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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兼收并蓄——简述刘奎龄绘画艺术风尚 陈晨（天津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馆员） 选自《荣宝斋》2016-09 总第142期 刘奎龄是最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画家之一，也是天津近代绘画的领军人物，甚至有人把他的绘画风格称之为“刘奎龄画派”。刘奎龄字耀辰，又别署耀臣、耀宸，号蝶隐。因其庭院名为怡园，故画中常题“怡园蝶隐”。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乙酉，即一八八五年，卒于一九六七年，是旧时被称为天津“八大家”中“土城刘家”的后裔。土城刘家居住于天津南郊的土城村，为当地大户人家，以经营当铺和粮食业而致富。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而刘奎龄的一生却无专一师承。他早年接受了几年的私塾教育，而后到青年会普通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不久又进入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学习，这所学校是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所创办的，该学校的课程设置比较完备，除文科之外，还设置有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虽然这些课程在当时不算主流，但却对刘奎龄少年时期绘画的造型能力和审美观念的萌发，乃至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七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创办了天津敬业中学（南开中学的前身），刘奎龄成为敬业中学首届班的学生，与梅贻琦、俞传鉴诸先生为同学。其英语成绩尤为突出，这为他日后翻阅国外资料与画册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刘奎龄在敬业中学的上学时间非常短暂，但由于在上学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国外生物资料和日本的彩色动物图册，对其日后动物题材绘画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一九〇五年刘奎龄由敬业中学缀学回家，从此走上了自学绘画与卖画的职业画家道路。陈师曾认为：“绘画的本质与目的，乃是表现人的丰富的情感活动和表达人的精神情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再现无生命的客观物象。”刘奎龄的画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他的画虽然画得精细逼真但绝不是机械地再现客观事物，而是加入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生活体验，是自己真情实感的流露。 一、刘奎龄艺术风格的形成 回顾刘奎龄学习绘画的历程，他既没有通过传统的拜师学艺，也未进入专门学校系统地学习。这个经历恰恰使其思想得到了解放，没有受到门派的束缚，给他在绘画艺术的道路上留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刘奎龄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绘画大师，他学习绘画就是从一幅幅名家作品开始的。他学画的过程不受任何传统方法限制，采各家之长，以自己的天赋对绘画艺术加以独特的理解和感悟，堪称绘画艺术领域中的“奇才”。关于刘奎龄绘画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借鉴传统，在临摹古人方面，刘奎龄是不遗余力的，上溯五代，下启明、清，如五代黄筌，宋代徐崇嗣、崔白、林椿、郑思肖、易元吉，元代赵孟、钱选，明代吕纪、边文进、仇英、唐寅、文徵明，清代石涛、黄慎、恽寿平、蒋廷锡、郎世宁、沈铨、王翚、金农、华嵒、钱慧安、王素、张兆祥等。对于视绘画为一生追求的刘奎龄来讲，他在研究古人绘画技法上对古代大家几乎是无不涉猎，凡是古人作品的长处他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不断地汲取古人绘画作品中锤炼多年之精华。他笔下的实物充满灵气，可谓“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如被称为“黄家富贵”的西蜀宫廷画家黄筌用笔工整细腻、赋彩浓艳；钱选的设色淡雅清丽、精巧传神；黄慎的以简驭繁、气势雄伟；沈铨的精密妍丽；文徵明的细致文雅、笔墨精锐；钱慧安的笔意遒劲、神情闲雅等，众家之长都被他吸取，并融于个人的绘画技法之中。刘奎龄在学画期间并无名师亲身传授，全凭自身的天分和对前人作品的独自揣摩。凭借不懈努力，以灵心慧眼练就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艺术符号和绘画风格。 其次，刘奎龄的绘画作品带有浓厚的西洋味道，将油画、水彩画的特色融入国画之中，使观赏者耳目一新。这与他早年受到西方绘画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其在南开中学的学习，使其可以看到很多西方描写动物的画报。刘奎龄在自己的绘画作品题字中经常会写以郎世宁笔意画之。然而，通过实际观察二者的绘画效果，刘奎龄对郎世宁的学习应该只是在绘画方式的借鉴方面。郎世宁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皇帝的审美，将油画进行了改革，在宣纸上表现油画技法，用浓腻的颜料层层堆积，色彩厚重，以油性的画法作为敷彩的方式。而刘奎龄却与之完全不同，他的画一眼看上去就是运用中国画技法，虽然他也借鉴了很多西法，如透视和造型，但未改变其中国画的本质。同时他注意强调笔势线条的运作和墨与水的交融，让画面富有生机情趣。郎世宁以画马见长，而刘奎龄对此评价却并不高，他曾对自己的学生说：“郎世宁画马基本上形体上还准，可是当马一跑起来，透视就散了。”郎世宁的画以西法为体，中法为用，而刘奎龄是以中法为体，西法为用，这也是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刘奎龄绘画风格的形成还受到日本画的影响，一直以来刘奎龄都对日本绘画很偏爱。他曾一度要求到日本留学，因家长的反对而未能成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日本画的兴趣。一九二五年，他曾携三子刘继卣，在江南会见日本近代著名画家横山大观。此外，他还十分欣赏竹内栖凤的画。横山大观和竹内栖凤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画家，在日本明治时期的画坛素有“东大观、西栖凤”之说。横山大观来自日本关东地区的东京，受西方绘画影响较大；竹内栖凤则来自于日本关西地区的京都，擅长走兽、花鸟、山水、人物画，立足于日本本民族传统文化，较少受到近代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天津近代画家中刘奎龄敏感、好学而且执着，对日本绘画注重绘画的工艺感和装饰味的特色感觉十分亲切。刘奎龄的画没有受到中国传统画风的拘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日本画。尤其是日本近代绘画对生物世界的关注和热情，更使得刘奎龄深受感染。 二、刘奎龄笔下丰富的绘画题材 刘奎龄画过的题材很多，可以称其为全能画家。他擅长动物、植物、人物以及山水。动物画中的翎毛、昆虫、水族，乃至翎毛中的山禽、水禽等无一不精。走兽画中大至骆驼、熊、狮、虎、豹，小至松鼠、老鼠等应有尽有。人物画角色众多，形象鲜活，尽显人生百态 。 植物画中的花卉、树木、蔬果等，种类齐全。当然，在刘奎龄的绘画中，动物画和植物画是其最为主要表现的题材。 花鸟画是以花卉、竹石、禽鸟等为描绘对象的画科。刘奎龄虽然于花鸟、走兽、人物、山水画均有造诣，但在花鸟画方面成就最为突出，所绘对象甚为丰富。刘奎龄笔下的翎毛类主要有：鹰、鹞、鹫、孔雀、仙鹤、火鸡、鹭鸶、雉鸡、啄木鸟、乌鸦、大雁、鸽子、黄鹂、绶带鸟、鹦鹉、鹌鹑、鸳鸯、白头翁、海鸥、斑鸠、鹄、八哥、鸡、鸭、鹅、燕子、蝙蝠、喜鹊、麻雀以及虚构的凤凰等；植物和花果类主要有：松树、柏树、柳树、桃树、桑树、苹果树、桂树、榆树、柿树、槐树、枫树、梧桐树、石榴树、牡丹、天竺、芍药、万年青、迎春花、荷花、萱花、月季、梅花、兰花、竹、菊花、芭蕉、老来少、灵芝、蜀葵、向日葵、牵牛花、藤、芦苇、秋海棠、笋、水草、黄瓜、白菜、萝卜、玉米、豆角、葡糖、蘑菇、茄子、麦穗等；昆虫类主要有：蚱蜢、蜘蛛、蝴蝶、螳螂、蜻蜓、蝈蝈、蜜蜂、萤火虫、甲壳虫、蝉、蛾、瓢虫、蚊子、蜈蚣、蝎子、壁虎、蛇等；水族类主要有：青蛙、蟾蜍、金鱼、鲤鱼、螃蟹、虾、蚌等。 除了禽鸟、植物、花果、昆虫、水族之外，刘奎龄还擅于描绘走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其成就还要胜过花鸟画。自宋代以来，中国画家一般以山水、花鸟画为主，走兽画极少，大概是因为其造型不易掌握的缘故，而刘奎龄却尤其擅长走兽画，同时其他画种也兼擅，这在当时乃至今日画坛都是很少见到的。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刘奎龄非常善于抓住所表现“对象”的主要特征。他一生画过的走兽种类繁多，主要有：骆驼、狮子、老虎、金钱豹、猞猁、犀牛、北极熊、黑熊、马、水牛、黄牛、奶牛、驴、梅花鹿、猪、狼、巴儿狗、狼狗、牧羊犬、沙皮狗、山羊、绵羊、狐狸、猴子、猫、松鼠、兔子、老鼠等。这些动物经由刘奎龄描绘之后，可谓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备受收藏家与书画爱好者的喜爱。 另外重要的一点，刘奎龄笔下这些动物、植物绝非是表现主义的作品，就选取题材来看都遵循着中国民间文化的寓意，这一点可以从其绘画作品题写的图名得到证实。如《五伦图》《三寿图》《百禄图》《富贵寿考图》《耄耋千秋图》《宜寿宜子》《五子图》《三阳开泰》《辈辈封侯》《五瑞图》《功名富贵》等。其中因猫与耄谐音，蝶与耋谐音，故画猫、蝶寓意耄耋之年，有建康长寿之意；牡丹象征富贵，鱼与余谐音，故画金鱼、牡丹寓意富贵有余；柏与百谐音，鹿与禄谐音，故画柏树与鹿，寓意百禄，有大发财源之意；公鸡、母鸡长有鸡冠，因冠与官谐音，故画公鸡与母鸡象征着官上加官。其他如画雄鸡高唱和牡丹花，寓意功名富贵；画猫和蛋卵，寓意长寿多子；因猴与侯谐音，故画大、小猴子意义辈辈封侯；因蝠与福谐音，故画蝙蝠寓意多福；画白头翁与牡丹花，寓意富贵到白头，取夫妻偕老之意；画燕子双飞，寓意长空比翼，取夫妻恩爱之意；因蝶与瓞谐音，瓜熟多子，故画蝴蝶和瓜，寓意瓜瓞连绵，取多子多孙之意；画三只羊寓意三阳开泰，取岁首大吉之意等。这些传统题材，不仅在当时颇受欢迎，就是时至今日仍受青睐。 三、刘奎龄工写兼备的绘画技法 中国画在绘画的技法上主要分为工笔和写意，大多数的画家都专工其中的一种，能够达到工、写俱佳境界的可谓少之又少，而刘奎龄的作品选材则极为广泛，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山水人物，都是他创作的题材，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刘奎龄在绘画上始终追求写实效果，他笔下的动物都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因此，他的画给人的感觉如同“神来之笔”，受到广泛的赞誉。刘奎龄并未就此止步，他坚定地走“继承、兼收并蓄”的道路，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的特点，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艺术的优点巧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进而成为传统派和中西融合派的中坚，其作品是典型的“中西合璧”。 刘奎龄的代表画风从技法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早期釆用没骨勾勒法绘制的，一种是中年以后釆用丝毛法绘制的。其中早期的没骨勾勒法，是直接釆用了他在花鸟画创作中的绘画风格。然而，没骨画法固然可以十分生动地表现动物斑点和皮毛的质感，但这种画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表现狐狸、猴子、兔子、狮、虎等动物的鲜艳毛发时，这种画法就显得不那么自然了，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动物身体的边缘会有生硬相接的感觉，于是刘奎龄便用没骨法绘画的同时加入了丝毛的画法。 天津博物馆藏刘奎龄的代表作《上林春色图》，画成于1938年，当时他54岁，正是一名艺术家技艺和思想最成熟的时期。此画取材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的片段，表现了宫廷苑囿中的珍禽益鸟、奇石峥條、花草富丽的生动景象。画中描绘了雄雌两只孔雀栖息于巨石之上，石下绘红白两色牡丹。两只孔雀造型极其准确逼真，尤其是翔毛的质感和亮度，大有抚之若触、呼之欲出的感觉。画面设色艳而不俗，代表了近代中国花鸟画写实画法的高峰。羽毛运用渲染和丝毛相结合的技法，使孔雀身上的翎毛非常逼真且具有质感。巨石釆用写意的画法，用笔恣肆放纵。牡丹花釆用没骨的画法，使人感觉细而不腻，极其典雅。整个画面工写结合，对比强烈。 刘奎龄的丝毛画法也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不断改革。最初是需要等颜色完全干了之后再用丝毛法画出皮毛，虽然动物身上的每一根毛发似乎都呈现在观者眼前，但过于生硬的线条效果还是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效果。于是刘奎龄又开始尝试新的丝毛方法，其独创的“湿丝毛法”也由此诞生。所谓“湿丝毛法”是在画动物的皮毛时，先用水把纸打湿，当纸处于半干不湿的感觉时，再在上面用毛笔丝毛，最后再上色晕染，这样画的作品，画面上的动物皮毛会有一种毛茸茸的天然感觉，非常逼真。加上颜色的晕染与烘托，可以恰如其分地表现动物身上漂亮的毛色和质感。而后，这种风格逐渐成为刘奎龄动物画的主要画法，并逐渐走向成熟，解决了没骨勾勒与丝毛之间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技法与绘画面貌，也使自己画中的走兽更加生动逼真。 刘奎龄所画的大量走兽画中，以狮、虎、豹的创作最为有代表性也最为生动。其中尤以1945年所画的《走兽四条屏——狮》最为精彩，画中一只雄狮正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之中，伺机而动。画面中只有狮子的面部、爪子及骨豁的转折处用墨线勾出。与传统的中国画的用线方式不同，刘奎龄有意识地弱化线在画中的造型作用，使之更像西方绘画中素描轮廓线的感觉，虚虚实实地构成一幅精彩的画面。雄狮的鬃毛用毛笔十分写意地一扫而带出，背部及身上的绒毛则用“湿丝法”画出。狮子的整体采用工笔的画法，背景中的山和草丛则采用较写意的画法，工写结合，增加了画面的对比效果。狮子的头部正视前方，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刘奎龄所画的虎与狮虽都属于兽中之王，但在环境的处理上则完全不同，老虎不是身在荒野中充满凶猛的野兽，而是处于幽逸环境中的悠闲自得的益兽。 其于1945年所绘的《走兽四条屏——虎》就体现了这一点，画中一只猛虎穿梭于山泉之间，它的前面是潺潺的泉水，后面是古松缠绕，整体感觉是一个传统中国画式的背景，让人观之很舒服。老虎居于画面的中心，黄黑相间的漂亮斑纹同样釆用“湿丝”的画法，并依照老虎身体的起伏变化准确地表现出其内在结构与空间透视感。刘奎龄在表现老虎的逼真感的时候釆用了虚实相生的方法，虽然在视觉效果上感觉十分工细，但在整体大关系上感觉十分和谐，丝毫感觉不到描摹之感。 刘奎龄的绘画作品具有十分浓郁的天津地域特色，表现的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但在他的笔下却别具风姿。刘奎龄一生独特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学画经历，留存的一幅幅生动画卷，最主要的是他对艺术始终持有高度的追求精神，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学习和发展绘画艺术的经历，就是对传统艺术和西方艺术不断地继承和兼收并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中西融合的绘画艺术风格，为丰富发展中国画的技法、开拓新的表现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附刘奎龄动物画条屏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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