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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绍圣四年七月初二（公元1097年8月11日），带着幼子苏过的苏轼，乘舟渡海，一路风尘，终于到达了昌化军（宋朝行政区划，即儋州）治所宜伦县县城，并在城中的官舍暂时居住了下来。 算一算，这是苏轼第三次被贬了。 如果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是他文人式倔强自找的麻烦，第二次被贬惠州是新党对政敌赶尽杀绝的手段，那么这次被贬昌化军则完全是无妄之灾，根本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灾祸，为什么呢？  因为他写了一首诗，名为《纵笔》，犯了忌讳。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一头白发的我躺在嘉佑寺的客房中养病，家人偷偷告诉寺中的和尚，我已经睡下了，敲钟的和尚表示知道了，到了五更天，他轻轻地敲打着报时钟，使得寺中的钟鼓声没有了以往那样的悠长、响亮，这是敲钟的和尚怕影响我休息而特意对我的照顾，这和尚真的是一个好人。 诗是一首再平常不过的诗，但当这首诗被人传到东京时，有人认为这是苏轼对大宋权力中枢的挑衅，按照这个思路，苏轼写的这首诗的背后，其实是可以这样解读的：嗨，朝堂上的某些人你们听着，老夫我今天虽然被贬到惠州，但我却依然生活得很好，你们要想看到我意志消沉、郁郁寡欢，想要看到我的痛苦，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就是要闲情逸致，悠然自得，我就是要天天快乐，我气死你们。 那么谁会这样解读呢？这个人不是别人，他是苏轼曾经的朋友，如今的政敌，大宋当朝宰相章惇。 既然是朋友，又为何成为了敌人？说来话长。  苏轼两次被贬的根本原因在于宋朝官场上新旧两党之争，而他和章惇，其实在乌台诗案发生后就可以算是生死之交了。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被打上“旧党”标签，关押了三个月之久，期间，朝堂上对苏轼的判决一直争论不休，一群御史意图通过舆论给苏轼判下死刑，而宰相王珪因为对苏轼有厌恶之心，也想将苏轼置于死地。 谁说大宋没有文字狱的？ 但作为“新党”中的骨干人员，章惇无惧文字狱的影响，他超越了党派之争，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挺身而出，激烈地为苏轼辩护，他不仅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还当着皇帝的面怒斥王珪，指责他心地不纯，想通过政治手段害得苏轼家破人亡，其目的就是想让皇帝对苏轼网开一面，不能对苏轼判处死刑。 苏轼被贬黄州后，已经成为副宰相的章惇还担心他自暴自弃，特意写信安慰，而苏轼也回信再次表示感谢，这就是苏轼的《与章子厚书》
由此可见，苏轼大难不死，固然有传说中的宋朝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但作为他的朋友，“新党”骨干章惇不惜赌上自己后半生的政治生命也要救他，这份政坛上的情谊是不能忽视的。  汪郎以为，章惇其实是知道苏轼的书生意气的，这种倔脾气如果不是苏轼自己想明白，旁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扭转的，所以当他发现无法说服好友后，就只能另想办法来帮助苏轼，期待他最后可以自愿加入新党中来。 汪郎以为，这才是真正的至交好友。 然而，世事无常，谁又能料到，苏轼第二次被贬惠州，他和章惇之间已经由生死之交成为了彼此的死敌。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初，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大宋中枢再次发生变化，在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的有意无意的纵容下，“旧党”复起，“新党”遭受清算。 章惇作为“新党”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在这场政治清算中自然无法幸免，弹劾他的奏章犹如雪片纷飞，还被塑造成了贪权恋栈，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对此，章惇并不意外，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苏轼兄弟居然对他发起了攻击，丝毫不念当年他救苏轼的旧情。 元祐元年闰二月十八日（公元1086年4月4日），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了一道名为《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的折子，要求朝廷罢免章惇的宰相一职，并将章惇赶出东京，逐出朝廷。 在这封奏折里，苏辙看似为国忧虑，为君分忧，实际上是对章惇进行政治攻击，手段非常狠辣，意图置章惇于死地，这相比于几年前，章惇在朝堂上几乎以背叛“新党”的方式来拯救苏轼的行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这对章惇的打击非常大，苏家兄弟关系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现在弟弟跳出来想要弄死我，这里面有没有你这个做哥哥的意思？如果没有，为什么不站出来和我当年救你一样来支持我？还是说，你弟弟的观点你都认同，章惇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 但章惇始终没有等来苏轼的援助之手，就在苏辙上了奏折的第五天，即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他被贬官汝州，从一朝宰相沦为一州知州，这种落差可想而知，由此章惇大病了一场。  汪郎始终要说，政治打压是文人惯用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在“旧党”彻底复起的情况下，章惇只想着躲在汝州的府衙内养身子，不敢有任何的不满的举动，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他曾经豁出命去拯救的好友苏轼，往他的胸口上捅了一刀。 元佑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公元1086年5月7日），已经东山再起回到东京，官复中书舍人的苏轼，上了一道名为《缴词头奏状沈起》的折子，指控王安石和章惇贪功冒进，无视百姓生死。
当然，汪郎不清楚苏轼上这道奏折的用意何在。也许，他只是批判变法和积极的军事战略在大宋是行不通的，是劳民伤财的，大宋必须走司马光那种宁愿割让土地给邻国，以换取边境和平，也不要对外战争的国防战略，这样可以保证大宋子民不会因为战争而白白牺牲。 天真吗？确实很天真！不管怎么说，这是苏轼的治国理念，对与不对自有历史评说，但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昔日好友章惇落难之时上这么一道折子。 也许苏轼是在就事论事，讨论大宋对外的国策，但这在旁人看来却有落井下石，翻脸无情的意思，这和当初章惇为了救他，能够“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也让章惇对苏轼彻底地绝望了。  所以，当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哲宗执政，新党卷土重来，章惇也东山再起，再次成为大宋的执宰后，苏轼兄弟面临的打击报复可想而知。由此，当有人弹劾苏轼，说他写文章就是为了讽刺当今天子时，章惇也就不客气了，直接把苏轼贬到惠州去了。 面对章惇疯狂的报复，被贬惠州的苏轼很清楚，他们之间的情谊这辈子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只能接受现实。 只是，苏轼低估了章惇对他的恨。 大宋的政治体系中虽然有不杀士大夫的传说，但没有不允许折磨士大夫的约束。所以当苏轼在绍圣四年二月的某个早晨，一觉睡到自然醒，没有被寺庙中的钟声所打扰，精神愉悦的他随手写下了《纵笔》，这种悠然自得的神情被章惇捕捉到了，自然是罪加一等。 你苏轼已经被贬到惠州这个“瘴疠之地，魑魅为邻”的地方了，居然还能过得这么潇洒、自在，这怎么可以？既然如此，你继续往南吧，过琼州海峡，以琼州别驾的身份去昌化军反省！ 这条贬谪实际上已经是将苏轼推向了死亡的边缘，昌化军在哪里？虽然隶属广南西路，但孤悬海外，先秦时期被称为“南服荒缴”，在秦朝时称为“越郡外境”，即使在汉朝被归纳中央，有流官驻守，但实际上也只是朝廷御用的流放之地。 苏轼被贬谪到昌化军，其实和流放没有区别了。  虽然在宋朝，社会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但此时的海南岛依旧是一个令人心生恐惧之地，那里危机重重，险象环生，既有一言不合，就会拔刀相向的原住民，还有瘴气弥漫，连空气中都含有毒素的让人难以适应的生存环境。
那苏轼被打垮了吗？并没有。 心胸豁达的他深知一个道理，既然自己无法选择拒绝被贬谪的命运，那就勇敢地去面对，就当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又一次淬炼的机会，完成代天子教化黎家百姓重任，至于何时归期，就随他去吧。
尽管苏轼的雄心不减，但绍圣四年的他毕竟已经是一位六十二岁的老人，半生的颠簸流离，岁月早已侵蚀了他的精神力和生命力，活着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祝福，然而，他始终不忘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算自己在昌化军没有实权，也要想办法为当地百姓做点事情。  不过，他也很清楚，如果新党一直得势，自己恐怕只能在这海岛之上孤独地死去，不要说仕途，就连故乡蜀中的土地都无法踏上了，等待他的将是终老昌化军，直到死去。
凄凉吗？很凄凉！ 对于以范文正公为偶像的苏轼来说，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是再普通不过了。 然而，现实中，自己虽高中进士，却只能以知州的身份治一州，即便验证了自己的治国理念的正确性，那又如何呢？也曾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宰执大宋，可以将满腔的政治抱负在大宋施行，为大宋百姓谋福利，可惜蹉跎一生，理想一次次破灭，到头来只能造福一方百姓，留下数篇文章了事。 遥想当年，谁还不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那时，妻妾环伺，高朋满座，文动京师，名满天下，得中枢耆老们的赏识，离枢密使的位置并不是那么遥远，可如今，自己远离大宋中枢，贬谪蛮荒之地，陪伴自己的只有一子，以及浑身的病痛，就连和自己情深意切的弟弟也不知此生是否还有再见之日。 想到深处，悲从心来。  绍圣四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公元1097年9月23日），苏轼挥毫而就，一首《西江月》肝肠寸断。
这一刻，苏轼算是真正看开了。 痛归痛，悲归悲，既然自己不死，那还是要好好地活下去，在黄州如此，在惠州如此，在昌化军也要如此。 没有了常客相伴，没有了旧相识，又有何妨？眼前，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等着自己来做，老树可以逢春，自己虽是花甲之年，病痛缠身，但也没有到躺在床上等死的地步。 君不见，邻家不是还有朗朗的读书声吗？ 我是谁，大宋苏轼，既然来昌化军之前就已经发下宏愿，要代天子教化黎家百姓，弘扬儒家正道，那我未必不能为儋州的文坛教出几位真正的读书人出来。 是的，我这一生恐怕没有机会再踏入大宋中枢半步，去施展自己的治国理念，但我教出来的学生却未必不能入中枢，执宰大宋，造福万民，也许到那时又是另一种光景，谁又知道呢？
人可以死，但精神不灭，可世代流传。 顿悟，其实也就是瞬间的事。  汪郎后语： 苏轼在绍圣四年的中秋，自哀自怜了之后，很快调整了心态，按着自己既定的计划和周边的黎家百姓打成了一片，劝耕、劝学、劝良、劝善、劝医，以自己的一生修为努力改变着当地的风俗习气。 文教的种子一旦种下，就能在人心深处生根发芽，直至成荫。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经过苏轼精心指导的学子姜唐佐，在广南东路参加乡试中举，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这对当时的海南而言属于破天荒的一次，由此开启了海南的文风。 而后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苏轼的另一个学生符确，荣登已丑科贾安宅榜进士，成为海南岛历史上有官方明确记载的第一位进士，海南学子开始科名鹊起，这也让大宋中枢的耆老们惊讶不已，蛮荒之地竟能有如此教化，这是一项多大的功德。 此后，直到宋亡，不算姜唐佐和符确，海南一岛为两宋输送了共计进士八名，举人十名；到了明朝，海南改名琼州府，隶属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累计为大明输送有名有姓的进士六十二名，举人五百九十四名；到了清代，琼州府再次发力，为大清输送了探花一名，进士二十一名，举人一百七十八名 。 其中，名声最显著的当属明孝宗时期的文渊阁大学士邱濬， 以及明神宗时期和宋包拯并驾齐驱的海瑞“海青天”。  固然，明清两朝，海南文风昌盛，离不开王朝统治者对海南文教事业的投入，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苏轼贬谪昌化军后，以自身的影响力对海南当地文教事业的开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因为，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郡、澹耳郡以来，海南岛有了流官管辖，正式成为中央政权直接统治之地，真正归入中华版图，但这里始终文教未开，不服王化，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五代时期①，而文教事业的改变却因为苏轼的到来全面开花。
这正应了古人的那句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苏轼，功德无量啊！ 注： ① 阅汉魏六朝至唐五代，文化未开。---《重修澹州志叙》 【我是江东汪郎，带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视觉！坚持原创，喜欢我就请关注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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