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甲进士是明代科举功名群体中级别最高的一层，拥有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科举实力的最鲜明标志。一个地区出了多少阁臣，也是衡量当地人才仕途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二者的构成状况及其变化，自然成为反映当时社会流动状况的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明代福建鼎甲进士和阁臣都保持了较高的社会流动率，来自上三代直系亲属皆为社会中下层家庭者占了两者的绝大部分。”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郭培贵认为，这无疑是科举制度和明代选官空前的“形式公平”带来的结果。 殿试成绩优于会试 鼎甲进士又称一甲进士，即明代殿试后产生的前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和探花，这一固定称谓亦自明初始。 终明一代，共举行89次殿试，鼎甲进士总数应为267名。福建士子共在其中26榜分别考中状元11名（福州府6名，兴化府莆田县2名，建宁府、漳州府、泉州府各1名）、榜眼12名、探花10名，所成鼎甲进士群体共为33名，占全国总数的12.36%，位列南直隶、江西、浙江之后，排在全国第四位，比福建进士数在全国排名第五提前了一位。郭培贵认为，这说明“福建士子在殿试中总体上比会试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洪武、永乐、宣德三朝是福建收获鼎甲进士的黄金期，从洪武四年（1371）至宣德八年（1433）共62年间的19次殿试中，福建共考出18名，占明代福建鼎甲进士总数的54.55%。而自正统至明亡200多年间的70次殿试中，福建仅考出15名；在正统、天顺、弘治、天启、崇祯5朝，鼎甲进士竟然全是空白，仅万历年间主要由于泉州府科举的兴盛而有所起色。 福州、泉州、兴化、漳州等东部沿海4府的鼎甲进士共有29名，占了全省总数的87.87%，与明代福建各府的经济、人口、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尤其是有1/3的福建鼎甲进士出自福州府，而出自此地的状元更占了全省状元的54.55%，充分彰显了闽都在文化上的优势。 兴化府的6名鼎甲进士全部出自莆田县，这是与莆田作为明代拥有进士人数最多的县份的地位相适应的；又全部产生于嘉靖之前，则反映了莆田嘉靖年间因惨遭倭寇荼毒而致科举实力在明后期明显走向衰弱的事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泉州府的8名鼎甲进士全部出自隆庆、万历时期，显示泉州科举一时之盛。 布衣之后占了半数 在明代福建鼎甲进士中，郭培贵查到有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史料的有22人。他认为，以这22人（占总数的66.67%）为考察标本，庶可大致反映明代福建鼎甲进士社会流动的基本状况。 流动幅度最大的是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皆为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此类有11人，占统计总数的50%。根据掌握的统计数据对比，郭培贵认为“明代福建鼎甲进士最大幅度社会流动的广度要大于明代进士的平均水平”。 另有9人应属社会地位不算高的阶层出身，即其上三代直系亲属中仅拥有低级功名或低级官职，或仅有赠官、捐官，或为前朝中级官员。该类鼎甲进士占了统计总数的40.91%，仍属上升幅度较大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幅度小的仅有两人，一是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科榜眼史继偕（泉州府），父为进士、高官（湖广右布政使从二品）；二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状元庄际昌（泉州府），出身于曾祖为进士和中级官员（按察佥事正五品）、父为举人的家庭。“这两人都是明后期人，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时期福建鼎甲进士社会流动广度的收窄或速度的放缓。”郭培贵说，这与福建乃至全国进士的社会流动变迁趋向应是一致的。 “语言难晓”难入阁？ 阁臣是在明成祖即位后出现的，主要辅助皇帝决策的近臣，仁宗、宣宗之后“累加至三孤”，地位实居“七卿”之上，成为文官之首。 明代福建共产生11位阁臣，仅占明代“实任阁臣”总数（161名）的6.83%，拥有阁臣数排在南直、北直、浙江、江西、山东、湖广之后。与福建科举大省地位相比，郭培贵认为这个比率偏小，排名也是偏后的。 宣德之后，福建高科名者不仅罕有入阁者，而且罕有升至部院长官者。万历年初，王世贞就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说“福建自开科，至宣德间，最多高第，以后寥寥矣，然少显贵者”，并专门当作“奇事”记述于《弇山堂别集》。 至于闽人为什么长期不能入阁，张廷玉《明史》解释说，“闽人入阁，自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 是“语言难晓”吗？“原因似非《明史》所言如此简单，尚有探讨余地。”郭培贵说，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崇祯十五年（1642），35年间福建相继有9人入阁，占了福建阁臣总数的81.82%，莫非他们都克服了语言障碍？或仅因克服了语言障碍就能入阁？ 空前的“形式公平” 明初的两位阁臣，陈山（延平府）为举人出身，杨荣（建宁府）虽是进士出身，但仅是二甲第三名，而万历年后的9位阁臣（7名出自泉州府）则都拥有显赫的功名，2人为榜眼，2人为探花，5人为庶吉士。 “这自然是当时选官极重出身资格的结果，同时也显示明代选官在‘形式公平’上达到了空前之高的水平。”郭培贵认为，一般而言，功名越高，选官级别越高。阁臣既然在事实上居于“七卿”之上，那么出任阁臣的出身功名自然也应高于普通进士。 泉州府在35年间居然出了7位阁臣，几近奇迹，又都是在明朝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背景下入阁的，也使人不得不惊叹于历史的吊诡。 11位阁臣中，郭培贵仅查到9位阁臣的上三代家庭出身史料，社会地位都是“由低向高流动的，只是流动的幅度各有不同”。史继偕、蒋德璟（泉州府）2人算是“官二代”，上三代直系亲属中有考取进士功名和任高级官职的，属流动幅度最小的，如蒋德璟其父光彦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议，属四品以上。 而杨荣、李廷机（泉州府）、杨景辰（泉州府）3人，都是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皆为平民，没有任何功名和官职的家庭，由平民升至阁臣，在既有统治秩序下，可谓实现了最大幅度的由低向高的社会流动。 “保持一定的流动率和选官上的‘形式公平’，无疑是保证社会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唯一条件。”郭培贵说，明朝灭亡的事实又昭示世人：社会是一个由众多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乃至崩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