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疫情之下,被忽略的年轻人有人说,疫情是面照妖镜,让生活中原本存在的问题无所遁形。 我说,疫情是催化剂,让原本紧密的关系的更加凝聚亲密,令原本冲突的关系更加剑拔弩张。 疫情期间,我在几个平台做着热协志愿者的工作,其中一个平台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 疫情让他们最痛苦的两点,一是学业压力,二是人际冲突。 网课的形式让他们远离了同龄人,看不见老师,这一方面考验了老师们的网课水平,另一方面也考验了学生们的学习能力。 未来计划对于考生们的不确定性,也是对他们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 而如果前面的压力无法得到有效缓解,人际冲突或许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里有一则有意思的对比新闻:
与日本的自杀数据对比,似乎疫情减轻了他们面临的社会压力,却加重了我们的人际矛盾。 在今年这些已无法挽回的悲剧中,新闻报道出的冲突原因通常都是听起来似乎很小的事情。 比如因为老师没收手机,比如因为和父母因为一件小事吵架。 甚至会有些旁观者发出“承受能力这么差,死了活该”的言论。 真的只是因为他们承受力差吗? 人际冲突从来都不是一日之寒,其中家庭冲突又是一切的导火索。 腾讯曾经有一档综艺节目叫《不好说,特想听》,邀请了几对父母和孩子坐下来,尝试放下成见,真诚沟通。节目一播出,就斩获了许多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太真实了。 在这几个孩子之中,有一名心理咨询师。 相比普通人而言,心理咨询师更善于自我觉察、对心理的调控、言语的表达,这样一群天天与人心打交道的职业人,是不是就不会面临亲子沟通的问题呢? 答案是不,在面对自己家庭时,他们和普通人也没有太大区别。节目中的咨询师在谈到父亲时,也是眼眶泛泪,欲言又止。 作为拥有了独立生活的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处在家庭矛盾中最无助的未成年人呢? 02.青春期,被忽略的特殊需求在热线中我听到来自孩子们最多的一句哭诉就是:父母无法理解我。 新一代的“后浪”身上,有着和父辈们截然不同的特征。 B站光速崛起的反诈骗金融UP主半佛仙人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B站商业观察:年轻人的力量》,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定义当代年轻人的:
是的,年轻人就是一种情绪生物。 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 每个人大脑中都有一个“情绪脑” 和 “理性脑”,其中人的情绪反应主要由大脑中的杏仁核区域掌管——也就是“情绪脑”;而专注力、计划分析能力、逻辑能力等则是由大脑的前额叶区掌控——也就是“理性脑”。 目前的研究表明:大脑中最晚成熟的是就是额叶区域。另外,在青少年时期,神经元对刺激性的神经递质的反应更快,也就是说,青少年对压力事件的反应更加激烈,同时对愉悦的刺激体验也更加强烈(Spear,2003)。 也就是说青少年时期,情绪的刹车器还未发育完全,而且受激素的影响,青少年会很容易被情绪驱使,做出冲动的事情。 除此之外,青少年还面临着“同一性”的挑战。 著名的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把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冲突称为同一性对角色混乱(identity versus role confusion)。 他认为,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青少年会经历同一性危机(identity crisis)。 简单来说,青少年需要回答“我是谁”、“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问题。 然而,这样的问题往往连父母自己都无法回答。 对于一些被边缘化的青少年来说,他们长期处在不被理解的痛苦中,生理和心理原因会促使他们去追求一些追求新异体验的行为,比如自残,甚至自杀。 03.危机之下,如何自救与助人?每一次自残和自杀意念的背后,都是一颗受伤的心在发出求救的信号。 2018年,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公布了一组相关数据:
而中国93%有自杀行为的人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在每年8万自杀未遂者中,进行过心理评估的人还不到1%。 这些数据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 而对于我们这些旁人来说,如果可以识别出身边人自杀前的一些征兆进行帮助,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这些自杀前征兆包括但不限于:
自杀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尤其在我们的文化中,死亡教育是一个严重缺失的部分。 不敢触碰、担心惹事、怕被误解都是造成旁人畏惧去伸出援手的原因。 但最起码,你我都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不要对自杀者冷嘲热讽。 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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