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钱币学家”大抵上是学术世界中最为古怪的存在，因为这群人本身可能并不是什么“学家”，但偏偏英文“Numismatist”这个词在汉语中只有“钱币学家”这么一个恰当的翻译，结果他们就被勉为其难地冠以“学家”的名号了…… 既然这个“职称”如此偏门，以至于连个像样的中文翻译都没有，那么你大概也已经可以想到这多数时候都不是一项全职工作。 例如，当文献实在不足以支撑起历史学家们那廉价的想象力时，转向“钱币学”的研究并从中获得一些可以用来编造……嗯，我是说……可以用来辅助还原历史原貌的灵感就成了一个不错的获取项目拨款……嗯，我是说……就成了一个不错的研究方向。 作为钱币爱好者，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在经过了五百多年不进反退的发展之后——钱币学依然维持着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其研究的目的既非历史性的也非经济性的更非艺术性的，而是“辅助性”的……它是一种能辅助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划归历史，能辅助其他领域研究的时候就划归相应领域的可悲到多数时候只能用来骗预算……嗯，我是说……只能用来为他人做嫁衣的学科。 然而更可悲的是，钱币爱好者们还往往只能在这些学者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式的研究成果中寻求一点糟粕，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尝试解答自己在收藏和研究实物钱币时内心所必然产生的那些疑惑。 世界上大概再没什么学科是像“钱币学”这样让研究它的学者和实际接触它的爱好者如此对立的了。这二者之间的尴尬关系有的时候甚至达到了可以称为“矛盾”的程度：学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爱好者的存在与兴趣，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往往因此被爱好者理解为缺乏实用价值的无用信息而予以忽略。 那么，钱币领域内学者与爱好者之间在认知上究竟有哪些根本的矛盾，这些年来又是谁在不断地推动钱币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呢？ 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猫眼不妨就以时下在钱币“学者”与“爱好者”之间都大热的“丝路钱币”为例来试着列举一下这两个群体的的不同和矛盾。 一、从贵霜王迦腻色伽的头衔说起在罗森菲尔德1967年所著《贵霜王朝艺术》一书的前言第一段，作者引用了发现于旁遮普的“迦腻色伽二世”时代君主头衔的记录——“大王·万王之王·天（天神、天人）之子·凯撒”（Maharaja Rajatiraja Devaputrasa Kaisarasa），并解释说这是将印度、波斯、中国和罗马的四种君主称号放在了一起。 这个所谓“天（天神、天人）之子”（Devaputrasa）的头衔由梵语“Deva”（音译为“提婆”，印度教与佛教中的“天人”）和“Putra”（儿子）构成。单从钱币的角度来看，贵霜君主并不在钱币上将这个所谓“天（天神、天人）之子”（Devaputrasa）作为常规币文使用。这个头衔几乎仅见于贵霜王朝早期“无名王”Vima Takto(丘就卻与阎膏珍之间的那位）的克什米尔铸币上，因此如果单独从钱币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并不会首先认为它是中国“天子”的含义的。 但罗森菲尔德为了强调贵霜文化的特殊性，在开篇就挑选了这段含有四个称号的铭文，并指明其他三个称号来自印度、波斯和罗马，从而以夹逼的方式暗示另外一个平行的称号“Devaputrasa”势必是脱胎自中国汉朝的“天子”，大大地增加了这种假设的说服力。 罗森菲尔德在注释里说，他对“天（天神、天人）之子”（Devaputrasa）的这个解释是引自1929年斯坦·科诺的《印度铭文语料库》，而斯坦·科诺原文注释里则声称这个解释又是引自1923年的文献……所以这居然是个由来已久的基于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成果。 科诺原文 好了，问题来了。 鉴于贵霜钱币领域信息的匮乏，多年来许多研究和收藏贵霜钱币的爱好者都不得不把罗森菲尔德这本书当作是研究贵霜钱币的入门和必备教材，他们自然就无可避免地在翻开这本书之后先入为主地将“Devaputrasa”理解为对汉朝“天子”的借鉴。 而随着这些爱好者们对贵霜钱币收藏和研究的深入，他们就必然会因为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反向在钱币领域内深深地陷入一些疑问—— 1. 如果迦腻色伽二世使用的“Devaputrasa”是对汉朝“天子”称号的模仿，那么比他更早的Vima Takto的克什米尔铸币上使用的同样的称号也是“天子”的意思吗？ 2. 为什么迦腻色伽二世本人（及其他贵霜君主）在钱币上反而不使用“Devaputrasa”这个称号？ 3. 贵霜币文使用的语言与同时代所辖领土内民族构成往往有直接关系，这证明贵霜钱币发行者对钱币内容（图案和币文）的宣传效果有着充分的认识。换言之，贵霜币文都有着明确的假想受众。那么Vima Takto带有“Devaputrasa”币文的钱币的受众是谁？在识字率极低的古代，贵霜王是指望中国人能够看懂佉卢文的币文还是指望自己的民众能理解“天子”？ 以上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够被轻松回答。 在文献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钱币作为贵霜历史最主要最丰富的遗存本应该被放在与其他文物、艺术品相对等的地位进行互相印证，但学者们的学术习惯却让他们不自觉地就以其他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来作为基本假设对钱币研究进行引导了。 结果，钱币研究最初非但没有起到对其他领域研究进行对照和纠错的功能，反而被其他领域研究已有的结论给带跑了，被人为地创造了许多矛盾和误解。 不久前，一位泉友给猫眼分享了一篇文章，里面说贵霜出土的钱币有币文带“大王、万王之王、天神之子和凯撒”四个头衔的（该部分网络截屏如下）。 这位泉友一定要猫眼帮忙找到一枚这样带有四个头衔的钱币。 猫眼被问得一愣一愣的，想不起哪个钱币上面有这么多币文（毕竟一般也写不下这么多字），只能一边自愧学艺不精，一边四处翻找…… 事后回头想来，怕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a. 旁遮普的阿拉河（River Ara）一带发现了一段贵霜铭文（称“Ara Inscription”），讲的是一个名为“迦腻色伽”的贵霜王使用了四种头衔，其中包括了“Devaputrasa”这个贵霜王朝初期就一直存在和沿用的头衔； b. 20世纪初的学者们认为这四种并列的头衔可能是分别对印度、波斯、中国和罗马君主头衔的借鉴； c. 斯坦·科诺在1929年转述了上述的结论； d. 罗森菲尔德在其对钱币界影响极深的1967年的著作开篇引用了斯坦·科诺在1929年的转述； e. 罗森菲尔德的著作中详细介绍了贵霜铸币特征及币文内容，因此通常被钱币爱好者作为参考书使用； f.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面a到e被混成了一个故事：“在旁遮普发现的贵霜国王迦腻色伽二世的钱币上，币文借鉴了来自印度、波斯、中国和罗马的四种君主头衔”…… 最后，看到上面这个结论的钱币爱好者开始寻找“带有四种头衔”的贵霜钱币了。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明白学者们在以服务其他学科为目来研究钱币学并引入对其他学科比较有利的假设时，可能在无心之中已经给只关心钱币的爱好者们创造了怎样的思维误区。 二、伊朗向西，钱币向东除了上面这个比较特别的案例之外，钱币学研究者与爱好者之间更常见的矛盾是关于钱币分类和系统构建方面的问题。这一般是由于学者单方面把钱币研究作为一种带有明确先决条件的辅助手段而造成的。 比如基于历史研究的需要，学者们基本只依照历史和地域——而非以钱币的制式和设计——为基准对钱币进行断代分类，而爱好者们因为审美习惯而更尊重钱币客观层面上体现出的形制关联性。 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萨珊钱币的问题。当参阅文献研究波斯铸币的时候，我们在各国不同的专著中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个大同小异的历史脉络：阿契美尼德——塞琉古——安息（帕提亚）——萨珊。
然而事实上，一个哪怕没有任何历史和钱币学常识的人都能单凭观察看出萨珊钱币在样式上和工艺上与前几个王朝铸币的巨大差别。如果说，同一地区不同王朝的钱币在样式和制式上总是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的话，萨珊式钱币是如何凭空出现然后又凭空消失的呢？
萨珊开国君主阿达希尔（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的银币 关于萨珊钱币的源流，查书可能确实需要费一些功夫，但如果去找一个该领域的钱币爱好者问一问，十个里八个都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萨珊钱币的样式是由波西斯钱币——或者说是法尔斯地方铸币——发展而来，所以和前几个伊朗王朝的钱币看起来当然不一样。
波西斯君主阿达希尔二世时期的银币 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波斯并没有灭亡。以阿契美尼德的王畿之地波斯波利斯、什塔克尔（今伊朗伊什塔克尔）的神殿为中心，波斯的祭司阶层仍然掌管着地方的行政和经济。这些波斯统治者起初以塞琉古王朝代理人的身份管理着今天伊朗法尔斯一带的地方，后来势力壮大独立称王，并在安息取代塞琉古之后继续以安息帝国附属国王的身份维系统治。这段政权我们有时粗略地统称为“波西斯王朝”。
由于波斯波利斯的记录和档案在阿拉伯人征服萨珊之后受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我们对这段波斯历史所知非常有限，但至少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这500年间，波西斯的铸币是丰富且相对稳定的，这给了我们一窥这段被遗忘的波斯历史的机会。
波西斯君主阿达希尔四世时期的银币 从波西斯铸币上，我们看到了希腊化时代的印记和安息钱币的影响，但它整体上始终维持着一种强烈的波斯地方风格——钱币正面的蓄须君主肖像及富有特色的冠饰，钱币背面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和祭坛，相互咬合的带有球形凹凸的正反面模具，扁而薄的略大于模具的币坯，在位君主钱币的背面往往有前任君主肖像等。
波西斯早期统治者“巴格达”（Bagadat或Bayadad）的大型银币 在波西斯统治者帕帕克的儿子阿达希尔击败安息帝国末代君主阿尔达班五世并建立萨珊王朝之后，波西斯钱币的风格就由萨珊继承了过去。因此，当萨珊钱币重新出现在世人视野中的时候，它与希腊化的塞琉古铸币及游牧的安息铸币都极为不同，是波斯之前500年未断绝的文脉和铸币传统的新生。
萨珊君主阿达希尔一世初期的银币，带有鲜明的波西斯风格 以萨珊钱币的风格为线索，我们还能继续沿着钱币的脉络将“贵霜-萨珊”、寄多罗、嚈哒、阿尔罕（Alchon）、尼扎克（Nezak）及突厥沙希王朝等大呼罗珊地区铸造“仿萨珊式”（Pseudo-Sasanian）钱币的民族、王朝串联起来，而沿着这条萨珊钱币风格的传承方向所划出的正是后萨珊时代波斯文化的东渐之路。
尼扎克的“仿萨珊式”钱币 钱币风格的传承佐证了中古波斯文化在大呼罗珊得到复兴的必然性，而从波西斯时代直到公元8世纪这延续了1000年的所有波斯风格铸币本身也应是划在同一个系统中的。 这样基础、简单而直白的事情，学者们会不知道吗？当然不会，他们只是选择性地忽视这个问题而已。 在萨珊钱币研究的两本基础著作中，罗伯特·戈布尔的书开篇就讲中亚大格局，第42页提了阿达希尔一世的波西斯出身，然后却将关注点转向了安息；大卫·塞伍德的书在第73页介绍萨珊王室出身时说：“波西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初的家园，在其继任者安息帝国治下的500年间已几乎成了一块遗忘之地”。
此二人与其说是忽视了萨珊钱币的源流，不如说是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英格·卡尔森2016年初在纽约大卖的那本《萨珊银币——萨珊钱币学历史和辨识工具以及私人萨珊钱币集藏目录》中。这本书非常用心地将萨珊钱币进行了延伸比对，但很可惜，对比的对象不是萨珊王朝前后的波斯式铸币，而是罗马钱币……
在猫眼所看过的书中，爱德华·库舒店和阿米尼·佐拉比安的《亚美尼亚萨珊钱币》（亚美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萨珊钱币目录）是对萨珊钱币源流回避得最优雅的著作。这本书在开篇就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以亚美尼亚人的视角审视波斯钱币。因此，萨珊之前的波斯钱币什么样我们不关心因为没怎么流通过来，而这种风格的钱币最早流通过来就是在萨珊时期，所以我们只讨论流通到我们这里的萨珊钱币，不管它的源流。
而关于萨珊钱币的终焉，在穆斯塔法·法赫弗里（Mostafa Faghfoury）题献美国伊斯兰钱币学家史蒂芬·奥本（Stephen Album）的钱币学论文集《伊朗钱币学研究》一书中有一篇专门讨论“仿萨珊式”钱币的论文。像绝大多数其他研究同类内容的论文一样，这篇论文的关注点依然在西面——专注于伊斯兰早期而非中亚“仿萨珊式”钱币。
波斯钱币的划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与学者们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历史相关的著作都将伊朗的政治文化重心向西迁移视为一个重要结论，这当然和以欧洲、地中海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传统有关，但波斯和中亚文献严重匮乏的现状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向西有希腊化政权、地中海、罗马和伊斯兰这些学术主线，就连萨珊自己的都城泰西封——这座安息人在塞琉古王城塞琉西亚对岸建立的城市——都矗立在伊朗版图的西面。而向东，只有没什么文献记载、断代都得靠钱币研究的非主流中亚文明，一个正常的学者肯定会先权衡他的研究被重视和认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得考虑有没有足够的东西去让他研究……
换句话说，学者们关心的是“伊朗”的研究。伊朗的王朝更替——无论是波斯的、希腊的、突厥的还是蒙古的——对近东历史和西方历史研究而言都有些价值。然而，爱好者所关心的“波斯钱币”的内容却是随着法尔斯文化一起迁徙的那一个具体部分。在爱好者眼中看来流传有序的波斯式钱币风格，在学者眼里自然地按照伊朗和中亚、中央和地方、波斯和非波斯的差别分割成了不同的版块。 总而言之，伊朗学研究和波斯钱币爱好者的分歧大抵上就是：伊朗向西，钱币向东。 三、相悖的脑回路——对“丝路钱币”认知的矛盾学者与爱好者的另外一种典型矛盾是在从钱币中提取信息时产生的认知上的分歧。学者们有时会为了证实自己在其他领域内已经得出的结论而把钱币拎出来做比对，人为地筛选出能够佐证自己既成结论的案例；而爱好者们往往喜欢从宏观层面将多种钱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排除个例对全局观的影响。 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对“丝绸之路钱币”这个概念的认识。鉴于当下我国“丝路”概念的泛化，这里还是有必要强调一下，以下提到的“丝路”都指从我国经由中亚的这条“陆上丝绸之路”。
最近几年，“丝绸之路钱币”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已然成为钱币研究的新热点，每年都有很多学者把翻墙可得的西方20世纪初的过了版权期的相关研究报告及专著搬回来改一改写上自己的名字。
尽管越来越多的资料被翻译和出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果钱币真的在“丝绸之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作为“丝绸之路”始发站和最重要一环的中国始终没有加入陆上亚欧货币体系之中？至少从一个爱好者的视角来看，想要讨论“丝绸之路钱币”，这个问题必然是应该首先论证的。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学者们在讨论“丝绸之路钱币”时既不论证这些西方历史铸币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因为很可能没关系），也不讨论中国的货币制度对世界的影响（因为很可能影响不大），而是将关注点放在总结“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个历史时期流通使用过的各类货币”，并将这些外国钱币上的图案与我国历史上的艺术品比对一番，表示“丝路钱币”果然印证了中外贸易繁荣、文化交流频繁。
这哪里是在用钱币论证丝绸之路，这分明就是把钱币硬往“丝绸之路”上贴来糊弄外行人……
如果有人说，钱币研究的结果不支持”丝绸之路“的存在，那他一定是过于愤世嫉俗并想要哗众取宠；但如果有人说，钱币研究的结果不支持从中国向西方长期存在着具有组织性及稳定性的贸易路线，那么他的说法就变得比较难以辩驳了。 钱币一般首先被看成是为了“方便交易”而存在的“中间等价物”，而实际上古代政权铸币的主要目的是政府采购、税收和经济调控的便利。因此，贸易铸币在长期跨国贸易中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且随着贸易的发展，贸易双方也必将融入同一货币体系。
货币体系对接是如此重要，而回头审视我们这半边“丝路”和“丝路钱币”，我们看到的却是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两大“货币文化体系”（语出王永生著《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常识告诉我们，贸易双方的币制一定趋同；事实却告诉我们，中外币制从未接轨。这两点加在一起指向的结论只可能是“丝路”贸易中并不用钱币结算，或者所谓“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稳定且长期存在的贸易路线…… 为了说明货币制度对接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可以套一下汉代的模型： 汉朝入关免税，出关缴税。如果商品可分割（如布匹、金银）还好说，如果是牛羊这种不可分割的还要“从价计征”，也就是计算价值然后按比例用货币形式缴税。 然而，汉朝通行铜币，西方却流通金银币。这样一来，假使货币双向自由流通，政府税收收入有金有银也有铜，采购和发饷投放市场的却都是铜币，这不是赤裸裸地在助推劣币驱逐良币嘛。开市贸易的城市中铜与金银比价势必大跌，由此引发只流通铜币的内陆无可逆转的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国内经济崩溃。
一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一个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可以选择铸行金银币来调节市场，也就是融入国际体系；要么就限制民间贸易，控制货币流通和进出口，由官方出面统一去关外进行货物交换，防止西方货币冲击国内经济。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多数朝代使用的都是后一种手段，由官方使团带着商旅出关贸易，再邀请其他国家使团携带商旅入朝互换。
所以问题来了！ 如果“丝绸之路”的贸易形式是朝贡和互换，根本不是钱币主导的，“丝绸之路钱币”研究对实际上的“丝绸之路”研究到底有什么价值？！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绝大多数时候根本就只是随着民族迁徙而进行小额互换和缓慢的以物易物，整体规模和交易频次对我国而言根本没大到足以对全国宏观经济造成显著影响，所以没什么分析的价值，货币没有对接也可以理解。
综合考虑我国历代对边关的实际控制能力，我们隐约已经可以感受到这可能才是事实，且反过来钱币研究也完全足以证明陆上“丝绸之路”不太可能长期以“贸易路线”的形式存在。只是考虑到这种论断暂时与时代的主旋律不符，所以还是建议学者求生式回避这种可能性……
总之，为了缓和这个矛盾，学者们也不是没想过办法。西域挖出来的但凡带有汉字的铸币或者形制上与我们铜钱相似的钱币——管它真是流通铸币还是宗教、仪式、丧葬用品或装饰品、工艺品——都被统计列举出来，以证明我国的货币制度在“藩属国”的影响力；在我国境内出土的西方钱币——无论是作为储蓄、随葬的窖藏还是收藏的工艺品——也都被列举出来，以证明外国钱币随着贸易商旅深入我国腹地。 后面这种沿着钱币出土和流通范围来划定贸易线路的论证方法确实是个通行法则，在商务印书馆那本易读的亨利·皮雷纳的《中世纪的城市》中就能看到。不过，这种方法到底能不能用在出土钱币与当地流通币完全不属同一货币系统的情况就很难说了，毕竟金银钱币本身也可以被视为具有贵金属储藏价值的商品，它们“流入”我国的方式并不必须是以货币“流通”的形式。
而且，就算如学者们期待的那样，我国的货币体系融入了中亚，西方的贸易铸币流通于中国，还是没有人解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是如何平稳对接和运作的。所以，一切都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研究“丝绸之路钱币”的首要任务势必是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或者没能）融入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这个客观现实与我们已经认定的所谓“丝绸之路”的“贸易”历史是否存在矛盾。
学者们极力想要借助钱币佐证“丝绸之路”的存在及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繁荣，但爱好者们通过钱币看到的却只是中亚诸国与西方世界之间文化交流、贸易的繁荣，及被孤立的我国在这条贸易线路中愈发模糊的地位：西域诸国将从我们这里交换得来的货品贴上“奢侈品”的标签高价转手卖向西方，整条贸易线路的品牌推广、供应链和物流管理等等高附加值环节都掌握在波斯、粟特和贵霜商人手中，我们好像始终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原材料加工环节……
而且既然货币不通，间接说明多年来北方和西方的游牧民族获取我国土产的方式并不是听起来那么高大上的贸易，而是主要依靠官方的以物易物、入关的掠夺和迫使我们缴纳贡品来实现的。下游产业，低附加值，以物易物，常年被掠夺……如果是这样的话，“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听起来还那么温馨吗？
这势必是研究“丝绸之路钱币”的学者们最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爱好者们看透却不愿点破的关键。 事实上，爱好者们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要单纯得多。真正喜爱钱币的人很少只是因为钱币具有历史研究价值而对它们情有独钟，因此大概也不会为了迎合什么历史研究和“文化战略”进行收藏。 所以，收藏萨珊钱币的人未必一定研究贵霜、拜占庭，收藏罗马钱币的人也未必关心塞琉古和安息。“丝路钱币”的概念对爱好者而言也许远比对学者的影响小，但即便如此，爱好者们仍然希望这个概念能够被广泛关注，希望更多人来研究“丝路钱币”。
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钱币这么偏门的文化，真的是好不容易才终于得到主流群体的关注，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啊！
无论学者说什么，只要最终的目的是推广钱币文化，让国内主流媒体开始讨论钱币这件事，让喜爱历史的人能够以钱币为媒介关注更广阔的天地，那么就让他们说去好了…… 爱好者的愿望，有时就是这样单纯而卑微。
后记这篇文章是猫眼在两篇开了头却未能完成的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然后改写的，那两篇原标题分别是《波斯，波西斯和波斯波利斯》及《从贵霜钱币到丝绸之路》。如今就连猫眼回想起来，也不免觉得这种不学术不严谨又特别大的标题，一看就是业余爱好者才会想出来的东西…… 其实这文章写出来就又有些后悔了，因为“学者”和“爱好者”的界限有时候又不那么明显。上文提到的史蒂芬·奥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至今依然痴迷于收藏加利福尼亚代用币，但同时他也是世界公认的顶级伊斯兰钱币研究者。
其他的例子还有刚出版了古希腊钱币专著的曾晨宇，刚出版了西班牙殖民地人像铸币模具版别研究目录的布莱德·夕夜（Brad Yonaka）和1980年代为全套达文波特目录定价的法兰克·德拉斯科维克（Frank Draskovic）。这些人无一不是一边收藏一边完成学术研究，且不间断地为爱好者群体提供着直观易读的辅助材料。
不过当看到最近几十年来那些神级的钱币学家们利用好几页的复杂数学公式演算钱币冲压压力，利用公式推演窖藏钱币经过的物理和化学变化，甚至研究古代星相学来推算某种奇特古代历法的时候，猫眼又突然觉得上面这些人也许在真正的“学者”眼中也还是停留在“爱好者”的水平……
猫眼最近买的一本伊朗学专著...... 至于古代伊朗、波斯及周边文明的钱币学专著和研究报告，市面所见文献中最具有全局观、对爱好者而言帮助最大、可读性最高的反而是两部非学术书籍——李铁生先生的《古波斯币》和“旭日集藏”（Sunrise Collection）的周边出版物。 《古波斯币》一书，将它划归“非学术书籍”似乎不太公平，因为作者为这本书所花费的精力和参阅的著作可能比多数专著的作者都多得多。然而，那些严谨的学者多半是不敢写“古波斯币”这样一本书的，而且就算要写估计也无法写得像李铁生那样大刀阔斧，因为光是“什么是古波斯”和“什么是古波斯钱币”就已经够写两本书了。
我们应该庆幸李铁生先生当年没有沉迷于那些对爱好者而言并无用处的论证。 “旭日集藏”的相关出版物，几乎是不带有任何掩饰的服务于商业目的。然而，其构建者基于纯粹波斯民族主义精神所创建的这套集藏体系以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展现了历史上“古代波斯钱币”的全貌，成为了如今研究该领域的重要参考。
所以，钱币爱好者的力量是很大的。而本文试图说明的事情其实也大概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收藏钱币必须从不迷信学者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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