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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其许多理论成果可为研究全球史、文明史借鉴。 文化人类学一些分支学科可以解构某些传统学科的惯性思维，开阔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 文化人类学一些学派关于文化发展'共同性'或'特殊性'的宏观思考，对研究全球史、文明史进程及规律有借鉴意义。 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横向发展、传播，文化碰撞、交流，文化之效用或功能等问题的观点，可借用来帮助构筑全球史或文明史理论体系。  人类文字的最初形态 全球史和文明史的研究已成为史学界热点。 就全球史来看，从理论上说，研究者已注重打破以国家为历史研究单位的惯有模式，力图宏观架构全球史体系；从史学编纂意义上说，研究者注重描述和分析全球化进程，或世界走向整体的进程。 通过这些研究，全球史或整体世界史概念最近十余年来已广为学界接受。就文明史来看，从19世纪中叶俄国丹尼尔夫斯基，到20世纪末美国亨廷顿，提出了文化形态论、文明冲突论等理论。尤其是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说，使其文明观有相对坚挺的理论支柱。 然而，无论是全球史研究还是文明史研究，其理论分析和理论建构还需进一步丰富充实。宏观上看，虽已搭起了建筑物架子，但屋顶之下起支撑作用的理论柱梁尚嫌不够。无论斯塔夫里阿诺斯笔下的全球通史，还是麦克尼尔叙述的文明世界史，都不免这类缺憾。 文化人类学与全球史或文明史研究紧密关联。史学界也已引用过不少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如本尼迪克特的'日本民族二重性格'论。虽然文化人类学诞生至今仅140余年，远没有历史学古老，也大大短于文明史研究，但其许多理论成果值得历史学尤其是全球史和文明史研究借鉴。  早期文明的生活 一、人类文学的研究思维文化人类学可细分为若干分支学科，不少分支学科的内涵可以解构某些传统学科的惯性思维，或可改变研究历史易于陷入的线性思维方式或单一价值判断，或可借以开阔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深化思考维度。 文化人类学包括亲属制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多个分支学科。譬如经济人类学和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向和宗旨上就大异其趣。 现代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条件和价值规律作用下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各种规律，研究目的是如何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 而在经济人类学这里，经济活动目的性就不一定是那种直接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了，而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和考量，如隐性经济利益、社会文化纽带、政治生存环境等。  文明石刻 举例：甲地一位菜农有1000斤白菜需要出售，乙地有两位买主A与B，A愿意出1000元，B只愿出900元。白菜从甲地运到乙地，也有两位货运者可供选择，货运者C要运输费40元，D只要30元。提出的问题是，这位菜农会雇哪位货运者？白菜最后会卖给哪位买主？ 菜农有四种选择，结果有很大不同： ①卖给A，雇C运，可得收入960元；②卖给B，雇C运，可得收入860元； ③卖给B，雇D运，可得收入870元；④卖给A，雇D运，可得收入970元。 若从现代经济学'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这位菜农最应当选第四种，最不应该选第二种；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几乎不加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这件看起来很傻的事，原因出自心甘情愿，因为C是他的表弟，家庭困难，他一直想帮他；出于无奈：B是乡长的儿子，他畏惧权势。在这个例子中，那种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已退居于后，亲属关系（社会纽带）和政治生态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了，在前台起着支配作用。这是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因此，许多经济活动体系，按照文化人类学来解释就会行得通。譬如，西方人以经济学理论和市场交换价值规律的标准来看当代中国，觉得中国经济极不规范，不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时刻都处在崩溃边缘。他们始终难以理解，在中国，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亲属关系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有时甚至还超越利益关系。而这正是用文化人类学可以解释的。  早期文明的形象 又如，在现代经济学看来，以市场体制、自由交换、价值规律为核心的西方经济体制，是具有普适性的；但在经济人类学那里，西方经济形式虽然有可能最先进，但它始终只是人类并存的经济形式之一，西方经济模式很难说一定是全人类普遍适用的模式，在西方这种所谓'现代理性经济'之外，还存在许多种类的其他经济形式。 譬如，西方文化在经济上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个体在奋斗和竞争中获得财富、保有财富，因此特别重视私有财产，特别重视私有权的保护。 但有的文化则重视在个体之间的合作中，或在个体结成共同体后，通过集体共同奋斗而获得财富，再在个体之间加以分配；有的文化则重视共同体公共财产的保有和共享，而不是私有财产的获得和占有；有的文化中，共同体成员并不重视个人财富的取得，而更重视社会声望的获得。 政治人类学与传统政治学及历史研究的研究对象也大有不同。政治学主要研究正式的政治制度，没想到或者根本不愿去研究非正式的政治制度。历史研究则主要研究人类政治状态的历史行程。而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则广得多，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权力与威望以及政治过程等问题均属于研究内容。 有国家的政治制度、无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它的研究范畴，它还研究国家条件下民间社会的各种非正式政治制度。其研究方法更强调政治发展的整体性和广阔背景，将政治发展与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亲属组织、宗教仪式等联系起来分析，这正是过往历史研究中所缺乏的。 政治人类学中关于政治威望、权力与社会控制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在它看来： '权力'是个人以一定的法令制裁为后盾的具有强制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 '威望'是因个人有声望而经公众承认的非强制性支配力和影响力； '权威'则兼有两者。 社会控制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内在控制（internal control）和外在控制（external control）。 内在控制是指社会个体受到社会文化濡化影响而建立起的控制机制，有时表现为自我觉悟（如宗教信仰），有时表现为自我强制。 外在控制是指依靠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控制机制，如各种制裁机制（法律、道德）。 这些理论概念极具启发性意义，完全可以直接借用到历史研究包括全球史、文明史研究中。  早期人类的耕作形象 宗教人类学也不同于宗教学，它重视研究宗教的社会功能，认为宗教总是企图干预社会生活，这种干预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宗教支持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结构的稳定提供论证。这一点可从历史上大多数宗教的社会作用中看出。 二是它扰乱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论证。这一点以西欧16世纪新教改革表现得最为典型。 各种宗教仪式作为宗教实践，其实是人们与'神灵'交往的手段；但在这种交往的外表下，表达着宗教深刻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如它有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有把社会价值观念灌输给个人的作用等。因此，即使是在现代世俗化潮流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宗教文化的社会作用也极为显著。  人类文明的发展对比 二、人类文学研究过程中的宏观思考文化人类学中一些学派关于文化或社会发展'共同性'或'特殊性'的宏观思考，对研究全球史、文明史进程及规律有借鉴意义，甚至可有选择地借用。 文化人类学中对人类文化发展或社会发展进行宏观思考、建立宏大论述框架的学派主要有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历史特殊论派以及新进化论。他们的认识或许有一定局限性，或许有不少偏颇处，但仍可以给世界史和文明史研究带来诸多启发。 19世纪晚期古典进化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学的诞生。其先驱性人物英国的斯宾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始作俑者。但他的社会进化论有不少要点对全球史、文明史研究具有启发性，如认为社会是从基于强制合作的军事型社会向基于自愿合作的工业型社会进化；通过功能分化从简单社会向复杂性社会进化；趋异发展导致文化差异；社会聚集规模逐渐扩大，导致更广泛、更复杂的社会整合，整合是社会进化的重要因素。 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泰勒（Edward B.Tylor），是文化人类学的创始者，第一位真正的人类学家。他在《人类学》（1881）中阐述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目的，奠定了人类学的学科基石。 泰勒的进化论可称之为'文化进化论'。他于1871年发表代表作《原始文化》，全面的讲明了文化进步的基本原理、进步的原则跟探究的方法。他觉得人们的文化有很大的通性和阶段性两个特点： '一方面，文化间有广泛的共同性，因而基本上可以用相同原因来解释相同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又呈现出不同阶段，可以看作是发展或者进步这个期间的不同的阶段，每个段都有每个段的产物，对以后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巨大的作用'。  早期人类文明的文字 他觉得，人类的文明通性是因为人们的思想一致性，所以心理变化也会产生相同的文化发展。至于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那是文化的阶段性造成的。不同文化只是表明它们分别处于文化发展不同阶段而已，各阶段在程序上是固定的。 他从宏观角度将文化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蒙昧时代用石器，吃野生的东西，野蛮时期有农业，使用的是金属；文明时期发展出了文字。每个文明都是一样的发展道路，只是发展快慢不同而已。 在泰勒看来，文化遗留是'文明进步全过程的路标'，对它们分析研究，可以还原文化发展历程。当仪式、习俗、观念等文化现象从低级阶段遗传至高级阶段时，它们就成了低级阶段的见证，这就是文化遗留。若将文化遗留看成资料，运用纵向和横向两种比较方法将文化遗留排列组合定位，就可以建构全人类文化进化总进程。他这样做了，文化由最落后一端到最先进一端的顺序是：澳大利亚人、塔西提人、阿兹特克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当然这一结论是不妥当的。 文化进化论者中，有位以研究巫术这一具体文化现象而著称的人类学家，即弗雷泽（James G.Frazer）。 他在代表作《金枝》（1890）中，认为人类智力的发展经历了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阶段。 他重点研究巫术，认为巫术有两种表现形式：'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顺势巫术根据对'相似'的错误联想，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同一个东西；接触巫术根据对'接触'的联想，认为互相接触过的东西总在保持接触。巫术实践活动中，这两种形式又总结合在一起，称为'交感巫术'。 在弗雷泽看来，担任巫师的人是部落中最聪明、最敏捷的人，因此，巫术使管理权集中在最能干的人手中，于是原始民主制度便被推向少数人的统治制度。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往往是出现神权政治。 最为精彩的是，弗雷泽肯定了巫术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认为巫术将人类从原始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它虽然是谬误之子，但更是自由与真理之母。 在他看来，巫术重视自然法则，不需要神或人的干预，相信自然现象的有序性、规律性，因此，它的概念和科学的基本概念相一致，在认识世界时是相近的，是科学的近亲。巫术的联想原则也是优越的，只不过错误地运用了，使自己又变成了科学的假姐妹。  早期人类建筑 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大都是从巫术发展到宗教，进而到科学这几个阶段。在巫术阶段，人依靠自身力量克服艰难险阻，并相信可以信赖和运用自然界的既定秩序，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当发现这种自然秩序，和他自己驾驭自然的能力都是幻想的时候，他就不再依靠自己了，而是指望超人的神。于是巫术便为宗教取代。随着时间推移，宗教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自然界是按自身规则运行变易的。于是，思想敏锐的人们便继续探讨宇宙奥秘，宗教便被科学取代。 美国学者摩尔根（Lewes H.Morgan）作为古典进化论学者，主要阐述社会组织的进化。 其代表作《古代社会》（1877），得到了恩格斯的很高评价。他研究社会进化的主要结论，也是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蒙昧—野蛮—文明的发展。 只是他论述这三阶段时，主要用生产技术发展水平来对原始社会进行分期：蒙昧时代低级阶段以水果和坚果为食物；中级阶段食用鱼类，用火；高级阶段发明弓箭。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发明制陶术；中级阶段饲养家畜；高级阶段发明冶铁术。 他还研究了家庭这种社会组织的发展，首创了亲属制度研究，并进一步建立了氏族理论。他筑建了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的社会组织发展序列，即'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和泰勒一样，他也认为人类社会进化有共同途径，其根本原因是人类心智具有一致性。  文明的冲突 19、20世纪之交，文化人类学中兴起了传播学派。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它承认各文化有许多相同点，但认为那些相同点并非共同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文化的传播造成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归因于从起源地传播到其他地方，传播与移动是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 传播学者得出来的结果是：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少数文明传播导致的结果，但是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历史变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快慢之分，但是没有形式上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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