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曙光
翻开张毅龙先生这本取名《韵味》的词集，书中密密匝匝排了五六百首词，可谓洋洋大观。当代人所写的近体诗词，也读过一些，大多是几十百余首，哪有大几百首挤成一堆的？古代虽然也有一生写诗上万首的，但多数诗人词人难有这个创作量。一个成天纠缠在公务中的政府雇员，如何频繁地切换频道，才能填写出这么大一堆格式讲究的词章来？
对于当代人来说，填词首先是一件技术活，按照不同词牌的句式和平仄填字句，大都会有一种男人挑针绣花的笨拙感，何况汉语又分了古韵今韵，语词也在漫长的流变中衍为旧义新义，因而对表对标和推敲琢磨的功夫，可不是一般的耗时费力。宋词的词牌上千，常用的大抵有两百个，《韵味》中填写的词牌，已达一百二十个之多。我们熟悉的词人，擅长的词牌也就那么几个几十个，毅龙先生不避繁杂艰难填写这么多词牌，确实很有一点和自己较劲。湖南写近体诗词的人，我熟悉的有永文、治祁、建和、樵哥诸先生，还有小今女士，所出集子，似乎均没有如此大的规模，也没有这么多的词牌。因而怎么说，这也是毅龙先生词创作的一大特色。
中国的古诗古文，我爱的是古诗，习的却是古文。古诗词之美已达完臻，我只有景仰之心，没有习仿之意。 我认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体”，近体诗的确已不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观当代七十年之近体诗创作，真正让我觉得可与古人比肩的大家，只有陈寅恪、聂绀弩的诗，沈祖棻的词和毛泽东的诗词。当然这肯定是囿于我有限的阅读量。若就这几位的诗词论，具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时代大变局，人生大起落，情感大悲欣。尤其陈寅恪、聂绀弩、沈祖棻先生，写得最好的诗词，都是在其命运大转折、人生大困厄时期，病弱以至于无助，悲苦以至于无遣，除了诗词，生命无可依托。这一点，恰恰与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唐宋大家相似。毅龙先生所处的时代，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进取时代，个人的生命历程，也无重大的起落跌宕，生活是相对平静，日子是相对平凡的，照说这是一种并不宜诗的生活状态。而毅龙先生的词，恰恰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生活环境中生发和书写的。家庭琐事、工作感悟、四季变迁、故人亲情等这些一般人不易入诗的题材，毅龙先生都能有所触发，有所寄寓；都能在上千种词牌中找到合适的句式、节奏和平仄；都能将状景、叙事、论理和抒情融为一体，使凡景出奇，俗事入雅，努力用诗意词境来记录时代与人生。
相较于汉赋和唐诗，宋词是更生活化的文学样式，不仅形式更多样，而且是内容涵盖更广阔。然而相较于宋代以来的多数词人，毅龙先生所表现的生活领域更自由宽泛，几乎没有禁忌。告别大宋，其后词人的创作，无论形式与意境，都在向格律诗回归，向雅是其基本趋势，即使是某些日常的生活题材，表达的旨趣都是十分文人化，这一审美取向与明清文人画相似。毅龙先生的创作，显然违逆了这一走向，而是跳空续接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彻底的俗景俗事俗情，以求大俗大雅。当然，这是一招险棋、一条难路，在这条路上完胜的人不多，惨败的人不少。对毅龙先生的词，也会有读者觉得过白过俗，太多的现代语汇入词，损害了诗词审美的纯粹性。
这就是新人赋旧词的宿命。一个时代的文学样式，一旦成为标准文体，便具备了本质的审美规定性。后世的读者在阅读中，很难放弃或突破这种审美约定和期待，重新定义标准。说到豪放派，你面对的标准就是苏东坡、辛稼轩；说到婉约派，你面对的标准就是李后主、李易安。如果在宋词中，找不到可以对标的大词人，你就很难被认同和接受。唐以后写格律诗的人，累加起来一定比唐代多，却没有几个可与唐代人比肩；宋以后填词的人，也一定不比宋代的少，能与宋人并提的屈指可数。毛泽东与豪放派，纳兰性德、沈祖棻与婉约派相契相续，实在是因为其时代遭际和个人性情与宋代词人太相似。文学创作上的旧瓶装新酒，是一个永恒的艺术悖论。在这个迷局中，困厄了无数有艺术理想和才华的人。
给这本词集取个什么名字，相信作者颇费心思。“韵味”一词在湘方言中具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我相信作者主要是想告诉读者，他在填写这些词作时怡然自得的创作心态，超越庸常的艺术体验。
（《韵味》 张毅龙著 岳麓书社2020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