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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史小学徒 岭南地处边陲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唐宋之前国家对岭南的主要管理方式是军事掠夺和经济掠夺， 宋代很多知识分子注意到岭南的问题，积极宣传文化教育带动了岭南整体的文化发展，岭南的士人群体开始发展壮大，士人阶级兴起，独树一帜，岭南迎来了属于他的春天。 岭南地处边陲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唐宋之前国家对岭南的主要管理方式是军事掠夺和经济掠夺，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实现对岭南初步管控 ，南朝以来的岭南酋豪势力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秦汉时期，尽管中央王朝通过设置郡县，初步实现了对岭南的统治，但是秦汉中央王朝对岭南管控力度有限。还主要通过军事征伐，在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建立城市据点等方式管理，主要是为了统治者满足对岭南奇珍异宝的需求，还谈不上国家层面对岭南的治理方略。在文化认同方面，更是把岭南视为“异域”。 至魏晋时期，北方士人仍把岭南视为一个与中原礼乐文化传统迥异的地方。南朝时期，岭南地方土著豪族势力崛起，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管控主要是依赖岭南各地的酋豪势力来巩固统治。 南朝至唐初，岭南涌现出高州冼氏、冯氏、钦州宁氏、西江陈氏、北江欧阳氏等诸多地方酋豪势力。 至魏晋南朝，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治力度逐渐增强。但同时，在这漫长时期里，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治力度又是比较薄弱的：
隋唐易代之际，岭南酋豪势力进一步发展。 进入唐代，岭南酋豪势力与唐王朝中央集权政治矛盾更加尖锐。自武德六年至龙朔三年唐王朝经过多次用兵，次第削平岭南反叛豪酋。贞观元年，二十三年先后撤销钦州、高州都督府，以削弱宁氏、冯氏势力。 至武则天时期，冯氏势力终被铲除。此后南朝以来的岭南酋豪势力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伴随消除岭南酋豪势力，宝应元年南选制度施行。 所谓“南选”，即唐王朝选拔谙熟风土民情的岭南本地士人担任州县官职。通过“南选”制度将岭南选官之权纳入中央，使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岭南社会的各个阶层，豪酋世袭岭南地方官员现象渐趋消失。 南选制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岭南地方族群的利益，另一方面岭南人士通过南选进入仕途利于中央王朝节制，达到了驯化地方势力、增强地方族群对中央王朝认同感的目的。在治理岭南的进程中，南选制度是第一次从中央层面采取的针对岭南治理举措，可视为中央王朝岭南治理理念转变的标志。 相对于宋之前岭南的黄蛮，宋代很多知识分子注意到岭南的问题，积极宣传文化教育带动了岭南整体的文化发展，岭南各地州学、县学普遍建立，以教育的力量移风易俗唐一代岭南佛教势力甚盛，儒学文教的影响不容高估，岭南文教教化当甚荒疏。尽管早在唐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天下州县里皆置学，但文教教化对岭南影响甚微弱。 如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至柳州，看到岭南的蛮荒希望借助佛教达到人人 知仁爱的教化效果。韩愈在潮州置乡校，排除异端，崇信孔孟的目的，看到柳州、潮州等岭南北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地区尚且如此可知其他地方更是难以为继，至宋初，岭南文教发展亦无大的起色。 岭南文教飞速发展要到仁宗庆历年间以后。范仲淹等建议兴学校，在教官任选、士子入学时限、入学条件、科考内容等方面均作出明确规定和改革。岭南各州州学普遍建立 南宋时期，岭南各地州学继续发展完善的同时，各县普遍建立县学。容州州学在绍兴、淳熙、咸淳间四次修整。 绍兴十八年，诏建各地县学。理学家高登知古县，释奠先圣先师，重修县学。
学校教育目的是“明人伦”，“变学术于一方，而善风俗于百年” 。增城县学创建于开禧间，嘉定二年州县学学官制度不断完善，学田、贡士库、贡士庄等普遍建立，学校制度更加完备。到南宋时期，岭南边缘地区的学校教育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学校教育的发展带动了知识的普及，文化的下移，很多农民阶级可以学习文化，受到文化的熏陶，而且伴随着选官制度的改变很多农民阶级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晋升到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是社会再向前发展的表现更是扩大了统治基础，达到稳固统治基础的目的。 岭南的士人群体开始发展壮大，士人阶级兴起，独树一帜。科第人数大幅提高，文教教化的深化，兴文化认同实现国家南部边陲的安定，岭南迎来了属它的春天随着学校教育空前发展，科举选官等推动，岭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突出体现在科第人数大幅提高。整个宋代广西进士科登第者达220 人。 广东进士科登第者更是达到495 人， 而仅领保昌、始兴二县的南雄州正奏进士即达46 人。
这些称得上是岭南登科士子中的佼佼者。这些士人广泛分布在岭南基层社会并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登第人数大幅增加密切相关的是岭南士子的发解名额不断增多。发解名额的不断增加其实是各州士子数量增加的反映。 以绍兴十八年与宝祐四年为例，绍兴十八年共录取进士457人，广南东、西二路，只有韶州籍一人、潮州籍三人登第，且全部属于第五甲。 宝祐四年共录取进士籍贯可考者570 人其中广南东、西二路共登第38 人名列第二甲者五人，第三甲者3人，第四甲12 人，第五甲17 人。 不论是所占比例还是科甲等第上都有很大突破。登第人数的背后是各州发解进京参加省试的士子数量，而在省试士子背后则是数量更为可观的各州读书人群体。 北宋末，南雄州所领保昌、始兴二县参加发解试的士子已达三千多人。南宋初，南恩州参加发解试的士子也近乎千人。 在雷州，雷州解额六人，
在海南昌化军，参加发解试的士子达到三百余人。
由此反映出随着文教教化在岭南的普遍展开，士人群体开始作为岭南各地社会中一个新的群体成长壮大。 推行儒学教育、科举考试，促使边疆族群在接受文教教育的同时，逐渐改变原来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形成士人阶层，是边疆地区与内陆同一化进程的重要标志。随着文教教化的深入推进，岭南士人群体数量不断增加，至南宋时作为岭南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 在维护、争取地方利益中发挥作用，是地方士人阶层形成的重要标志。岭南士人阶层的出现，为儒家礼制在岭南的落地奠定了基础。南宋时，地方官与士人共同主导儒家礼仪秩序在岭南推广开来。 朱熹门人潮阳郭叔云向朱熹请教冠、昏、丧、葬等士人家礼。 与大儒陈淳探讨礼仪，多有书札往还。 在探讨士人家礼的基础上，郭叔云“酌古参今，举而行之于家”，把士人礼仪落实到宗族构建中。 在北宋时期，地方官员往往对岭南奇风异俗盛行、国家教化难以深入而痛心疾首。蒋之奇痛感岭南佛教盛行，力倡以儒学人伦礼仪教化岭南“崇师儒，兴学校，初虽若迂迟阔缓，而其效实见于千百年之后”，以文化认同实现国家南部边陲的安定，经过长期兴学施教，南宋时期岭南各地是出文风盛行。 结语认为这一长期充满“异域”文化色彩的边陲地区，开始逐渐为北方士人所认同、接纳。学校教育、科第选官等制度推动岭南士人阶层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新现象是国家权力深入岭南、文教教化广泛推进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岭南士人阶层或士人家族，成为国家权力在地方的代言者或执行者，进一步促进文教教化在岭南的深入。 北宋时开启的大规模的兴学重教活动，为文教空前发展奠定了基础。至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岭南文教发展迅速，读书人群体壮大，士人作为新兴社会阶层逐步形成。一系列儒家礼仪秩序、伦理观念渐趋在岭南各地推广，儒家礼乐文教教化的推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参考历史文献： 《宋史》 《永乐大典》 《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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