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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乔应甲的楹联与其人，我认为主要是肯定其两个地位--在楹联史中的地位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比较而言，后者更重要、更需要。 长期以来，由于陈腐的传统观念和楹联人努力不够，楹联一直被关在文学大门之外。这种不科学、不公正的待遇，至今没有根本改观。因而，我们每一个楹联人，均应为此而呼吁而奋争，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应当借楹联文学事业空前繁荣、楹联地位不断提升大好形势之东风，乘风破浪，加大力度，持之以恒。我相信，楹联这道历史“名菜”一定能摆上中华文学的国宴大餐。 一声楹联入史的呐喊 在乔应甲鸿篇巨制的现存四千多副联作中，有一副联特别令人振奋： 大德不官，莫谓雕虫矜著作； 匹夫有志，长留正气壮河山。 这是一声振聋发聩的撞钟！ 这是一声理直气壮的呼吁! 这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 乔应甲非为个人鸣不平，而是代表新兴的楹联文学事业，代表一代楹联人讨个公道，为正名而呼。 看来，“雕虫论”并非今日方始。 在文学大家族中，楹联应当说起源最早。且不说，舜帝的《南风歌》等己具楹联雏型，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就贴过春联，也有2500多年历史了（见《中国楹联》总48期36页）。如果说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最早较规范的春联，那比词、曲、小说当然要早。楹联到明代，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喜好与提倡，便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许多新生事物，都是在繁荣中壮大，战斗中成长。楹联也不例外，由于它短小精悍，又俗又雅，贴近群众，创作者有文人雅士，也有普通百姓,不能因普通百姓也能创作楹联，楹联就无身价。 首先，“雕虫”未必是“小技”。楹联是以短、精、美著称。其不知，越短越难。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短到仅20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仅22字，都传颂千古，能叫“雕虫小技”吗？唐代大量的五、七言绝句都不长，其中与许多传世的复句联相比，字数不多，品位未超，为什么同样短小如“虫”，诗可入史，联却例外呢？其次，莫以大小定难易。如果，请一位工艺大师，雕一条栩栩如生、连五脏六腑都能体现出来的“虫子”，不比雕一座假山容易。仅以“大小”论价值，是孩童的不成熟的心理反映，是形而上学。就楹联本身来讲，短联写作比复句联更难，无深厚底功，不绞尽脑汁是难能出彩的。 乔应甲这方面的功绩在于，楹联文学创作刚起步不久，就受到“雕虫论”偏激的蔑视和攻击，他一方面以文学“著作”的严谨态度从事楹联文学创作，且是至今很少发现的楹联文学专著，一方面还击“雕虫论”者，为楹联作品争取文学地位，其言可贵，其勇可嘉！ 《汉语词典》文学词条：“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手段，形象地反映现实的一种艺术”。 竹柏无情却有情，孤标晚节； 神天可对谁其对，一点良心。 花傍药栏，鸟啼门外高低树； 凤含珠阁，月挂人间千万家。 山岫间，苍狗白衣，不尽云中景界； 竹窗外，蝉鸣鸦噪，方知静里乾坤。 乔应甲在这些联中，写“竹柏神天、花栏凤阁、鸟月山岫、竹窗蝉鸦”等，并非闲情逸兴，而是寄托心志，抒发感慨，真正表达的是“良心”，是“人间”疾苦，是“乾坤”社稷，是“形象地反映现实的一种艺术”，是地地道道的文学作品。 一生为楹联文学创作呕心沥血 乔应甲（1559－1627），字汝隽，号儆我，山西运城市临猗县张嵩村人。明万历20年（1592年）进士，位居朝廷二品大员，是明末一位值得称颂的政治改革家，廉吏名臣。乔应甲身处明王朝政治腐败、上下解体、宦官肆虐、党争激烈的时期，万历帝不理朝政、财力溃乏，边疆骑兵杀马取食，外患危害，民不聊生，一个统治走向没落的时代。作为一个朝廷要臣的乔应甲，他忠心可鉴，忧国忧民，刚正不阿，上疏当朝，也曾引起过万历皇帝震惊，下旨整治。乔参倒过大贪官李三才，却为自己后来几遭诬陷埋下祸根，于是在父母相继去世后，乔借丁忧之名，在临猗家乡一住就是13年。如果说，乔应甲的楹联文学创作是贯穿了一生的话，那么，这13年给了他贴近人民、洞察社会真象，思考社会问题，研习楹联创作，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创作楹联精品。乔应甲这13年的楹联文学创作，似同于司马光1071年至1084年退居13年，方有时间与精力成就《资治通鉴》史学巨著一样，反到是中国楹联文学“因祸得福”的喜事。 乔应甲的楹联文学创作，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一部分，而且是文学生涯的重要贡献。乔应甲不仅是一个清醒睿智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一生著作颇丰，如《便民实政》、《看山集》正续、《难焚草集》、《咫园诗集》、《半九亭集》等。集中在《半九亭集》中1－6卷为楹联，存4020副，十万余言，堪为巨制。当然，实事求是讲，有一部分作品，还不能称之为联，就楹联艺术水平而言，一些联作还未能达到清代成熟时期的孙髯翁、钟云舫等人艺术高度。但是，在中国楹联史中，如此高产的联家实不多见。在明代联家中，如朱元璋、解缙、沈周、李东阳、祝允明、唐寅、文微明、陆粲、王守仁、徐渭、董其昌、傅山等人中，留存联数，无疑乔应甲是最多的，且是专著。就说楹联鼎盛的清代，李渔、郑板桥、孙髯翁、纪昀、邓石如、梁章矩、钟耘舫等，对联存世量，比乔应甲也少很多。作为文学的同门类作品，与诗相比较，唐诗存世仅有3600人共55000首，乔一人联作存世4020副，相当于唐诗的十三分之一。 乔应甲的联作不仅数量首屈一指，而且许多联作的艺术水准同样达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高度，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学修养和联学造诣。在其联作中，比喻、借代、设问、顶真、用典、自对等等几乎调动了楹联文学创作所有的艺术手段，令人叹为观止！ 单刀账下，扶真主而谊君臣，情兄弟，昭昭天日心同耿； 万马营中，破七军而刺文丑，馘颜良，凛凛春秋胆共寒。 作为关羽的同乡，乔应甲对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是熟悉的，更是崇敬的，短短42字联文，他以选精点粹之笔，用排比之艺术手法，将一个高大而真实的活关羽之形像跃然纸上。 忍字难看，刀下四点，则割心之事方见能忍； 容字大观，谷上冒头，则穷谷之怀何所不容。 这副析字联，写得很巧。“刀下四点”为“忍”，“谷上昌尖”为“容”，“割心之事”都能忍，还有何不能忍；“穷谷之怀”，即虚怀若谷，有如此大之胸怀，一个大丈夫的能屈能伸、雍容大度的可敬品行让人肃然起敬。析字法在联作中属趣巧联，有人认为，趣巧联难写，“巧工”不能两全，因而，对仗不工，不合平仄也可以。本人一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趣巧联既然称作联，就要依作联的规矩来，联律面前，不应有例外。如果允许例外，对联的“尊颜”是一种损伤，做学问是严肃的、辛苦的，不能因巧废工。事实上，有许多趣巧联是写得又巧又工，“巧工双优”。乔应甲这副析字联，是在当时并无统一联律要求下写成的，依今日之联律，除两个“字”字为不规则重字，“上、下”“见、所”不合平仄外，“点头、心谷、事怀、忍容”平仄与对仗都是很工的。 五夜独眠，三叟可来问寿； 南窗寄傲，北山不必移文。 单边自对，是作联经常使用技巧。自对会使联文变得更加灵动有趣，使作者有了更大回旋余地，这种又工又妙的手法为许多联家得心应手。乔应甲在这副联中以“五夜、三叟”和“南窗、北山”分别形成单边自对，使联文读起来更顺畅，更有兴味。 一柄针砭时弊的文学武器 在一次给会员的对联知识讲座中，我曾讲过自己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楹联人生大体分作五步走： 第一步，能写出合格的对联； 第二步，能写出一些自认为满意的对联； 第三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第四步，人联合一，德艺双馨； 第五步，真正的楹联大家，他已不只是楹联家，而是以楹联为武器，有诸多才干、诸多成就，做出了令人敬仰之业绩,联与人均可传世。 乔应甲就是一位步上楹联人生顶峰的大家。 如果把乔应甲称作为一位楹联大家、文学大家，当然十分称职。不过，这是站在楹联人的角度，站在楹联史的角度讲的。前面我讲过，真正的楹联大家，他就不只是楹联家了。乔应甲明万历二十年33岁举进士，初任湖北襄阳府推官，1602年擢升四川道监察御史，逾年转宁夏副使再改汝州御史，1615年起太常寺少卿，天启四年即1624年起任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协理院事，以御史大夫巡抚陕西，1626年提升为南京都察院事右都御史。是明王朝的二品大员。显然，乔应甲主要是一位政治家。称得起政治家，不唯是他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身份，而在于他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与政治建树。 乔应甲生于嘉靖38年，即1559年，明世宗朱厚熜荒淫无度，皇权旁落，尽由奸臣严嵩一人掌握。乔应甲是万历20年进士，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但，乔应甲又是不幸的。明神宗朱翊钧，在大明十六帝中，10岁登基，58岁病死，在位48年，在明朝277年中，执政时间最长，误国时间也最长。万历前12年，朱翊钧由于年幼，不过有大学士张居正的辅佐，明王朝出现过短期稳定。万历12年，即1584年，张居正故去，万历亲政。朱翊钧是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昏庸帝王的典型。他怠政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很少召见朝臣。他宠爱郑贵妃，恣意游乐；他贪婪成性，派宫监四处开矿勒索，致使中枢瘫痪，党争不已，国库拮据，边务废弛，特别是辽东努尔哈赤乘机崛起，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正如《明历·神宗本纪》评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乔应甲的政治生涯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度过的，可想而知，多么坎坷，多么艰辛。 乔应甲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入士之初，他曾向万历帝上疏《巡城要务》十渐，万历下令严肃整治，使京城为之一靖。乔应甲为政清廉，疾恶如仇，查处大贪官李三才，杖死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国舅曹应祥。另一方面，他爱民如子，十分关心人民疾苦。乔应甲的品行与作为，连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都为之感动，攻占北京途经山西在猗氏拜谒乔应甲陵墓，称乔应甲为“清白吏”。 乔应甲的楹联文学创作，并非书斋中的文人作品，而是以政治为舞台，以楹联为武器，所以，很少有缠缠绵绵、儿女情长之作，多是投枪匕首，这也正是文学的政治属性。 国家之经制，千疮百孔，费实难支； 百姓之困穷，十室九空，情更可悯。 乔应甲在这里讲的“百姓之困穷，十室九空，情更可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的亲身阅历与感受。万历乙亥年间，乔应甲在湖北襄阳任推官奉旨回京另任，途经山西平定，见赤地百里，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乔将老家家中五万斤藏粮全部献出，又举债购粮20万斤，开设粥厂14处，救活难童1400多人，还与平定官员共商用外出打工谋生办法渡荒等等。为此，平定百姓为乔应甲建祠立碑，冀宁道推官魏说题匾“奇行高义”，以供后人铭记乔应甲的恩德。 有其父方有其子，庚戌年，家乡荒旱，其父赈济救活灾民600多人。乔应甲巡按淮阴徐州，严惩强豪李家。在徐州收到父亲一封家信中写道：“汝侍御按淮，政务艰辛。近有不速之客，远涉家门，馈金于父，或曰三百，或曰五百，更有奇珍异宝，父均拒之。望儿恪守祖训，以养其廉，勿辱我门风。谨记”。 奏凯何时，犄角三军多菜色； 疮痍远徙，行间千里少人烟。 念边庭，饷缺兵骄，蹈海鲁连肠欲断； 嗟言路，党奸害正，忧天杞国涕何从。 万历帝怠政，内忧外患，边务废弛，士兵卖衣换食、杀马而食、争夺马料、真是“三军多菜色”。辽东一次阅兵3万人，有2万兵士穿破衣，头戴烂毡帽，这样的士兵如何打仗。 乔应甲也是万历帝朱翊钧怠政的直接受害者，万历乙亥年春，乔应甲奉旨从湖北襄阳回京另任，谁料，一候就是三年。因家中积蓄全部拿出救济了灾民，生活所迫，候旨期间只得给一张姓绅士家做私塾先生，后又到万历命修的香山寺做泥瓦小工。因而，壮志难酬，满腹义愤： 屈左徒赴汩罗，悲风浩瀚； 鲁仲连蹈东海，肆志倘佯。 壮士未酬，西巴空自怀张咏； 忠言无补，南渡教人忆李纲。 作为清官的乔应甲，他十分痛恨贪官污吏: 切记，占官物，霸官地，今日亦觉畅快； 要知，人非旧，局更新，他年难免追查。 吏书引手，直求略无厌足； 堂属开门，受贿各有定规。 连行贿受贿手段乔应甲都揭露无遗，直至今日，“堂属开门”仍在故技重演。 然而，尽管乔应甲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宦途末路难持，颂朝乾夕惕，莫学那不知休，不知足，遗讥当世； 朽质余生有几，愿厚友懿亲，成就个不放债，不说情，谨守终身。 燃犀不详，宁愿死者求生路； 覆盆宜照，莫把平民送鬼乡。 尽管乔应甲忧国忧民，坚持正义，却因万历帝昏庸，在明王朝有名的“梃击案”中，由于仗义直言，被小人侮陷，乔应甲也险遭杀身之祸： 世上争得功名富贵二字； 朝中只有君子小人两途。 世道衰微，落井谁援忍下石； 人情巨壑，过门不入反操戈。 但是，他却矢志不遗，铁骨铮铮： 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只是胆量大； 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不敢发，只是见理真。 不过,乔应甲依然奋争不已： 胸次拓开，百年尘世同朝露； 脚跟站定，万事浮云过大虚。 财尽民穷，好将国事当家事； 信心任远，奠把冰山作泰山。 然而，明王朝到万历帝，由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朋党纷争，边界吃紧，已到“冰山”将融，士崩瓦解，气数将尽之时，不是一个两个乔应甲可以起死回生的。好在乔应甲因为有了这样的感同身受，也就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切中时弊的楹联佳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一份宝贵遗产。 从楹联艺术、文学艺术的高度，如何评价乔应甲的楹联作品，这里应当郑重声明：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与评价。实事求是的说，以今日之成熟的联律来要求，乔联有相当的一部分楹联是“不合格”的，如有多处使用了实词的同位不规则重字等。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回到400年前的楹联发展初期去认识。当时，楹联格律还处于发展初期、约定俗成的东西还较模糊，不唯乔应甲，就是在明代现存的260多位联作者作品中，和清代已臻成熟的联家作品中，仍然有不少今天看来是不合律的。但乔应甲楹联创作量比较大，半数以上联作还是“合律”的。因此，依然无损乔应甲作为中华楹联史、文学史的大家的形像与地位。特别是，如： 做官不可交非类，以坏名节； 断事不可听私书，以倒是非。 这些联语，不仅联可传世，且其高屋建瓴的思想，亦可传世。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乔应甲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是楹联大家、文学大家，他一生的努力，留给我们的楹联文学著作，为楹联入史开辟了先锋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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