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管理思维本质是功利性的，是把人当作工具来进行使用的管理思维，这离管理的真正源头和实质差得实在太远，本质上，这种管理思维是应该被遗弃的。 组织由人组成，组织的目标是借着人，也是为着人的。因此，人是管理的核心。 以人为核心，是不需要强调的基本管理理念，却被很多知名企业反复标榜。这没有什么不对，但说明管理仍然处于较低的阶段。  对管理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以人为核心，而是如何定义人性，并针对人性的本质实施正确的管理。 后现代企业是一个生命系统，管理是生命的内在涌流。管理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生命能量的交换、植入与扩增。管理的目标，则是在绩效与生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管理的本质：人的最高使命 亚当是人类第一个管理者，他不仅是人类的始祖，也是管理的始祖。在圣经的记载中，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承担管理的职责。 上帝赋予人管理的使命，其终极目标是人类的自由和宇宙秩序的恢复。就此而言，管理具有神圣的意义，管理者则具有崇高的地位。  虽然圣经中上帝赋予亚当管理者的地位似乎象是神话，但却完全符合人类几千年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管理史，管理可以说渗透到国家、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刻。 若说人类社会最普遍的行为，非管理莫属，管理无处不在，且人人都是管理者。 在家庭中处处有管理，当我们走出家门到了公共空间也处处有管理，公路上有管理、地铁里有管理。 在企业和政府中，管理更是形成了系统的制度与文化。在公园和农田里有管理，在鱼塘里有管理，甚至在天空和大海中也充满管理。 人类不仅管理大海中的船只，也管理海中的鱼类及其它生物；不仅管理天空中的飞机和飞船，也管理天空中的飞鸟和空气。 一旦离开管理，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地狱。金三角地区之所以充满罪恶与暴力，就是因为那里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 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被管理者，也是管理者，最起码是自我管理者。 比如，司机面对红灯，既是被管理者，也是自我管理者，如果司机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他就有可能闯红灯而破坏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 任何管理秩序的形成，都需要管理与被管理者的配合，需要他人管理与自我管理的协同。管理在本质上是神圣的。 现代管理遗忘了管理的神圣性，它是以股东利益为核心的功利性管理。稻盛和夫在日本京瓷的管理，则试图超越现代管理的功利性。 稻盛管理哲学的核心，乃是敬天爱人，和以心为本的利他经济学。稻盛和夫所追求的管理境界，除了人类管理的始祖亚当，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达到。 稻盛和夫本人努力践行这样的管理哲学，在有生之年创立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并使日本航空起死回生，不愧为日本的经营之圣。而稻盛和夫管理哲学的源头，则来自中国儒家的思想。 其实，敬天爱人并非儒家独有，在基督教中也有同样的观念。东西方文明并无本质的区别，这说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 人非草木，亦非没有灵魂的低等动物。既然是人，必然有精神和灵魂层面的属性和追求；既然是人所创立的组织，就应该有物质利益之外的诉求。 如果企业唯利是图只能说明丧失了人的本质，是人性的退化。以敬天爱人的哲学经营企业，本质上并非什么伟大的创举，只是人性的恢复，是企业本质的恢复。  企业本质上并不是私有之物，每一家企业都是属于社会的。而互联网则催生了社会性企业时代的到来，平台型企业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具有利他性质的社会化公司。 马云指出，一个社会化企业必须要有使命感。随着越来越多社会型企业的诞生，发展和壮大，企业肩负社会使命正在成为时代的主流价值，传统意义上的私营公司将消失。 管理是神圣的，是人的最高使命，人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管理者。就广义而言，每个人都是管理者。特别是在一个自我管理的时代，人人都是管理者并非口号，而是鲜活的现实。 张瑞敏在海尔的实践，正是让每一位员工都成为管理者。张瑞敏提出的“人人皆可为尧舜”源自孟子，而成熟于王阳明，这与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以及基督教思想都是相通的。 基督教的成圣也是人人可达到的，而且基督教所设立的成圣标准比孟子的标准要高出许多。孟子的目标是人人皆可成为像尧舜这样的圣人，基督教的目标则是人人皆可成为像基督一样的神人。 德鲁克说：“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德鲁克对管理的定义堪称经典，但我们需要在他的基础上略作补充： 管理的重新定义 管理是人的最高使命，也是界定并完成企业使命的过程。界定使命、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既是企业家的任务，也是管理与领导的任务。在管理中有领导，而在领导中有管理。总体而言，企业使命的完成是一个管理的过程。其中企业的使命不仅包括经济目标，也包括人的目标。在管理的过程中，理应实现人性的救赎与升华，使人人发挥企业家精神，并达到人生意义的完满。 在上述对管理的重新定义中，我们将管理上升到人类精神和信仰的高度。从精神和信仰的高度来看待企业管理，则人的目标和企业的目标融为一体。这与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做人何为正确”的管理哲学也是契合的。  发挥企业家精神，则是创新时代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人类永恒的需求。科层制管理本质上是对创新精神的扼杀，也是对人性的扼杀，而后现代管理则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普及，释放人的创造力，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化管理。 人性化绝不是对人性的放任，而是基于对人创造力的最大发挥。不能最大限度上发挥人的创造力，就不是人性化的管理。  管理与领导的关系 但在领导过程中也包括管理的过程，二者是相互融合而不是泾渭分明的。在企业实践中，因管理与领导的交叉，二者并不总是很容易被区分。 我们并不否认管理与领导在技术上的差异性，而是强调，就本质而言，领导也是一种管理。 德鲁克清晰地认识到在领导中有管理，他认为，最出色的领导者首先必须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那些只想领导却不愿管理者，要么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人，要么会成为非常危险的人--对他们所在的组织，对整个社会都是如此。 德鲁克同时也指出，组织的目的不在管理人，而是领导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并没有错，但如果我们明白摩西并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以色列领袖，而只是一个服侍百姓的奴仆，就会理解即使最伟大的“领导”，其本质也是管理者。 事实上，德鲁克应该对管理的本质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因为德鲁克从来不愿被称为“管理宗师”，他说过，“上帝不需要管理咨询顾问”，“我最好的一本书应该叫《管理无知》，很遗憾我没有写”。上帝既然不需要管理顾问，当然更不需要领导力顾问。 管理，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最高使命，管理者应该象亚当一样接受上帝的引导。而管理过程中的领导行为，则是管理者接受上帝引导的结果。 这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一致的。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必定具有极高的灵商，是深谙天人之道的人。稻盛和夫源自儒家哲学的“敬天爱人”与此相通。 洛克菲勒、巴菲特、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西方企业家，都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奴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其本质是领导者要做人民的公仆。 从超文化的视角来看，东西方对管理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既然是奴仆，就没有真正的领导权，而只有管理权。对于管理与领导的关系，东西方经典并无根本的分歧。 事实上，互联网时代，领导的定义已被改写。当领导变成了一种服侍或赋能，领导的管理本质就会凸显出来。虽然变革是领导的目的，但领导的大部分工作仍然是建立秩序。 本质上，管理的目的包括建立秩序与产生变革。要达到这两个目的，需要领导与管理的紧密配合。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领导与管理的作用同样重要。而在产生变革的过程中，也并非仅仅需要领导，管理的作用同样重要。 企业创新本身所需要的，就是整个庞大的管理系统。而本质上，管理是一个比领导更大的概念。 管理的开始：人的塑造 现代世界观把人视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体，赋予了人过高的地位。这种世界观过于追求外在的成功，而忽视了人内心的宁静和人的精神价值。 权力、财富和名声都无法把控，也不该是终极的追求。人在世界上无法控制任何事物，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主权。 在基督教观念中，管理，是上帝赋予人的最高职分。而要履行管理职责，首先要成为一个正确的人。由于原罪导致的人性之恶，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纯真的本性。 在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观念。抛开各种经典理论不说，即使我们真正回到内心，也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毫无瑕疵的圣人。 就本质而言，我们的人性都具有残缺性，甚至都存在亚里士多德所说兽性的一面。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我们自己的灵魂不纯净，就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因此，管理始于管理者人性的救赎，也就是人的塑造。即使我们学富五车，我们的人性仍然需要被升华和改造。就此而言，每个人都需要经过漫长和反复的自我否定，才能成为一个正确的人。只有成为一个正确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在稻盛和夫、李嘉诚、张瑞敏、马云等企业家的实践中，已经把管理者人性的完善作为重中之重。管理者人性的救赎，是企业人格和企业文化的基础。马云之所以把文化考核作为阿里巴巴管理的核心，正是基于此种理念。 成为正确的人，是管理者的目标，而不是刻板的道德要求。我们承认人性的残缺，但绝不以道德来绑架任何企业家或管理者，因为人无完人。但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残缺，并愿意努力改造自己的人性，就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管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世上最荣耀的事业。管理者的真正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企业共同体的利益，以及社会大众的利益，同时还有管理者个人及其组织成员的人性完善。 通过管理达到自我及他人的人性升华，无疑是管理神圣性的体现。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到来，管理者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目标，在此过程中人类将完成对现代经济和现代管理体系的真正超越。 管理的目标是人的解放 管理者既是仆人的角色，一切财富的主权就不在他的手中，管理者正确的角色是管家的职分。只有树立这样的观念，管理者在财富面前才不会迷失，才不会因财富而导致各种痛苦。 新教伦理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在残缺的现代经济体系下，仍然有很多西方企业家做到了把财产视为身外之物。企业家既勤奋敬业，又不把公司当作私人财产，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被上帝委派的管理者，此种价值观对于现代经济体系的超越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老一代的西方资本家洛克菲勒，和新一代的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人，都能做到对财富的超越。用避税这一因素来解释西方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 企业家的本职角色是仆人的角色，是公司和财富的管理者，而非创造者。虽然企业家的创造力至关重要，但企业家更需要树立这样一种谦卑的观念，把自己视为被委托的管理者，而不是财富的主人。 企业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企业家个人的努力虽然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大势。马云一直强调阿里巴巴的成功是赶上了好的时代，这种谦卑是必要的。 企业家的此种定位，有利于管理的真正目标，即人的释放的实现。管理者通过正确的定位，首先可以释放自己。其次，可以释放公司成员及利益相关者。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树立，已经成为管理者的首要任务。 只有管理者通过正确的价值观释放自己，才可能释放他人。管理者的职责是抑恶扬善，在释放人性的基础上，释放人的智慧和能力。善是人性的基础，但恶却生根其中。 管理的目标，就是遏制人性中恶的因子，使人性之善发挥最大的效力。管理的本质是人性的释放，但不是简单的以人为本，而是以创造价值为本。  人性化管理是一个颇多歧义的概念。事实上，管理中的人性化必须以绩效为导向。在互联网时代，正因为人性解放能创造更高的效率，所以才需要人性化管理。 但所谓人性解放并非绝对自由，相反，很多时候，严格的约束比自由更具人性化。在人性解放的同时，必须同时遏制人性之恶，才能实现管理的人性化。 而人性化管理的更高目标，则在于天下大同。儒家管理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管理者由自我管理到家庭管理，从国家管理到人类管理的层层升级的过程，其最终结果则是人类的“大同社会”。 基督教虽然不以世俗管理为目标，但在实现其神圣管理目标的过程中，也会自然地达到世俗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虽然基督教追求宇宙的大同，但在其追求集体“成圣”的过程中，也会间接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大同。 张羿《管理救赎：后现代管理缔造》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7年重磅图书！  姜奇平 中国信息社会50人论坛轮值主席、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科院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 张羿《管理救赎》是一部开创性著作。作者用后现代范式，更替现代性范式，推动机械型管理向生命型管理进行系统的理论转型升级。管理学的再现代化，是发生在管理领域的“出埃及记”，旨在将人类管理从利用工具理性为主，救赎为以人性复归为主；从服务于异化，救赎为服务于使命；从现代性这一低层次，救赎到后现代这一高层次。最终与经济实践的转型升级同步，实现管理理论从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向信息时代的现代化的惊险一跃。  罗振宇 《罗辑思维》创始人 这是一部与旧时代划清界限的著作！我很久都不看管理学的书了，因为现代管理学的基础正在崩塌。互联网来了，全新构建了我们这个世界，颠覆了原来的组织和管理思维。在移动互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巨变时代，一切坚固的管理思维都在烟消云散，全球的组织将如何重新思考管理？未来我们需要怎样的管理思想和哲学？什么时候新的管理才成型呢？张羿先生宏大、深邃、直抵本质的论述，是管理界根本反思的开始！  彭新武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日本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商学院客座研究员 十几年前我就拜读过张羿的著作，并推荐给我的研究生。张羿的管理创新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领先性，这本《管理救赎》更堪称是近二三十年来全球管理创新的集大成之作。张羿著作的跨学科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与德鲁克十分相似，我相信中国诞生德鲁克式管理思想家的时代已经到来。 周云杰 海尔集团总裁 《管理救赎》中所提出的后现代管理范式，对身处物联网时代的企业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张羿对海尔转型的理解非常到位和深刻，海尔在转型过程中坚持以人的价值为中心，通过人单合一模式实现企业在战略、组织、薪酬三个层面的颠覆，使企业从制造产品到孵化创客，成为平台型企业。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用物联网的范式，换道超车、引领时代。 日前，中国互联网经济理论奠基人之一、著名重量级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应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之邀，为其权威管理发展报告《2017中国管理蓝皮书》，撰写《互联网时代管理变革的中国创新》专题报告。张羿后现代管理进入该专题报告，成功入选《2017中国管理蓝皮书》，同时入选的还有海尔模式和彭新武的进化管理学。 姜奇平在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领先企业在全球舞台的崛起，中国管理也已经到了产生世界性管理思想的时代。中国本土诞生的这些管理思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世界级管理思想，包括张瑞敏所创立的海尔模式、彭新武的进化管理学和张羿的后现代管理学。他们将共同改变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一直缺少世界级管理经验与理论的现状。中国的管理创新与中国崛起一样将受到全球瞩目，同时也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必然结果。中国的管理创新将从影响世界走向引领世界。 END 张羿 张羿，著名管理学家、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商业地产专家、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现为爱光集团董事长、北京大学研究员。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多家财经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个人简介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管理救赎：后现代管理缔造》（2017年）。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新浪财经等广泛报道或转载。其中，《管理救赎：后现代管理缔造》，是张羿二十年管理创新的结晶，是德鲁克、彼得斯之后世界管理学集大成之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企业家的丰富从业经历，并兼具文化学者和思想家多重身份。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思想深邃独到，理论与实践并重。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中国式管理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互联网经济理论泰斗、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 2017年10月，在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发布的《管理蓝皮书：2017年中国管理发展报告》中，张羿后现代管理学与海尔管理模式同被列为中国本土诞生的世界级管理。 2018年12月，张羿后现代管理课程被列为北大博雅智库经典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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