士均一手垂握护法兵器，一手举胸侧握拳。佛的举身光之外有浅浮雕的说法图，外侧浮雕飞天形象。造像石背面上半部为浅浮雕的说法礼佛场面，下部有发愿文：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迎多宝石像并／藉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土／奉睹诸佛现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障碍愿／三宝圆诸夫自口。
蔡僧和造释迦像 南梁天监十五年（516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造像主尊内穿僧祗支、外穿双领下垂式袈袋。左手于腹侧屈指下伸，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覆瓣莲台上。二侧胁侍弟子，同样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装。四尊菩萨均头戴宝冠，有项圈，双肩有宝珠并系带下垂、身着袒右僧祗支，披帛略有不同，主尊两侧菩萨披帛于腹前相交，外侧两尊菩萨披帛自后背绕双肩披覆，下着长裙、赤足立于仰莲台上。二尊力士赤足立于台座上，束冠，戴项圈。披帛相交于腹前饰宝珠，下着裙，手中握杵柄。背面上浮雕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场景，下有发愿文：梁天监十五年岁次丙／申月维孟春佛弟子蔡／僧和兄弟奉为／亡考别驾亡妣易夫人／爱及亡弟比丘僧珍口／造释迦牟尼尊像一区／并弥勒观音势至并药／侍者以此做因仰愿亡／父母弟僧珍妻陈氏亡／兄怀斌兄弟妹等舍身／受身净佛国王下生此／中政见家生识信三宝／生生处处遇佛闻法愿／现在居门长易身康仕／宦高迁士财满足十方／六道一切众共同斯愿。
背屏式造像 南朝（420-589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造像三主尊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莲台上，手印佛衣略有不同，中间者内着僧祗支，结带于袈裟内，施无畏印；左侧者着僧祗支，外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相叠于腹前。掌心向上捧钵；右侧者着通肩式袈裟，同样双手捧钵，佛座下宝瓶置于平座上，瓶内生莲叶、莲花、莲茎，莲茎结出莲台，两侧莲花各有一化生童子。弟子站于主尊身后，同样身穿僧祗支及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跣足立于主尊两侧。披巾自双肩下垂，内着僧祗支，下着裙。造像背面浮雕佛传故事。浮雕左侧有文殊菩萨坐于佛帐中，披巾自双肩垂下，腹前交叉饰宝珠，作辩论状，佛帐后方一佛立于覆莲座上，右侧一居士坐于方形床榻上，身穿双领下垂式大衣，双手抚几，左手执靡尾。
比丘晃藏造释迦像 南梁中大通二年（530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造像主尊释迦牟尼佛立于复瓣覆莲圆台上，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左手作说法印，右手施无畏印。左右侧各胁侍二菩萨，菩萨均头戴宝冠、项圈、披吊呈”X”状交叉于腹前。莲台前蹲坐一地神，头顶一盘状物，其上置一博山炉、其旁蹲坐有狮子。造像背面雕礼佛图，并有发愿文：中大通二年七月/八日比丘晃藏奉/为亡父母敬造释/迦石像一躯藉/此善因愿七祖先/灵一切眷属皆/得离苦现在安隐/三界六道普同/斯誓。
背屏式造像 南梁（502-557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商业街出土
比丘法爱造观世音像 南梁中大同三年（548年） 四川博物院馆藏 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
释僧镇造释迦像 南梁中大通四年（532年）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地区出土
丁文乱造释迦双身像 南梁大清三年（549年）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地区出土
释迦造像 南梁天正三年（553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背屏式佛像 北周（557-581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比丘释法海造无量寿像 南梁天监三年（504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释迦造像 南梁大通二年（536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南梁时期，背屏式造像由于形体较小，便于携带和家庭供养，成为当时益州造像的主要形式之一。从发愿文可知，背屏式造像的供养人身份多数是佛弟子或比丘、僧尼等，将对亡者的祈愿及对生者的美好祝福寄托于造像上。这些世俗化的祈愿及随葬品中佛教因素的出现，体现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与民间信仰的结合。 从风格和题材上，这一时期的益州造像也加入了诸多新因素，装饰变得更复杂的台座、背光当中及背光的边缘装饰加入“莲花化生”和天衣飘荡的中国式“飞天”形象，具有佛教经变故事画特点的题材得到进一步发展，内容更趋丰富。透过这些益州南朝造像，既能看到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交流，中国南北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亦能窥见国家政权和宗教信仰的结合，以及佛教对普通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响。
菩萨立像一组 北周（557-581年）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菩萨立像 北周（557-581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菩萨立像 北周（557-581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菩萨立像 北周（557-581年） 成都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菩萨头像 北周-隋（557-619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实业街出土
菩萨头立像 北周-隋（557-619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四川成都下同仁路出土 | 邺城造像 |
映世菩提展现场（官网图片） 邺城素有“佛都”之称。邺城出土的佛造像因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与别处不同的风格，也由此产生出“兼容并蓄”“和韵共生”的特点。公元5世纪后期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及孝文帝主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摹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型成为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主流，并由北魏延续至东魏。北齐时，受印度笈多造像薄衣贴体、温润式韵味风格影响，在继承北魏以来背屏式造像龙、塔、飞天、璎珞等传统因素的同时充分利用东魏以来白石造像的透雕技术，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龙树背龛”的新式背屏式造像。“龙树背龛式”造像主要出现在邺城及周边地区，是邺城佛造像独特的题材，其造型精美，特征鲜明，与早年流行的尖楣状背屏造像形式迥异，在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史上独树一帜。这些造像充分体现了受多元文化交融下的佛造像艺术魅力。 “龙树背龛式”造像都与太子树下思惟图像有一定的联系。在《阿含经》中释迦牟尼被尊称为龙，释迦牟尼的菩提树可被称作龙树，所以有观点认为龙树思惟就是悉达多太子思惟。 较早的思惟像通常坐在单株树下，双树对称布局构图思惟像现存较早实例是邺城遗址出土的东魏武定二年（544 年）张景章造观世音像。该像背屏背面阴刻树下思惟像，太子居中半跏坐，颔首拄腮，两侧各有一株菩提树，树冠层叠交合，相互缠绕，已与北齐双树背屏的样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此造像为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像残高128厘米，主尊77.7厘米，青石质，通体彩绘贴金。头部残存水涡纹发髻，身穿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衣缘，跣足站立于莲花座上。胁侍菩萨站立于两侧，残存的菩萨头戴宝冠，佩璎珞，下穿贴体长裙，手中持物，所立莲花座由力士和护法狮子承托。背屏上部雕佛像头光和身光，头光由内圈的莲瓣和外圈的坐佛组成，身光处雕刻对称的飞天，边缘为火焰纹，顶部中心雕刻坐佛。在佛像和力士之间浅雕供养人，环绕佛像雕刻有供养人姓名。造像背面中间雕刻菩萨交脚坐像，两侧分别为大梵天王、难陀龙王、天帝释、跋难陀龙王、供养人及飞天像，下面雕伎乐、供养人像和造像题记。造像题记中有“邯郸县庞安兵”“释迦牟尼青石立像”等文字，以及对国家富强、平安的祈愿。此像身材魁梧，两肩齐挺，具有北方佛教造像的雄健之风，当是受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造像风格影响。
坐佛三尊像 北魏（386-534年） 通高56.5厘米，底座宽31.6、高11.4、厚20厘米。黄石质，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通体彩绘。主尊面相较圆润，结跏趺坐，施无畏印，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带下垂，衣摆覆搭座下。背屏边缘饰火焰纹，两侧胁侍菩萨面带微笑，颈悬项饰，宽帛在腹部交叉，一手在胸前持莲蕾，一手在腹下提净瓶或桃形香囊。四足式底座，阴刻世俗供养人形象。
通高93.5厘米，底座宽42.8、高4.4、厚34.5厘米。白石质，单体圆雕倚坐佛像，通体贴金。主尊面相庄严，螺髻，弯眉细目，直鼻小口，眉间浮雕白毫。身着袒右袈裟，双臂前端均残，倚坐于仰覆莲台上。莲台束腰处雕出多层宝珠及人面纹。底座呈长方平板状无雕饰痕。
通高47厘米，白石质，单体圆雕立佛像，通体彩绘。主尊面相方圆，螺髻，弯眉细目，鼻略残，嘴角内抿，身穿垂领通肩袈裟，内着僧祇支，彩绘福田衣纹，双手前端残，跣足立于锥形石榫上。
残高67厘米，白石质，圆雕菩萨立像，通体彩绘贴金。菩萨头戴高冠，中缀坐佛，面相长圆，瞑目下视，宝缯、发辫垂至肘下。颈悬串珠项饰，下坠宝珠，披帛在脐间交叉，穗状璎珞在腹下穿环，双臂前端残，披帛与串珠绕臂下垂。下身着长裙，中垂绦带，跣足立于柱状石榫上。
通高63.8厘米，底座宽32、高12.1、厚14.3厘米。白石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背屏式造像，通体彩绘，残存少量绿彩及墨线。主尊面相圆润，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施无畏印。弟子身着垂领袍服，双手拢于胸腹间。菩萨上身半裸，颈悬项饰，披帛在腹前交叉，手持莲蕾或握香囊。主尊莲台两侧雕出双龙吐莲，背屏中心雕刻缠枝纹圆形头光，边缘有三身对称飞天，顶部中心为佛塔。背面刻有“白马舐足”佛经故事，山林岩木，雕琢细致入微。其中太子半跏趺坐于树下，侍从掩面、流露出不舍之情，白马引颈舐足。，底座正面雕刻双狮香炉及像主名，其余三面均发现有题刻被磨平的残迹，右侧补刻“大魏武定四年四月八日，敬造弥勒像一塸，上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含生之类,咸同思善”。
双思惟萨像 北齐（550-577年） 邺城考古队藏 临漳北吴庄佛像埋藏坑出土 通高54.2厘米，底座宽30.1、高12.6、厚13.9厘米。白石质，二思惟二菩萨双树背屏式造像，通体彩绘贴金。思惟菩萨头戴三叶冠，宝缯、发辫垂肩。裸上身，颈悬桃形项饰。下身着裙，半跏坐，一手抚膝，一手拄颊作思惟状。二胁侍菩萨一手持莲蕾，一手握香囊，披帛在腹部交叉穿环。镂孔透雕双树背屏，树干盘龙，上部为双佛、飞天及双龙托塔，背面有彩绘痕。底座边缘贴金，正面浮雕双狮香炉及力士，两侧残见彩绘莲花，背面可辨纵向界格线，无雕饰痕。
法棱造像 北齐天保元年（550年） 邺城考古队藏 临漳北吴庄佛像埋藏坑出土 通高32.9厘米，底座宽18.5、高8.1、厚9.3厘米。黄石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背屏式造像，局部残存彩绘及贴金痕。主尊面相圆润，肉髻扁平，身着袒右式袈裟，偏衫覆搭右肩，施无畏印，交足坐姿。两侧各一身弟子和菩萨，弟子身着垂领式僧服，双手拢于胸腹间。菩萨裸上身，披帛缠肩绕臂下垂，下身着长裙。背屏由镂孔透雕的双菩提树构成，上方为飞天托塔。背面树干上题刻“天保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敬造”和“比丘尼法棱侍佛”。底座镂孔透雕，正面为双狮香炉和力士，两侧及背面雕造山、树、河、狮子、象、风等八身神王。
坐佛七尊像 北齐（550-577年） 通高57.5厘米，底座宽35.6、高11.3、厚4.4厘米。白石质，一佛二弟子二螺髻二菩萨双树背屏式造像，通体彩绘贴金。主尊面相圆润，身着袒右袈裟，左手抚膝，右手作说法印，跏趺坐于束腰莲台上。两侧弟子与大螺髻像均双手拱于胸腹间，二菩萨一手持莲蕾，一手握香囊，均着黑鞋。镂孔透雕双树背屏，上部有六身飞天抱持璎珞，顶部为双龙托塔。底座正面浮雕双狮香炉，两侧残见彩绘莲花，背面光素。
坐佛五尊像 北齐（550-577年） 通高57厘米，底座宽32、高12.5、厚18.8厘米。白石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双树背屏式造像，通体彩绘贴金，并有少量黄、绿彩。主尊面相浑圆，肉髻扁平，双目低垂，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施无畏印，结跏趺坐，衣摆覆搭座下，身后背光饰火焰纹与忍冬纹。二弟子双手合十，右菩萨残，左菩萨头戴三叶冠，裸上身，颈悬桃形项饰，右手持莲蕾，左手握香囊，下身着禅裙，均跣足立于双龙口吐的出梗莲台上。镂孔透雕双树背屏，顶部为飞天托塔，背面雕造半跏坐思惟菩萨和两身双手合十的大螺髻像，上部为密集层叠的树冠。底座正面浮雕双狮香炉和供养比丘，两侧及背面龛雕造八身神王。背屏式造像是北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代表作，龙树背屏形式和造像背面的思惟菩萨坐像表现了当地高超的雕刻技艺。
弥勒五尊像 北齐（550-577年） 通高40厘米，底座宽20.8、高8.9、厚11.9厘米。白石质，三菩萨二弟子双树背屏式造像，残存少量彩绘和贴金。弥勒菩萨头戴三叶冠，面相圆润。宝缯、发辫垂肩。裸上身，颈悬半圆形项饰，右手斜举，前端残，左手作与愿印。下身着裙，交足坐姿。童子承托起菩萨双足，表现了佛经中所述的“帝释承足”。童子两侧雕一僧装、一菩萨装形象的供养人凭几而坐。其中一人手中执笏版。两侧弟子双手合十，胁侍菩萨面容、服饰同主尊，一手持莲蕾，一手握香囊，均跣足立于双龙口吐的出梗莲台之上。镂孔透雕双树背屏，正面上部为飞天托佛，背面树冠下雕出十身小坐佛。底座正面浮雕双狮香炉与力土，两侧和背面雕造八身手持摩尼宝珠的神王。
思惟菩萨像 东魏（534-550年） 通高65.3厘米，底座宽30.2、高13.5、厚20厘米。白石质，透雕背屏式菩萨造像，残存较多彩绘和少量贴金。菩萨头戴三叶冠，面相长圆，宝缯、发辫垂至肘下，上身半裸，下身着裙，半跏坐，左手抚膝，右手拄颊作思惟状。透雕尖楣背屏边缘为盘龙龛柱，上部饰飞天，背面有彩绘痕。底座正面浮雕双狮香炉，狮子鬃毛蓬张，作扬肢蹲踞状，两侧及背面有彩绘莲花等残痕。
通高38.4厘米，底座宽16.8、高5.3、厚12.2厘米。白石质，背屏式菩萨造像，通体彩绘贴金。菩萨头戴三叶冠，面相端庄，右手持莲蕾，左手握桃形香囊，披帛在腹前交叉穿环，跣足立于覆莲台上。舟形背屏边缘火焰纹中雕造七佛。背面阴刻白马吻别佛传故事，树下撑有一顶伞盖，太子呈思惟状，半跏坐于筌蹄上，侍从掩面而立，白马引颈低头吻足。构图精美。底座正面为莲花香炉及两身跪姿供养比丘，侧面彩绘莲花图案，背面题刻“天平四年八月十五日，比尼法敬造化聚七佛，为师僧父母、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 青州造像 |
映世菩提展现场 处于南北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青州，在南北造像艺术的交流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州北魏至东魏早期的佛教造像体现出南朝“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自东魏晚期起，受印度秣菟罗风格的影响，轻薄叠褶服饰的造像兴起，逐渐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州样式”。在南北朝晚期造像中，“青州样式”的外来特征最为鲜明，同时体现了汉式佛像艺术与印度笈多艺术的融合。
思惟菩萨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思惟菩萨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造像题材，最初见于印度贵霜王朝时期，造型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三世纪左右传入中国，之后又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地，成为东亚佛教造像的重要造型之一。北朝时期流行的思惟菩萨像，尊格相对固定，主要是悉达多太子与弥勒形象，反映出北朝时期所流行的佛教信仰。如北方早期石窟中的思惟像多与交脚弥勒菩萨相邻，或作为交脚弥勒菩萨的肋侍，显示出与弥勒信仰的关联。北魏晚期以后，思惟太子像逐渐流行，尤其东魏中后期和北齐中前期，思惟像在中国最为兴盛。 “菩萨”一词往往指释迦牟尼的前生，描写他前生的故事在佛教中称为“菩萨本生”。据佛典所载，释迦佛为太子时曾于树下思惟而悟初禅，因而其体态呈思惟之相，以两手指支颐而作思考状。思惟像通常表现的是悉达多太子出家前的三种思惟状态: 其一，太子于阎浮树下，见农人翻土时，众鸟争食土中虫蚁，心生悲悯，而起思惟；其二，净饭王为阻太子出家之念，连日宴饮作乐，太子见诸宫女疲惫酣眠之丑态，而起思惟；其三，太子离城出家，至苦行林，告别爱马犍陟，而起思惟。
彩绘石雕佛法界人中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佛像身着袒右袈裟，薄衣贴体；袈裟之上分成正面纵三列的界格，每列再分四五格雕刻画面。画面内刻有山峦、宫殿、人物、动物等，界格外采用不同的装饰图案。本像并未彻底完工，画面具体内容难以辨认，初步判断似与佛传故事有关。造像为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这一题材造像在青州地区出现较多。
法界人中像
贴金彩绘菩萨立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彩绘石雕佛立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圆雕，石灰石质。身着彩绘通肩袈裟。袈裟轻薄贴体，上无任何衣纹。佛像宽肩、细腰，胸腹微凸。双脚修长，左脚直立，右腿微屈，身体重心落在左腿上。该造像比较特殊，在青州地区实属罕见，具有浓郁的印度笈多王朝佛像艺术特色。
彩绘石雕佛立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贴金彩绘石雕佛立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彩绘石雕佛立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彩绘石雕佛立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佛像通体圆雕，石灰岩材质，肉髻低圆，顶饰螺发，佛面圆润丰满。头光内层饰以莲瓣，外层以线刻同心圆及忍冬纹装饰，最外层雕七尊坐姿化佛。身着通肩袈裟，袈裟上以阴刻线表达衣纹，线条简洁。胸部平坦，腹部隆起，右手牵袈裟衣角，左手及双足均残。在这件造像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笈多艺术在北齐的本土化改造。
贴金彩绘石雕佛坐像 北齐（550-577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贴金彩绘石雕佛立像 北魏（386-534年）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东魏（534-550年） 青州市博物馆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高浮雕背屏式三尊像，石灰石质。主尊磨光高髻，面相清瘦。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二协侍佩项圈，着僧祗支与长裙，饰披帛。跣足立于龙托起的莲台上。莲瓣形的背屏上部正中为一单层侧面塔，两侧环绕飞天八身，二身倒悬托塔，六身手中各持笙、箜篌、排箫、钹等。
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东魏（534-550年） 青州市博物馆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造像主尊面目清秀，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内着僧祗支、跣足，身下两侧各有一条飞龙，口吐荷叶与荷花承托胁侍菩萨。左右二菩萨着袒右式僧祗支。三像上方有八身飞天。最上方二飞天倒悬，双手承托一座单层方形覆钵式宝塔，其余六身飞天手中持有箜篌、笙、排箫、钹等乐器。此造像体现了较多的北魏传统风格，反映了汉族士大夫的审美时尚，而龙与莲花图案则多见于中原地区。
贾淑姿造像 北魏永安三年（530年） 青州市博物馆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主尊和左右二胁侍跣足立于圆形基座上。主尊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印，有双重圆形莲花瓣和彩绘同心圆头光、并饰有彩绘椭圆形身光。左右两胁侍均饰有双重莲瓣头光，左手提桃形物，右手执莲蕾。右胁侍肩部有两圆形物。表面有贴金和彩绘、背后有发文：大魏永安三年题记及发愿文。 | 丝路造像 |
映世菩提展现场 主要涉及丝路沿线中甘肃、陕西、山西的部分佛教造像。尤以发现于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重镇酒泉城南的高善穆石造像塔最为珍贵，此塔为现已发现的中国模仿印度覆钵塔的最早实例。
高善穆石造像塔 北凉承玄元年（428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 甘肃酒泉石佛湾子出土 高善穆石造像塔发现于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的重镇酒泉的城南，这里曾是笃信佛教的小王国西凉的首都，由印度经西域传人内陆的佛教首先在此繁衍。塔高44.6厘米，基座底径15.2厘米。黑色砂页岩质，塔基已佚。基座之上为八面形的塔基，刻出供养菩萨八身，七身立式，一身端坐莲台，各像左侧上角刻有八卦符号，是最早出现八卦的实物资料之一。其排列与《说卦传》中的八卦方位顺序一致，八尊像分别依次代表着龙、树、狮、鸟、河、山、火、象、珠、风神等，这与当时盛行的鬼神护法思想有密切关系。塔基上为圆柱覆钵形塔身，塔身下部刻隶书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共三十六行，上题“高善穆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上顶瓶形覆钵，覆钵开八个圆拱龛，七个龛内刻禅定坐佛，一龛内雕交脚弥勒菩萨。佛面形圆润，肩宽体健，着通肩袈裟，上身微前倾，结跏趺坐、双手作禅定印，后有项光，背光。弥勒菩萨着宝冠，袒上身，有颈饰，臂钏，下着裙，交脚坐，后有项光和靠背。佛座为矮平莲座。圆拱龛，有龛座无龛楣。覆钵之上有七重相轮，顶端宝盖象征天穹，阴刻北斗七星。此塔为现已发现的中国模仿印度覆钵塔的最早实例。石塔上刻有的北斗七星、八卦符号及含有浓重儒家孝道的发愿文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思想观念，与佛像、佛经同现于塔身，使得此塔成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个缩影。
释迦牟尼立像 北魏（386-534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 甘肃酒泉石佛湾子出土 立像螺发，面容修长，颇有魏晋”秀骨清像”之风。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衣，衣纹厚重带有犍陀罗风格。双手分别施无畏和与愿印，跣足立于莲座上。背光边缘饰火焰纹，中间有云纹与三化佛。整个造像风格应是受到南朝影响，亦体现了佛造像艺术的本土化进程。
菩萨立像 北魏（386-534年） 甘肃博物馆藏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佛立像 北周（557-581年） 西安博物院藏 陕西西安未央区窦寨村出土
佛立像 北周保定五年（565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菩萨立像 北周-隋（557-619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菩萨头像 北周-隋（557-619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菩萨头戴扇形高宝冠，地刻花纹，垂挂粗大的璎珞和流苏，与1987年西安市唐礼泉寺遗址出土的菩萨残像宝冠装饰有相似之处，宝冠两边各有扇形花结。菩萨额头宽大，眉弓弯而修长，双目细长，充满笑意，宽鼻翼，嘴的边缘刻画明确。与北周造像相比，这尊像的五官略显紧凑，下颌稍窄，暗示着造像风格的变化。
菩萨头像 北周-隋（557-619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佛头像 北周（557-581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菩萨立像 北齐-隋（550-619年） 山西博物院院藏 山西晋中榆社福祥寺出土 菩萨头戴宝冠，面相椭圆，眼角和面颊处稍残，小嘴薄唇，双目微睁。身着袒右僧祗支，颈饰项圈，两肩挂华绳璎珞，两条璎珞呈“X”型相交于腹前珠环上，环中饰一莲花。两臂自肘以下均残断，现仅存榫卯孔，下着宽松长裙，腰系带，带在腹前笔直垂下，在中部打一花结，跣足立于莲台上。该像体型较大，用工粗犷，衣纹线条简略，具备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立姿造像的经典特征。
菩萨立像 北周-隋（557-619年） 山西博物院院藏 山西永济太峪口村出土
菩萨头像 北齐（550-577年） 山西博物院院藏 山西太原华塔寺出土
菩萨头像 北齐（550-577年） 山西博物院院藏 山西晋中昔阳静阳村出土
四面造像 东魏（534-550年） 山西博物院院藏 山西长治武乡出土
弥勒三尊像 北周（557-581年） 山西博物院院藏 山西运城万荣县征集 | 陶瓷制品 | 映世菩提特展中，除了各式各样精美的佛造像，还穿插了几件与佛教相关的瓷器制品。浙江出土的东晋永昌元年越窑青瓷堆塑罐 ，湖北鄂州西山墓出土的西晋青瓷三足佛像洗，湖北武汉江夏钵盂山出土南朝青瓷莲花尊，山西太原王郭村娄叡墓出土的北齐青绿釉莲瓣纹灯以及西晋青瓷狮形器。
越窑青瓷堆塑罐 东晋永昌元年（322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浙江杭州萧山区出土 这类罐叫堆塑罐，也称“谷仓罐”“魂瓶”“丧葬罐”。它是三国至两晋时期的一种陪葬明器，通常为敞口深腹大罐、口沿及肩部堆塑谷仓、建筑和动物、人物等。这类器物以江浙一带的高等级墓葬中出现居多。 堆塑罐的出现与人们的灵魂观念和宗教信仰息息相关。从造型上，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上半部分是堆塑，有各式的人物、动物和建筑；下半部分是一个普通的罐子形状。堆塑罐上的建筑是存放死者灵柩的庑亭，飞鸟是死者灵魂前往仙界的引领、跪坐人俑则是陪伴者。除此之外，罐上常见的还有熊、鹿、龙、凤凰、麒麟等动物，无一例外都是祥瑞的象征。同时，大部分堆塑罐从上到下都是相通的，罐体有小孔，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便于死者的灵魂自由出入。 堆塑罐上的装饰也反映出佛道文化的融合。但这一时期，佛像作为外来新形象，并不占据主导位置。佛教最初依附中国的黄老神仙方术和传统的鬼神观念而发展，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各地表现佛教信仰的器物各具特色。吴晋时期魂瓶上出现佛像、胡人形象，这和当时佛教在吴地的传播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堆塑罐的产生，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从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早期的五联罐，上部堆塑的五罐层次分明，中间的罐较高大，周围环绕的四罐较小，颈部一般刻有弦纹数周，没有其它动物和人物堆塑，罐体装饰单一，腹壁基本为素面。三国以后，五联罐逐渐演变为“谷仓罐”，造型特点为中部有一大罐，其肩部或周边附堆起4个小罐或壶，器身堆塑各种瑞兽飞禽。谷仓罐也反映了农耕民族以谷祭魂，以谷引魂、安魂的原始灵魂观念。到西晋初期，随着制作工艺的不断发展，堆塑罐上部的五个小罐逐渐被亭台楼阁、动物及人物的形象所淹没，堆塑形象繁复而生动。
青瓷三足佛像洗 西晋（265-316年） 湖北省博物馆藏 湖北鄂州西山墓出土
青瓷莲花尊 南朝（420-589年） 湖北省博物馆藏 湖北武汉江夏钵盂山出土
青绿釉莲瓣纹灯 北齐（550-577年） 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太原王郭村娄叡墓出土 | 广而告知 | ▼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 是目前最全面的关于世界佛教艺术的资料集， 由于纸质图书的昂贵， 另为各位爱好者觅得一套电子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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