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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然/编译 【知远导读】本文编译自俄罗斯国防部军事理论月刊《军事思想》（2020年第5期），作者为俄军预备役中将、军事学博士В.Л.马赫宁。文章梳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俄（苏）航空作战效能评估方法论的发展脉络，提出了现代航空作战条件下定量评估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 两次世界大战及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爆发的军事冲突表明，航空兵在对敌火力毁伤中的贡献持续增多，已经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一战期间，航空兵在火力毁伤中的贡献率不超过4%，但到二战初期升至28-30%，二战后期达到40-42%。而在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局部战争中，航空兵的毁伤贡献率更是高达80-85%。1为提升航空兵的作战效率，俄军自苏联时期起就开始不断探索如何创新和完善航空作战效能评估的方法论。 航空突击理论与航空作战效能评估方法的发展都需要立足于火力毁伤方法论。众所周知，方法论是用于构建理论活动与组织实践活动的一系列原则、方法及相关学说。最初，方法论只存在于人与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当中。但随着生产力、技术、艺术、科学及文化的发展，方法论转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反思对象。它首要表现为组织与协调认知活动的原则，意识的条件、结构和内容，以及通往真理之路的哲学思辨。如果说理论是认知过程的结果，那么方法论则是实现与构建这种认知的方法。 在空军战术和战役法中，航空作战效能评估问题的核心在于确定“能力”与“效力”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范畴代表了毁伤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航空兵的作战能力需要通过其行动结果得以彰显。在特定的战役战术局势下，这种转化过程的实现甚至仅需一个架次的行动。效力是已经实现的能力。在评估作战能力的实现程度时，通常将“遂行任务所需兵力兵器的数量”或“完成任务的概率”作为指标。 20世纪30年代末期，概率论的发展为定量评估火力毁伤结果创造了必要条件。苏军以概率论方法为基础设计的方法，可用于在战前预测目标毁伤水平、论证并选择合理的航空杀伤兵器及航空突袭控制参数。这一时期，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М.П.索洛韦夫教授和苏军轰炸理论奠基人А.И.阿尔布佐夫，为发展航空作战效能评估理论及具体评估方法做出了突出贡献。2他们提出的系列方法可借助损失函数来预测投弹结果并确定遂行任务所需兵力兵器的数量。通过随机事件模式可相对容易地确定损失函数。在此情况下，航空突击效率仅与毁伤目标数量相关，而不考虑毁伤质量与敌方目标瘫痪时间这两个因素。 20世纪50至70年代：发展与成熟 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航空杀伤兵器的更新换代与战争观念的改变，航空兵对敌火力毁伤质量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毁伤敌方目标数量、毁伤质量与目标瘫痪时间，成为影响航空作战行动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此，为准确评估航空突击效果，需要在方法论上将随机事件预测模式调整为随机变量预测模式。 这一时期，作战效率理论开始成为航空作战效能评估方法论的根本依据。基于作战效率理论方法，苏军制定出不同的航空作战效能评估方法与火力毁伤组织方法。此类方法使用的随机变量为目标损伤程度，它取决于目标类型、作战任务特点及火力毁伤方式。航空突击效率不再作为评估的目标，而是开始成为衡量毁伤质量的参数。对毁伤程度的分析大体上包含三个方面：毁伤基础性目标的数量；毁伤面积；目标瘫痪时间。通常，将敌方目标各子系统丧失功能的总时长（包含恢复运行所需时间），作为评估航空突击毁伤程度的标准。这样，既可保障对目标各子系统状态的高质量计算，也能实现对打击对象的总体分析。 在研制评估方法过程中，苏军提出“灵活”“简易”及“准确”等三项战术要求。其中，灵活性要求方法应适于解决不同级别的作战任务；简易性要求方法包含具有图表形式的成套解决方案；准确性要求原始数据与计算过程的精准。1961年，苏军将Ю.Г.米利格拉姆教授的方法正式写入《航空杀伤兵器对地（海）目标作战教程》。文件明确，该方法可用于解决下述主要任务：确定投弹的预期结果；确定完成任务所需兵力兵器的数量；选择最佳航空武器及其使用条件；评估连续编队投弹的准确性。另外，该方法还引入目标毁伤等级，将航空兵对地（空）目标的毁伤程度分成“歼灭”“压制”“瓦解”与“削弱”四个级别（表1）。  当时，由于计算效率难以保障战术需求，加之缺乏足够的电子计算设备，Ю.Г.米利格拉姆教授设计的方法未能得到广泛应用，这也影响了苏军航空作战效能评估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最终被加加林空军学院В.И.基里尔洛夫少将解决。他提出的方法可保障有效评估航空杀伤兵器的作战效率，并被写入1974年版的苏军《航空杀伤兵器对地（海）目标作战教程》4。这种方法的功能与前者类似，包括：确定实施毁伤任务所需的航空兵编队规模；确定对目标造成的最小预期损伤；确定达成目标损伤程度所需的投弹条件。 20世纪80至90年代：由零散到统一 由于在顶层设计上缺乏统一的解决方案，苏军针对航空炸弹投放、射击、导弹发射等不同任务，制定了功能各异的评估方法。这些方法往往具有不同的算法和毁伤评估指标，不仅加剧了航空兵部队掌握与理解的难度，而且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很难达成一致，难以投入实践应用。基于此，苏军要求科研机构为典型（标准）战役任务研制统一的航空作战效能评估方法。 此外，随着航空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其火力毁伤评估更为复杂。这要求，评估方法不仅适用于单个小型目标，还应适用于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综合性目标，同时还要考虑目标相对毁伤累计因素。鉴此，苏军迫切需要设计出这样一种方法，它应解答：如何选取最优打击对象？如何根据目标分布合理分配火力（航空兵编队）？最终，Ю.Г.米利格拉姆教授设计了此类方法，并被写入1984年版的苏军《航空杀伤兵器对地（海）目标作战教程》。5 该方法的特点在于贯彻了统一原则：对单个、群体及面状目标实行统一算法；对所有目标和航空杀伤兵器实行统一的毁伤定律；使用统一的平均相对毁伤累计定律；使用统一的效率评估指标。航空突击效率表现为目标毁伤质量，它取决于目标类型、战役（战术）任务特点及毁伤方式。这里所提的“目标毁伤”是指航空杀伤兵器造成的结果。在其作用下，目标完全或部分丧失运行能力，并且持续时间应不少于预期时间（记为毁伤等级下限tнгу）。 在该方法中，随机变量为最小时间（Tмин），在其范围内受损目标无法恢复运行（即满足Tмин≥tнгу）。毁伤目标的可能性表现为上述条件发生的概率，记为Р(Уt нгу) = Р(Тмин≥ tнгу)，也即满足“目标瘫痪随机最小时间大于或等于毁伤等级下限”条件的概率。式中，时间要素已开始成为评价目标损伤程度的参数，并在制定作战计划过程中间接表现为不同的作战任务——歼灭、破坏或损伤。 目标毁伤程度表现为毁伤类型。在遂行作战行动（战役）期间，应根据具体的战役战术任务，确保毁伤等级（a/b/c）与毁伤类型（A/B/C）相对应。其中，每种毁伤类型都具有相应的目标瘫痪时间，其具体数值取决于不同作战行动（战役任务、当日任务、战斗任务）的最小持续时间。式中，对不同毁伤等级的描述如下表所示： 苏军航空兵实施的战斗训练经验表明，如果集群目标中的全部基础性子目标均已被毁伤，那么其恢复运行至少需要数小时至数昼夜。在此情况下，损害等级可以表示为毁伤基础性子目标的相对数量。基于此，该方法在评估航空作战能力时引入3种集群目标毁伤程度。
该方法由于坚持了统一原则，因而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在打击对象方面，可适用于桥梁、舰船、机场起降跑道等多种目标；在作战武器方面，可适用于核弹药、一次性子母弹、穿混凝土弹药、轻型航空杀伤兵器及反坦克战斗部。  21世纪以来：持续优化 伴随高精度航空武器的出现与应用，航空火力杀伤方式也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式，用于指导航空作战行动的方法论也发生深刻变化。近几十年来，有一种极端观点甚至认为，航空作战行动的组织筹划不必依赖航空战术原理和火力杀伤理论。众所周知，在科学领域，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科研任务的设计都源于方法论和基础理论。脱离对现代战役和战术行动的一般性、方法性与理论性的认知，完全不符合军事科学的基本规律。实际上，这种偏离是对方法论原则、突击航空兵战术和空军战役法的非批判性认知。 还应指出的是，当缺乏基础理论时，不受约束的个性化方法就会泛滥，并会成为研究军事问题的全部工具和方法。然而，个性化方法只有遵循基础理论才能“好好工作”。否则，即使最精巧的设计也可能无济于事，或者只能作为伪科学结论的“粉饰”。对此，列宁曾做出非常精准的论断——在没有预先解决一般性问题时就急于着手处理特殊问题，必将遭遇原来的那些一般性问题。而盲目地处理每一项特殊事件，必将陷入最坏的摇摆和无原则当中。”6因此，应坚持以方法论为指导制定航空作战效能评估方法，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是： 第一，应综合考虑导弹导航系统特点及掩蔽干扰和大气层的影响因素。导航与干扰因素间的联系环节表现为导弹的脱靶量，其数值由自导系统技术参数和环境参数共同决定。 第二，空舰导弹使用效能定量评估选取的主要指标是导弹毁伤海上目标的概率。它由导弹载体进入攻击区、突破敌舰载防空系统以及命中目标并予以毁伤的能力共同决定。 第三，防空系统与电子战系统的增多导致反辐射导弹应运而生。航空反辐射导弹是一种特殊的自寻的导弹，用于打击处于工作状态的陆基或舰载雷达。航空反辐射导弹使用效能定量评估的主要指标是导弹毁伤集群目标编成内雷达子目标的概率。它主要由导弹命中目标并予以毁伤的能力决定。 第四，为提升航空杀伤兵器打击地（海）目标的打击效率，应对一些具体作战准则进行优化，其中重要一项即航空兵在行进间的进入目标概率。这里所说的进入目标是指，突击航空兵到达目标上空并可以保障在行进间攻击目标的作战飞行阶段。其间，需要飞行员与指挥所的协同行动，确保突击群在规定时间出现在规定区域。 当前，突击航空兵已装备现代化的瞄准导航系统，在一般条件下能够根据已知坐标进入目标，成功率接近100%。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战役战术局势下，无法保障航空兵准确进入目标，其中包括：1、没有获得准确的目标坐标；2、可移动目标在地面或海上实施秘密机动；3、由于导航、修正、引导、目标指示的错误，进入目标出现偏差；4、在目标空域进行低空和超低空投弹并实施复杂机动；5、在瞄准系统被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瞄准（如烟、气溶胶等）。 在攻击距离范围内识别到目标是确保进入目标的关键保障。在使用制导航空杀伤兵器情况下（避免目视接触和仪表接触），“进入目标”表示制导武器的载体进入允许发射区域（地区）的过程。为评估机组发现目标并进入目标的能力，需要引入进入目标概率这一参数。它由飞机（直升机）在搜索瞄准系统探测距离外发现目标的概率、发现目标时飞机（直升机）坐标分布的概率密度以及可攻击区域的面积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 近年来，俄军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在经历了前期的一系列反复与挫折后，逐步创立了高效的航空杀伤兵器对地（海）目标作战使用方法与规程。此后出现的每个规程，都或多或少考虑了前者的不足，理顺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结 论 【1】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ооруженнойборьбы в 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Сборник пленарных доклад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военно-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оронеж: ВУНЦ ВВС «ВВА», 2017. 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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