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据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影印，该《史记》为现存最早三家注本，是一百三十卷全本。《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后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著作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南朝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此为黄善夫刻本存世之唯一完整版，较“百衲本”更可得见原本面貌，对《史记》一书的校勘有独特价值。此次半叶影印，方便读者圈阅。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經由西漢時期史學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努力，最終由司馬遷撰作完成。從現存的版本形態來看，自漢至唐，皆爲寫本，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始有雕版，歷代翻刻不絶。從内容來看，隨着《史記》注解之作的不斷問世，《史記》白文逐漸和注文合流，成爲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這些注解之作裡，南朝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尤被推重，世稱“《史記》三家注”，是《史記》古注的集大成之作。目前存世的《史記》版本，北宋以前皆爲《集解》單注本，南宋開始産生《集解索隱》二家注合刻與《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合刻本，南宋刻書家黃善夫刊刻的《史記》是現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
黃善夫是南宋光宗（1190—1194年）、寧宗（1195—1224年）時期福建建寧府建安縣的刻書家，所刻古籍現存者有《史記》、《漢書》[1]、《後漢書》、《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黃善夫本《史記》在国内佚失已久，直至日本學者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著録之後，才引起學者的關注，至今不過百餘年的時間。目前學界通常認爲黃善夫本《史記》存世僅“一部半”，一部爲一百三十卷本，半部爲七十二卷殘本，原皆藏於日本。據張玉春等先生考證，黃善夫本應是鐮倉（1185—1333年）初期傳入日本的，距離其刊刻時間非常接近。一百三十卷本最初藏於日本妙心寺的南化玄興（1538—1604年）處，後經直江兼績（1560—1619年）轉入米澤上杉家，現藏於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日本學者多稱之爲“南化本”，共90册。1996—1998年南化本作爲古典研究會叢書由日本東京汲古書院影印出版。七十二卷殘本原藏於狩谷棭齋求古樓，清末民初由時任留日學生監督及使署參贊的田吳炤購得，帶回中國，散諸坊肆，其中六十六卷由張元濟購得，兩卷由潘宗周購得，一卷由袁克文購得後贈傅增湘，又經多方輾轉，這六十九卷現皆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下文簡稱“國圖本”，共28册。2003年國圖本作爲中華再造善本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現藏有黃善夫本《夏本紀》、《殷本紀》兩卷，出自於七十二卷殘本，國圖本正缺此二卷，當是七十二卷國圖本六十九卷之外的兩卷。此外，還有一些黃善夫本《史記》的殘卷存世，上海圖書館藏有《高祖本紀》第一葉到第二十三葉，經查核該殘卷無任何批注，南化本與國圖本《高祖本紀》具存，且皆有批註，可知上海圖書館藏本是“一部半”之外的黃善夫本。另，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北宋景祐本《史記集解》130卷，其中的第101—105卷用黃善夫本配補。黃善夫本《史記》字體刻印精美，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有界欄，細黑口，左右雙邊。每葉書耳處刻有篇名。《集解序》後有牌記“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目録》後有篆字牌記“建安黃氏刻梓”。根據黃永年先生的研究，南宋時期“建本中所謂'×××刻梓於家塾’、'×××刊於家塾’者其實統統是坊刻”[2]，黃善夫本《史記》即是這類坊刻本。現存的一百三十卷南化本和六十九卷國圖本，實際上每卷亦並非完秩，其中仍有殘缺配補的情況存在。具體配補情況統計如下表：現存黃善夫本《史記》南化本[3]與國圖本存佚配補情況一覽表       三、黃善夫本《史記》的價值 黄善夫本《史记》作爲現存最早的《史記》三家注本，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黃善夫本《史記》承前啟後，是研究《史記》版本流變的津梁。正文部分，《老子莊子列傳》在《列傳》之首，與《伯夷列傳》合爲《老子伯夷列傳第一》。《太史公自序》：“末世争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可見《老子列傳》在《列傳》之首的次序不會是《史記》原貌。《老子伯夷列傳》小題下有雙行小注“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申不害韓非列傳》小題下有雙行小注：“開元二十三年勑昇老子莊子爲列傳首，故申韓爲此卷。”據張玉春先生考證，“黃善夫本刊于南宋，無奉唐開元敕書之理。北宋雖有政和八年升老子爲列傳之首之詔，但並未真正實行，僅政和間補刊景祐本時，依此詔改定了原本的次第，而南宋刊刻的諸本《史記》均未從此詔。黃善夫本的列傳次第如此排列另有因由，而且與黃善夫本所據底本有直接關係。”[6]黃善夫本《老子列傳》居首，或許承襲了《史記》唐代傳本。另外，通過異文比較，發現該本與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夢弼刊《史記集解索隱》本、淳熙三年（1176）張杅刊八年（1181）耿秉重修《史記集解索隱》本，存在一定的相關性，而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彭寅翁崇道精舍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等三家注本又據該本爲底本。因此，黃善夫本是研究《史記》兩家注本、三家注本系統的重要節點。黃善夫本《史記》作爲南宋刻本，存有大量一字千金的異文，可資校正傳世《史記》三家注訛誤。如：中華書局原點校本《魏世家》“與韓康子”《索隱》：“名虔。”“虔”字，黃善夫本作“虎”，當是。《六國年表》“韓康子敗智伯于晉陽”《索隱》：“康子名虎。”《韓世家》“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名虎。”《國語·晉語》“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韋昭注：“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世本》：“莊子生康子虎。康子生武子啟章。武子生景子虔。”據《史記·韓世家》、《世本》等史料，康子之孫名虔，亦可證康子不會名虔，《索隱》“虔”必是“虎”之訛。黃善夫本亦有不見於中華書局原點校本《史記》的《索隱》佚文，如《五帝本紀》“索隱述贊”末有：“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者？夫叙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自可略申梗概。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即爲一篇之贊，將爲龜鏡，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矣。今並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云。”又如，《項羽本紀》小題之下有《索隐》：“項羽掘起，争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别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系家。”此類《索隱》佚文共有27處之多，2013年中華書局《史記》修訂本已悉據黃善夫本輯補。日本室町時代（1338-1573）後期，京都建仁寺僧人月舟壽桂等將所見《史記》古注抄錄在了黃善夫本《史記》（今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本）邊欄之外天頭地腳等處，有時將這類批注另紙書寫，或以簽條粘在頁上，或附抄於篇末，如《扁鵲倉公列傳》一篇附頁就有九十餘張。這些批注所涉文獻，如鄒誕生《史記音》、劉伯莊《史記音義》、日本學者藤原英房《史記說》、南化玄興、桃源瑞仙等《史記》注皆已不存，因此顯得彌足珍貴。另外，批注裡最受關注的是存有大量標注“《正義》曰”的文字，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瀧川資言等日本學者認爲皆係三家注本《史記正義》佚文，據此展開輯佚工作，同時也引發了持續至今的真偽考辨與討論。近年張玉春先生將這些批注材料進行了全面整理，輯成72萬字的《<史記>日本古注疏證》一書，2016年已由齊魯書社出版，可備參考。如前所述，黃善夫本《史記》是一部南宋建安的坊刻本，錯訛滿紙，比比皆是。既有整段整句的脫衍，也有具體字詞的訛誤。以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本爲例，全書共有五處文字存在大段脫衍，如《天官書》“地維咸光”下有《正義》：“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也。”此處《史記》前後正文作：“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史文和《正義》幾乎全同。中華書局點校本等正文之下無《正義》，疑此處黃本是正文衍入注中，後人又補《正義》二字。具體字詞訛誤也非常之多，尤其是三家注部分，刊刻十分粗疏，訛脫衍倒的現象時有發生，形近而訛的字詞隨處可見。由於黃善夫本存在大量錯訛，民國時期張元濟先生主持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史記》一書雖然以黃善夫本爲底本，但是對校了武英殿本，參校了清劉喜海舊藏舊藏百衲本，明毛晉汲古閣單刻《史記索隱》本、明王延喆刻三家注本、清末劉承幹影刻蜀大字本等，對黃善夫本進行了全面修潤工作，改正了大量錯訛，所以1936年刊行出版的百衲本《史記》已不是黃善夫本原貌。然而，此後半個多世紀，許多使用商務印書館百納本《史記》的讀者，都誤以爲該書全據黃善夫本影印。直至1994年杜澤遜先生發表《論黃善夫本<史記>及其涵芬樓影印本》一文，才真正揭示出黃善夫本《史記》和張元濟先生主持影印的百衲本《史記》的差異。[7]1996—1998年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黃善夫本《史記》作爲古典研究會叢書由東京汲古書院影印出版，國內極爲鮮見。2003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六十九卷本作爲《中華再造善本》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一般讀者也難於使用，且未爲全秩。此次《國學基本典籍叢刊》據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本重新影印，對於黃善夫本《史記》的流傳廣布具有重要意義。
王景炎 2018年9月 注釋：
[1]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南宋劉元起刊《漢書》“陳勝項籍列傳第一”末有刊印牌記“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從該刊本的版式、行款、字體風格等特徵可以判斷和黃善夫本《史記》當同出一家。黃永年先生認爲：“在這些建陽的書鋪中，有的是幾家有關係合作刻書的，如黃善夫的《史記》、《後漢書》，劉元起的《漢書》，和不知書鋪名號的《三國志》，版式、行款完全一致，顯然是有計劃的分工。”（《古籍版本学》，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3頁。）[3]南化本的抄補情況，日本學者小澤賢二曾有統計，參見日本汲古書院1998年影印黃善夫本《史記》書後所附《南化本<史記>解說》一文。但是我們通過具體比勘發現小澤賢二先生的統計僅是殘葉抄補的問題，未關注具體殘行的抄補情況。[4]該篇章目次依據南化本排列，國圖本《五帝本紀》之前篇章排列次序與南化本不同，國圖本的次序是：《史記索隱序》、《史記正義序》、《史记集解序》、《補史記序》、《史記目録》、《補史記三皇本紀》、《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5]現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有黃善夫本《史記》中的《夏本紀》、《殷本紀》兩卷，此兩卷出自原藏於日本七十二卷殘本。[6]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55頁。[7]杜澤遜《論黃善夫本<史記>及其涵芬樓影印本》，《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94年第4期，後又刊發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三輯），中華書局，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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