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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路的故事(五)

 李平东方明珠 202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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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史可知,福开森路自筑成始,便和着上海乃至中国的百年风云,迭连上演着一幕幕有声有色、耐人寻味的活剧,卒成今日之状。

1896年3月,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经奏准在沪设立南洋公学。1897年颁布《南洋公学章程》,何嗣焜任公学总理,福开森任公学监院。(黑白老照片多取自网络,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前排左二为盛宣怀,后排右四为福开森。

然而,当年的乡间土路,又何以演变为“欧式小街”,成了侨民、富贾、缙绅、儒流等社会金字塔上端人物麇集之地了呢,

窃以为,一者,与该地被划入租界有关。上海法租界(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辟于1849年6月,及1904年,已扩至15150亩(约10.15平方公里),即南频肇嘉浜(今肇嘉浜路),西到徐家汇,北邻今延安中路偌大一块区域。

二者,与租界当局刻意约束有关。如法租界公董局于1902年7月16日公告:在法租界外滩、新永安街、吉祥街、法租界十六铺范围内,无论沿路两侧或里弄之内,建筑物的新建或翻建,只准予西式砖石房屋营造执照。1920年3月18日及翌年3月21日,公董局又有类似规定:整个法租界不准建中式房屋;主要道路(如今金陵东路、延安路、淮海路、重庆南路)两侧,凡建中式房屋者,其门面当为西式。1935年6月17日,公董局重申在贝当路(今衡山路)及姚主教路(今天平路)之转角,只准发西式房屋之执照,在姚主教路西、贝当路两侧,凡发中式房屋执照,均须考核新建筑物之外观务与邻近西式房屋相协调。

是故所谓“欧式小街”,绝非沪人“海纳百川”的胸襟所致,而是殖民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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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租界公董局(Conseil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

三者,与富人大量迁入有关。人因宅立,宅因人存。富人爱来此求田问舍,这条土路焉能不为之一变,

史载:“临近1900年,我们(西人,下同)在霞飞路附近,位于贝勒(今黄陂南)和贝褅鏖路(今成都南路)之间的地区打猎。临近1905年,我们在蒲石路(今长乐路)的洼地打猎,位于圆形体育场附近,大约也在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和劳尔登路(今襄阳北路)附近,以及在靠近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地区。在1910至1913年间,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和靠近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的福开森路地区,是多沼泽的田野之地,我们还在那儿捕猎沙锥。”(见《历史地理》第二十三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08年5月6日,法租界首条有轨电车2路正式通车。其线路东起十六铺,西至善钟路(今常熟路),途经新开河、外滩、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浙江路、八仙桥(今西藏南路)、葛罗路(今嵩山路)、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至善钟路。7月31日,又向西南经福开森路延至徐家汇,全长八点五公里。

民国笔记小说载:“徐家汇友人何泉南君言,某年夏夜有巨蛇一条,出现于沪西之福开森路,其时电车轨道初通,有某号车飞驶而至,此蛇不及避让,竟为所毙。驾车者不以为意。讵越时未几,突来青黄花白毒蛇无数,甚至秃虺、赤练亦俱衔尾而来,蠕蠕然集轨道中,环绕死蛇不去。乡民佥言,所毙者为蛇王。诸蛇殆因复仇而至,惟是电车奋迅,群蛇何能为螳臂之当,因是一夕毙蛇甚多。翌日,始俱不见。夫恶毒如蛇乃亦能为主效忠,不惜肝脑涂地若是。我不解圆颅方趾,腆然为人而竟有以效忠为愚者,何蛇之不若耶,”(见孙家振著《退醒庐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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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开森(1866-1945)。

尝在复旦公学求学的程天放道:“那时(1912年)沪西一带,人家还很稀少,除了徐家汇路和福开森路有若干外国人住的精致洋房以外,就是中国人的村落和田野,所以复旦名为设在繁华的都市,实际环境却带有乡村的气氛。”(见其所撰《李公祠四年》,载于《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

时复旦公学设于徐家汇镇李公祠(李鸿章祠堂)内,祠址与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接壤。

而吴枞泾尚流过福开森路。 “吴枞泾,俗呼吴冲泾,西由法华西镇后李枞泾入口,经陆家桥、堰桥、石家桥,越海格路,过偷羊桥,越福开森路达西芦浦。今福开森路(武康路)以东已填平地造洋房,中间数处亦经填断排瓦筒,仅通水而已。”(见《法华乡志》)

可见,初时的福开森路,地处郊野,颇有些“临水人家深宅院,堦下残花,门外斜阳岸”的风致,绝不似今日这般楼阁重重,拥挤得很。

有道是:“枯荣贵贱如转丸,风云变幻诚多端。”故此马路虽小,亦可问:“苍茫眼底,有多少枯荣,沧桑人事,”

1910年的福开森路。

福开森路上的洋房,约摄于1923至1924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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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曩年所摄之洋房(今武康路100弄)。

1904年,蒋梦麟考入南洋公学。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又号孟邻,1886年12月16日生于浙江余姚。六岁,入家塾。十岁,入绍兴府中西学堂,在学两年,适蔡元培任该校监督(校长)年余,故有师生之谊。1899年,随家迁上海,入天主敎学堂习英文。翌年,庚子拳乱,回余姚乡居,旋移居城内入学。1901年,入杭州敎会学校习英文,因学潮退学。翌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改梦麟熊为孟麟。1903年,回绍兴参加郡试,中秀才,仍回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敎育,半年后自动离校。翌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先后四年。1907年夏,赴日本,旋返上海继续求学。次年夏,至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未取;8月底,剪去发辫,自费乘轮赴美旧金山柏克莱镇,已逾注册时限,先补习英文。翌年2月,入加州大学农学院;是年秋,转入加州社会科学院,以敎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副科,课余兼任旧金山革命党大同日报主笔。1910年2月10日谒孙中山,方知革命宣传言论之重要。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大同日报编辑刘成禹回国,乃独力支持该报,直至在加州大学毕业。1912年,获文学士学位,并获赠名誉奖。嗣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敎育。1917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至上海商务印书,创办新敎育月刊,持论与新靑年颇多呼应。“五四运动”后,代表蔡元培至北京大学代理校务。1920年2月,蔡返校,应聘为敎育学科敎授兼总务长。1921年10月,赴美出席华盛顿会议之中国观察员。1923年,蔡元培赴欧,仍代理校长。1927年5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敎育厅长,并兼浙江政治分会秘书长;6月,江、浙两省试行大学区制;7月11日,被任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负责主持浙江大学区;8月1日,以校长兼理全省敎育行政事宜。1928年10月3日,继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23日,废大学院,恢复敎育部,改任敎育部长,兼中华敎育文化基金会副董事长(蔡为董事长),至1930年,完成全部《敎育方案》十章,并注意推行国语敎育。11月27日,辞敎育部长;12月4日,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37年,抗战军兴,北大、淸华与南开于11月在湖南长沙组常务委员会处理校务。1938年4月,三校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三位校务常委之一(另二位为梅贻琦、张伯苓),直迄抗战胜利。1945年6月25日,任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4月至1948年8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及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7月至1950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1948年8月,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旋被推为主任委员。1949年,迁往台湾。1958年,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当选菲律宾政府所举办之麦格塞塞奖金政府服务部门第一届得奖人。1964年6月19日病逝。著有《谈学问》、《中国敎育原理》、《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敎育》、《书法探源》、《西潮》、《新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孟邻文存》等。(见《中国现代辞典》人物部分,现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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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与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蒋梦麟回忆:

“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南洋公学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的许多意见。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大学附近的福开森路,就是为纪念这位美国传教士而命名的。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学校里有好几位讲授现代学科的美国人。在校两年,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学校教的英文并不根据语音学原理,我的舌头又太硬,始终跟不上。

“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我在两方面的成绩都还过得去,有一次还同时侥幸获得两类考试的荣誉奖。因此蒙校长召见,谬承奖勉。

“校舍是根据西洋设计而建筑的,主要建筑的中心有一座钟楼,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有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个足球场,常年绿草如茵,而且打扫得很整齐。学校当局鼓励学生玩足球和棒球,学生们对一般的运动也都很感兴趣。

“我生来体弱,进了南洋公学以后,开始体会到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除了每日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办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的哑铃,晚问就寝前再练一刻钟。继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在这以前,上海曾经是我国革命分子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地,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烈分子在租界里讨论,发表他们的见解,思想自由而且蓬勃一时,情形足与希腊的城邦媲美。

“我自己除了在南洋公学接受课本知识之外,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但是学习的性质居多,谈不到积极工作。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时,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到“奇芳”去吃茶,同时参加热烈的讨论。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每日在那里兜售新书,他那副样子,去过“奇芳”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头帽。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叫《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吴稚晖先生说,他知道他是谁,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却忘记了。我们也不晓得他住在什么地方。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这些书,因租界当局应中国政府之请,在名义上是禁止贩卖的。”(见其所著《西潮》,天津教育出版社)

1898年的南洋公学。

章宗祥在其《任阙斋主人自述》中道:

“盛杏孙督办招商电报,由两局筹经费,在上海徐家汇创办南洋公学,丁酉(1897年)开学。先设师范班、特班两科,并有小学班,供师范生实习。其后称师范院、上院、下院。建筑未就时,假某丝厂旧址为课堂,添建宿舍数间以副之。总办为何梅生先生,张敬甫先生任总教习,福开森先生任监院。一时江浙知名之士,都来就学。伯哥与余亦投考师范,得备取列。候半年余,未见传补,适招考特班,兄弟两人改名再往投考。伯哥名元,余名搏。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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