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洵在杭大新村寓所书房 口述 汤洵 整理 徐骏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极其困难，选定这么一块极富历史文化积淀之地建新校舍，足见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入住西溪路56号的杭大新村的，至今已在这里度过了近40年时间，这可是我一生中最精华的一段人生岁月。 说杭大新村是新中国建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座丰碑，一点也不为过，它初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北濒沿山河、南临西溪路，占地50余亩。 鲜为人知的是，杭大新村的历史比杭大更早。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原之江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部分专业合并，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院址在六和塔旁秦望山上的之江大学原校舍内。 但此处容量有限，当时省委、省政府决定觅新址，在离市区更近的松木场另建校舍和教师宿舍。 松木场这一地块当时十分荒凉，解放初期对犯人行刑都选择在这个地方。建校舍时，施工中常可见到死人的骸骨。有人开玩笑说，幸好这里是建学校，只有文人的墨水才镇得住这些孤魂野鬼。 可就是这么一块地方，历史上却是文人墨客探幽觅胜之处。老底子的西溪湿地东起武林门，西至老余杭，南到宝石山，北到白荡海，范围极大，松木场亦在其囊中。 到民国时期，松木场仍是西溪湿地的东端入口。杭州人惯于在松木场坐船从水路进入，尤其秋冬季，去西溪赏著名的梅花和芦花。西溪梅花盛开时，“香雪霏霏，四面来袭人”，至清代已名列“西湖十八景”。 1915年暮春，南社诗人姚石子来杭访友。曾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冒死抢救《四库全书》的杭州藏书家丁氏兄弟（丁申、丁丙）的孙子丁善之、丁宣之两兄弟，陪同姚石子游西溪茭芦庵。姚石子回去后写了篇美文《游西溪记》，将西溪之美和西湖之美作了一番比较，盛赞西溪“如苎萝美人，淡冶幽娴，云鬓蓬松”，而西湖“如美人已入吴宫，韶丽明靓，浓妆艳抹”，两者“固有别趣耳”。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极其困难，选定这么一块极富历史文化积淀之地建新校舍，极为不易，足见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到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新建的宿舍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杭州大学的教师宿舍。 当时，这片住宅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有人称它为河南宿舍，因为在沿山河的南面；也有人叫它为道古桥宿舍，因为附近不足百米处有一座建于南宋时期的道古桥；还有人因这片住宅位于松木场，叫它杭大松木场宿舍。 直到1982年，才由杭州市地名委正式定名为“杭大新村”。 一大摞如雷贯耳的名字：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词学宗师”夏承焘先生、先秦文学研究专家王驾吾先生……当时他们的家都在杭大新村 新建的杭大新村，其建筑外形、室内面积、内部装饰、小区绿化等等，在当时都是超一流水平。最早建造的是十幢二、三层的楼房，砖木结构，坡顶黑瓦，小格方窗，红漆地板，外墙用青砖细砌，水泥勾缝，既有苏式教师公寓的风味，也有中式民居的神韵，煞是好看。 楼房面积大的有90多平方米，房内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前后双门，门前有一数十平方米的小院，各家根据不同喜好种植花木。户与户之间没有隔离墙，仅低矮的绿篱作间隔。茶余饭后，教授们门前即可交谈，或探讨学术问题、或交流治学心得，许多学术名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当时国际上正流行“城市花园”的建筑理念，杭大新村的住房呈散点布局，小区内绿树成荫，远远望去，二层楼房映掩在绿色丛中，呈现出一派恬静、素雅、唯美的园林风光，引得居住在内的夏承焘先生诗兴大发，专门作词赞美自己的住处：八月芦花作飞雪，三春柳陌有莺啼。侬家门口是西溪。 无梦攀天斟北斗，笑人结网罥西施。归途襟袖任风吹。 （《浣溪沙·杭州西溪宿舍》） 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被尊称为“词学宗师”的夏承焘先生、先秦文学研究专家王驾吾先生、明清白话小说专家胡士莹先生、语言和文献学家任铭善先生、训诂学和辞书学家蒋礼鸿先生、文艺理论家蒋祖怡先生，以及被学生戏称为“爱情教授”的孙席珍先生等等……这一大摞如雷贯耳的名字，当时他们的家都在杭大新村，住在最早建造的兼有中俄风格的连体别墅中。因此，人们习惯于把这些连体别墅称为“教授楼”。 我读书时，每逢周末，或回家、或与同学结伴外出，无论乘坐6路车到武林门，还是乘16路车到湖滨，都在杭大新村近旁，望着树木葱郁的小区，远远望见在绿荫中偶露一角的教授楼，都会被小区内浓厚的文化氛围所镇服，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 系主任姜亮夫先生戏称这一年录取的60名学生是中文系的60颗种子，他特意为我们制订了五年的教学计划，光必读书目就开了百余本 我是1962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这一届招生不看成分、不论出身，只看分数，从优录取。许多历年因所谓“出身问题”而未能入学的学子，都在那一年与我一起进入杭大中文系读书。据说，当时省委书记江华为保证杭大录取学生的质量，特意让杭大先于北大招生，因此那一届我们录取时的分数线高于北大。 系主任姜亮夫先生戏称这一年录取的60名学生是中文系的60颗种子，他特意为我们制订了五年的教学计划，光必读书目就开了百余本，从古到今，从历史到理论，选读书就更多了，长长的一份书单，我们看了既害怕又兴奋。 当时杭大中文系在全国很有名，流传着“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的说法。记得新生入学时参加学校体检，医生照例会问一下你是哪个系，当听说是中文系时，医生不无羡慕地说：“好系。” 是的，我当年报考中文系，确实是奔着自己向往的大师们去的。 孙席珍教授讲外国文学，随身携带的仅仅是一张小小的香烟纸。孙先生烟瘾大我们是知道的，顺手利用空烟纸写几个字也可以理解，但他却凭烟纸上提示性的几句话就能非常生动地讲一两节课，并且让听众听得如醉如痴，却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徐步奎教授上古典文学，真可谓要言不烦，他的每句话后面，似乎都是句号。这种表达，我后来在古龙的武侠小说中见到，似曾相识。徐先生给研究生上课更别出心裁，他不是让研究生在室内坐着听讲，而是让他们伴他散步、陪他爬山，其间谈课题、谈观点、谈资料收集、谈论文架构，两个小时爬山回来，课也就结束了。 那时候的大学生，业余生活也绝大多数和老师们相关。而老师们也都能放弃休息来满足我们的要求。 大学时代，我们曾邀请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京剧表现艺术家盖叫天先生来讲他所理解的艺术与生活。盖老拉开架式表演武松打虎，告诉我们：若武松低下头看着老虎打，这是生活，若把头抬起来目注观众，那就是艺术了——仅用不到一分钟的一个动作，就把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深刻道理，阐述得淋漓尽致！ 为了这个活动，我们特意去请了也住在杭大新村、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杭大副校长的林淡秋先生。林校长尽管工作繁忙，但仍慨然应允，陪着我们直到活动结束，时不时还为盖老先生的精彩表演鼓掌。 不是他们无情、无礼，实在是先生们已没有时间可供浪费。许多中断了的研究需继续、许多未完成的书稿要完成、许多研究生需考虑如何精心培育 1976年，我到杭大中文系任教。当时中文系是在省总工会干校里（现海洋二所后面），年轻教师也就借用省总工会干校的房子，住在筒子楼。后来，杭大中文系回到杭大后，学校分配杭大新村的房子给教师入住。 1985年，我入住杭大新村，与先生们的接触日益增多。尤其巧合的是，我竟然与姜亮夫先生成了邻居，姜先生住13幢，我住15幢，两家仅一房之隔。 我的女儿与姜先生的外孙女是小学同学，两家相距又近，只要有机会，我女儿就会到姜先生家玩。小孩子在一起，躲猫猫，大声喧笑是免不了的。此时的先生身体已很差，常常卧床休息，一旦身体许可，便又投入写作。小孩子们的吵闹对他干扰很大，但先生从不以此为忤。每次我去找女儿，路过先生书房，他都会笑笑告诉我：都在里面玩呢。那种慈爱，一扫大学问家的严肃，让我至今难忘。 我亲眼看见，为了挽回因“文革”失去的宝贵时间，杭大新村的先生们更加勤奋、笔耕不断。有时在小区内见到诸位先生，仅一声问候、一个招呼便匆匆别过，不是他们无情、无礼，实在是先生们已没有时间可供浪费。许多中断了的研究需继续、许多未完成的书稿要完成、许多研究生需考虑如何精心培育。 姜亮夫先生住院时，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上课，并为此焦躁不安。医生家人怎样劝说都不能让他平静，后来把研究生找来，在病榻前听他上课，他才进入状态。姜先生180万字的巨著《楚辞通考》（正式出版的书名是《楚辞通故》），资料和初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时丢散在院子中，事后他一张张捡起来，“文革”以后再整理好并出版。 杭大新村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匪浅，也赢得后辈发自内心的尊敬和难以忘怀的忆念。地理系教授严德一先生有个学生叫陆翔兴，现在已经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了，对严先生是魂牵梦绕。每次回家探亲，他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到杭大新村严先生家中看望先生。有一年，他回家按例又到严先生家，师母告诉他先生已逝。他在严先生家门外站立良久，怅然发出“今日到来师已去，木樨树下立多时”的叹息，并念了宋代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句子：“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能否专门组织一次诗词吟唱会，让能吟唱的先生都来为同学们吟唱历史上的名诗词？老师们欣然同意。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录下他们的声音，但还是有人用简谱记下了他们的吟唱 我十分同意地理系陈谅闻教授的话：杭大新村是真正的大学文化的标记和象征，是浙江文理学科的研究中心，是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杭大新村的先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元的。 杭大中文系师资力量最强的是“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在各个发展阶段、各个领域都有造诣很深的名师专家。我大学时代，刘操南教授上《西厢记》，未见其面已先闻其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随即，教室门被缓缓打开，略显瘦小的先生头戴干部帽、身穿中山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缓步走向讲台，边走边还学着舞台上崔莺莺的表演手势，正好走到讲台前吟唱毕。这是留给大家印象至深的先生的第一堂课。 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可以读、可以看，更可以吟唱。刘操南先生如此，其他诸如夏承焘先生、任铭善先生、蒋礼鸿先生及其夫人盛静霞先生、张同光先生、雪克先生等等，也常会在上课时或各种讲座中时不时的吟唱几句。估计这是这批老师从小学习诗词时养成的习惯。 我们就请示系里，能否专门组织一次诗词吟唱会，让能吟唱的先生都来为同学们吟唱历史上的名诗词。系里十分支持，老师们也欣然同意。记得吟唱会是在杭大227教室举行。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录下他们的声音，但还是有人用简谱记下了他们的吟唱，事后再找老师们一一核对，并最终刻印成册。 夏承焘先生看后十分喜欢，为之写了序，并建议整理出版。可惜不久“文革”开始，夏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第一个受到批判，出版事宜不了了之，连同夏先生的序言也被撕去。好在我作为当时的文宣队长，保存了一份，这也算是先生们珍贵的绝唱。 王驾吾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了《韩非子选》。此书的序言中，先生充分肯定了韩非学术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但也一分为二地深刻剖析其不足之处。这是先生作为学者实事求是的表现。他的见解为学术界所重视。 但“文革”中恰逢“评法批儒”之际，有关方面要求先生按照“儒法斗争”的政治需要在再版时重写“序言”，把对韩非子不足的剖析全部删掉。先生以此要求不符合韩非内容实质，断然拒绝。故再版时，此书成为无序言版本。 王驾吾先生对人对事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赶时髦、不附权贵，令我辈折服。 我和倪先生有一样的“乡愁”，我相信，杭大新村这块曾经“群星璀璨”的宝地，如好好规划设计，必会重放光彩 上世纪80年代，为了与国外高校合作交流的需要，学校让我主持拍摄一部杭州大学的宣传片。拍好后我取名《杭大剪影》。 当时学校指令各系配合，许多老师提供了他们出版的著作，使我从中认识了中文系以外其他各系的学界名人。生物系的董聿茂教授，他是我国甲壳动物学的奠基人；化学系的王琎教授，他是我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哲学系的严群教授，他是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先驱；历史系的沈炼之教授，他是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拓荒者；地理系的严德一教授，他是我国首位边疆地理学家；数学系的徐瑞云教授，是数学家陈建功教授的学生和同事，同时是中国第一位女数学博士。 这些教授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居住在杭大新村。 历史似乎开了个玩笑。1998年四校合并后，杭大没了，杭大新村还在，只不过历经风雨侵蚀，如今已十室九空，破败不堪。 历史系教授倪士毅先生的儿子说过这样一件事：看到父亲至今住在杭大新村的老房子里，比比自己住的房子，心中很是不忍，几次动员父亲搬迁。倪先生这样回答：“我是搞历史的，你们不懂。你们住你们的新房子，我还是住我的老房子。房子虽然旧了老了，但我喜欢这里。应该要保护这些历史建筑。” 倪先生还抄了刘禹锡的《陋室铭》，以示其甘居此屋的心情。我和倪先生有一样的“乡愁”，对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杭大新村怀有难以割舍的情怀。我八十岁了，仍驻守在杭大新村，我有个深切的愿望：这里曾经居住过各学科、各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尤其夏承焘、姜亮夫等先生住过的“教授楼”，虽然建造年代最早，但质量最好。至今除门窗略见破损、屋顶尚须加瓦外，其外墙屋架及内部格局均保存完好，甚至走在小区里，依然能感受到建筑的优雅。如果能把这批房屋修葺加固，开辟成名人故居陈列馆，把先生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集中存放展示，供人参观、学习，不是绝好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吗？ 在某些一切朝前的人看来，我的想法可能有些可笑。但城市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化传承也在呼唤，无形的遗产失去了就不可再生啊。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教授埋在心底的乡愁和留给这个城市的最后心愿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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