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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先生在《瓦尔登湖》的译序里说，很多书是属于白天的，而梭罗的文字只属于夜晚——白天读，平淡无奇；静夜读来，顿觉“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感我肺腑，沁我心脾”。多年前读《瓦尔登湖》时，我特意试着比较过，深感徐先生所言不虚。只可惜，那种“语语惊人，字字闪光”的体验越来越少了。 半年前的一个冬夜，也就是在录制《见字如面》前一天晚上，我重新经历了一次这样的阅读体验。入睡前，觉得把所有要点评的信再“过”一遍才觉得踏实。没想到的是，这一“过”，让我难以入眠。 首先击中我的是茨维塔耶娃1926年12月31日写给里尔克的信。他们从未谋面，惟以诗歌和诗歌般的书信炽烈地倾诉。新年到来的前一天，她得到的是他已辞世的消息。“一年，是以你的去世为终点，还是以它为开端？你本身就是崭新的一年。你死后便不再有生死……你仍在人间，时间还没过一昼夜。”这样的文字如同焰火，在白天里无缘得见其真正的绚烂，就如同希望的烈度，只有在夜一般深重的绝望里方能显现。 事实上，茨维塔耶娃一直在表达这种绝望和希望。在一首诗里她曾这样写道：“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 白天里一读而过的文字，在“今夜”的氛围里能把你深藏内心的某种东西点燃。白天“见字”，见到的只是字，夜晚“见字”，才如同“见面”。我好像突然发现了早该意识到的一个事实：信（无论是写信还是读信）是属于夜晚的，或者说是一种与夜晚相关的个人化仪式，只有在这样的仪式里，一张生动的面孔才会从文字里悄然浮现。 夜读切·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似乎真的看到了格瓦拉的面孔，但不同于那张印在无数的T恤、唱片封面甚至咖啡杯上充满威严的面孔。信中的字句，把一个早已被偶像化、符号化的英雄，一点一点地还原为活生生的“切”。 一直不明白他为何给自己取名叫“切”，重读完这封信似乎明白了。“切”在南美西班牙语中是一个常用于打招呼的词，如同意大利语中的“乔”，既是“你好”也是“再见”。“切”涵盖了他对于世界的全部态度：充满惊喜的初见，热切地投入并且成功，然后毅然“再见”，为了下一个“初见”。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永远在路上，做一个“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他的一生，把传奇活成了哲学，又把哲学活成了传奇。格瓦拉面对世界的这种神情和态度，在这封短短的信里若隐若现。 有历史学家的历史，有当事人的历史（如口述史）。前者能提供给我们的，常常只是历史的“脉络”。对历史，从粗线条的了解到高像素、立体化的认知，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初稿”和“切片”，回到“烽火连三月”中的“家书”。格瓦拉的信，以及这一季《见字如面》里的多封书信（比如，何冰读的那封解放军战士写给未婚妻的信），就是这样的“初稿”和“切片”。 这样“初稿”越来越少了。“人手一机”的现实正在让纸质书信成为文物。人类切换一种通信工具，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一种感受他人和世界的方式。麦克卢汉说，媒介与其说是传递讯息的工具，不如说是生产讯息的工具——媒介不同，所传递的讯息就大异其趣。 《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受到那么多观众的关注，意味着在一个见面已变得异常容易的年代仍有不少人，对那种渴望见面而不得的时代的“见面方式”怀有一种隐秘的渴望。 2013年，老家湖北的高考语文试卷出了一道作文题，让考生谈谈对纸质书信式微的看法。《武汉晚报》让本人以此为题写一篇“微博体”作文。当时写的那140个字，可以算是为后来参与《见字如面》节目提前写下的感言，我顺手抄录在这里，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 发达的通信技术造就的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时代。一机在手，再也无需“嗟我怀人，望断天涯路”。但正是在这看似无障碍的沟通里，浸润在纸质书信里大量隐性信息已被严严实实地屏蔽。关山远隔中近乎绝望的思念和期待，方能激活那样的言语和深情。如今，这些已荡然无存。网络能传递的，只剩下干瘪的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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