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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把自己写得很可怜，从湖北的黄州被贬到广东的惠州，再到海南的儋州。62岁的他饱经摧残，路径专挑崎岖难行的走，途经州县不敢接待，凡示好的官吏皆被罢黜。65岁终于遇赦北还，但次年就死于归途。 苏轼到底做错了什么，竟被如此对待？这要从一个名为“章惇”的人说起。  章惇：苏轼的好友兼恩人，却被他恶毒地嘲讽章惇章子厚，与苏轼同科，嘉祐二年进士，位列前三十，但此科族侄章衡高中状元，章惇耻在小辈之后，于是放弃了进士身份，三年后重新再考，高中一甲第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对他来说，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说来也巧，苏轼进士刚及第却突遭母丧，回乡守孝，也是三年后重新出仕，委派的职务与章惇任职的地点都在陕西路，又一同负责考务，自此结识，相交愈厚。 苏轼诗酒风流，章惇豪爽干练，两人的交往留下了很多野史趣闻。  其中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一起游仙游潭。潭对面是一处绝壁，中间唯一独木桥，苏轼不敢走，是章惇拉着苏轼过去的，又在身上拴住藤条，腾空而下题字留名。苏轼对章惇的胆量非常钦佩，评价他说：
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开始变法，章惇深受王安石赏识，成为变法的主力之一。  而苏轼反对变法，曾经纠集了一群文人嘲讽王安石的学生李定，想要给他扣上“不孝”的帽子。没成想后来李定官拜御史中丞，一手策划了“乌台诗案”，苏轼也算是自食恶果。顺便一提，这个李定还是苏轼好友佛印的哥哥。 虽然阵营不同，但章惇对苏轼其实没有什么成见，可苏轼的心里应该对章惇有所不满，其发泄的方式也有些恶毒。  变法派内部斗争，章惇被贬谪出京，心怀愤懑，于是写诗给苏轼发了发牢骚，大概的意思就是咱哥俩同病相怜，都被贬谪，“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苏轼给章惇的回诗却有些意思，第一句就是：
这句诗看似没什么问题，但联系到章惇的身世，就有点恶毒了。  章惇是福建人，当地人口太多，有溺婴的陋俗；其出身又很不光彩，是其父亲与岳母的私生子，所以当年本打算将其溺死。这段往事是章惇心里的一根刺，苏轼对之非常清楚，显然又是卖弄他那点小聪明，把别人都当成傻子。 可章惇是什么人啊，他的才学不在苏轼之下，岂能不清楚苏轼的用意？但以他的性格来说，念在两人之前的交情上，也知道苏轼喜欢口嗨，可能未必有什么坏心思。  于是当“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捉拿下狱，章惇极力营救，为此不惜当面痛骂宰相王珪。当然，“乌台诗案”只是看着严重，其实都是在演戏，是苏轼自己把事情搞得复杂了，这在我之前的文章里有详细讲述，感兴趣可以翻阅。 苏轼“劫后余生”，一众亲朋好友多对其避而远之，但位处中枢的章惇却不计前嫌，屡屡写信安慰，让苏轼大为感动。 变法起起伏伏，章惇与苏轼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这期间苏轼却做了一件让人不齿的事。  苏轼的投机行为：恩将仇报，落井下石苏轼在后世的名声基本都是诗文带来的，掺杂了一些趣闻轶事，让人认为他很有人格魅力。但实际上，苏轼的人品在当时是备受质疑的。他在“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两个阵营中反复横跳，所以双方都看不起他的投机行为。 变法之初，苏轼和很多人一样都表示支持，但王安石的举措太过狠厉，“青苗法”几乎要挖断士绅阶层的根基，所以遭到了整个士绅阶层的齐声反对。于是苏轼便开始公然反对变法，还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一同造谣、抹黑，甚至影射王安石会“叛国投敌”。 苏轼立了一个“反对者”的人设，虽然让他遭到了“乌台诗案”和贬谪，但每次新法失势，苏轼等人都会被重新启用，其能身处高位，几乎都是因为这个“人设”，他本人没什么治事的才能。  王安石罢相归隐，苏轼前去拜访，二人貌似和解，但王安石死后，苏轼连上三篇表文，极力给他打上了“奸佞”的标签，这个标签一直到晚清都没完全摘掉。 司马光等人被重新启用，但苏轼却又转头支持起了自己曾极力反对的“免役法”，想以此来抗衡司马光；等到变法势力有所抬头，苏轼又记起了自己“反对者”的人设，开始继续攻击新法的弊病。 苏轼就是这种行事风格，不过在对待章惇一事上确实做得太过分了，完全就是小人行径。  王安石之后，新法的中坚人物就是章惇，司马光等人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欲尽废新法。章惇辩才无双，嬉笑怒骂，把司马光等人驳斥得恼羞成怒，只能指使旧党众人蜂拥弹劾，说其不敬，最终章惇被贬出京。 然而，让章惇感到心寒的是，这一次围攻他的主力竟然是苏氏兄弟。 先是苏辙上了一份《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弹劾的理由却异常可笑。明明是司马光等人废弃新法，出了问题却归咎于章惇，说他明知司马光的做法有误却不加以阻止，目的就是看司马光的笑话。更进一步指出，章惇以私怨而害公义，不适合在枢密院执掌军事大权，边防有急，章惇定会深害国事。  这就是苏辙一贯的风格了，睁着眼睛说瞎话。之前参加制科考试，抨击一贯节俭的宋仁宗骄奢淫逸，以此邀名，气得王安石不肯给他写委任诏书。现在不弹劾做错了事的司马光，却又抨击章惇没有事先阻止司马光犯错，甚至断言其会贻误军国大事，章惇也因此罢相。但讽刺的是，西夏犯边，司马光等旧党众人力主割地、赔款、求和，而章惇极力主战，说议和者当斩！ 苏辙和苏轼的关系众所周知，苏轼非但没有劝阻苏辙，甚至在章惇被贬5日之后，又给章惇又补了一刀。  苏轼上了一份《缴进沈起词头状》，指控王安石、章惇等人谋求边功，虽开疆拓土，薄有微勋，但却给其他人树立了坏榜样，贻害无穷。所以，沈起等人妄启边衅以致兵连祸结，归根到底就是王安石、章惇等人在草菅人命。 但你苏轼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章惇身居高位，苏轼给他的赠诗、书信里对章惇开疆拓土的功绩大加吹捧，什么“功名谁使连三捷”、“将军结发战蛮溪”、“近闻猛士收丹穴”。现在章惇失势了，苏轼竟然又换了一副口吻，之前的功绩就变成了罪过。这就是苏轼“反复横跳”最明显的证据了。 要知道，“乌台诗案”的时候，章惇可是够意思的，和宰相都翻了脸，苏轼自己事后都给章惇写感谢信说：
这个时候苏轼可没想起来当年章惇是怎么帮自己的，反而是翻脸无情，拔刀相向，把抨击章惇当做了自己晋身的阶梯。 恩将仇报，落井下石，苏轼、苏辙两兄弟品行一至如此。 没成想，哲宗亲政，章惇重新被起复，又推翻了司马光等人的全部举措，新法继续推行。可章惇怎么会忘了他的“至交好友”呢！为了出这一口恶气，才有了苏轼晚年凄惨的遭际。 章惇的名声在后世不太好，也和他对待苏轼的态度有关。 很多人不了解个中因由，不知道苏轼的恩将仇报，同时又同情、喜爱苏轼，所以对章惇口诛笔伐。但“承天一柱，判断山河”，时人的这一句评语，足以说明章惇对于北宋王朝的功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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