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用途研究述要 王蕻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随葬品之争:死者口含萨珊银币的文化渊源 二、萨珊银币的流通与否的争鸣 (二) “银钱非萨珊银币” (三) 评述 三、结语 综上,学界对萨珊银币作为死者口含随葬品的文化渊源,有源自希腊、源自中亚、源自中国内陆三种认识。在考察学者的结论时,应注意其立场对史料的选用与阐释、结论的倾向的影响;而针对萨珊银币是否曾在中国境内流通的问题,学者紧紧围绕“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狭义流通概念,分持“流通说”与“非流通说”。但是,狭义的流通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萨珊银币作为贵金属,在中国境内,更可能同时兼有商品性和货币性,或在不同时期存在从商品到货币或反之的变化。 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用途的研究,能为“丝绸之路史观论争”[105]提供论据,乃“以小见大”的题中之义。但“以小见大”地复原古代社会生活历史图景的过程,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用途的研究,涉及经济史、民族史、政治外交史等诸多领域,再考虑到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存在诸多争议也属自然。将视野拓展到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甚至更为宏大的中西文明交流研究,恐怕更为如此。总的说来,考古资料蕴藏着一部残缺的历史,而考古学的魅力,就是以局部上的完整性复原整体上的残缺性。 注释 [1] B. A. 李特文斯基(B. A. Litvinsky)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24页。 [2] 按:夏鼐在1957年率先提出萨珊银币的宗教贡物功能,1958年补充了纪念品、随葬品、作为商品的等价物被携带或窖藏的功能。1974年补充了装饰物、流通物的功能,笔者概括后即得文中所述的五种功能,详见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49~60页;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05~110页;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91~109页。在此之前,彭信威于1954年提出萨珊银币具有通货、宝藏的功能,只是未有夏鼐完整、详细,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130、163页。牟世雄支持夏鼐所提的“宗教贡物”说,见牟世雄《异域珍币 重现陇上——综述陇西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甘肃省钱币学会编《甘肃省钱币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专辑》,甘肃省钱币学会,2001年,第62~64页。 [3]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4] A.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646. [5] A. D. H. Bivar, “the Sasanian Coin from Qumis”,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2, 1970, pp.156-158. [6] 小谷仲男《死者の口に貨幣を含ませる習俗——漠唐墓葬における西方的因素》,原刊于《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3号),1988年,译文见小谷仲男著,续华译《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汉唐墓葬中所反映的西方因素》,《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l期,第129~142页。另有译文: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习俗(一)——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80~86页;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习俗(二)——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第81~87、100页。 [7]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62~163页。 [8]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9] 王维坤《隋唐墓葬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溯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第76~88页;王维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第219~240页。 [10]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29页;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第35~54页。 [11]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62~163页。 [12]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第29页;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 [13] 按:相关记载有:“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91页);“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周书》卷五〇《异域下》“高昌”条,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 “屈支国”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然灯,余外并施诸寺”(〔唐〕慧立、彦悰撰,高永旺译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18年,第47页);“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64页)等。前列史籍或多或少地被支持流通说的学者引用。 [14]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第130页。 [15] 按:即“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见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64页。 [16] 冈崎敬《ササン·ペルシア銀貨とその東伝について》,所撰《東西交渉の考古学》,平凡社,1973年;此据该书1980年之增补版,第249~265页,下同。 [17] 冈崎敬《東西交渉の考古学》,第8页。 [18] 按:也即“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见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64页。 [19] 池田温《敦煌の流通経済》,所撰《講座敦煌(三):敦煌の社会》,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297~343页,尤其是第308~310页。 [20] 桑山正进《東方におけるサーサーン式銀貨の再檢討》,《東方學報》(第五十四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年,第101~172页。 [21] 郑学檬《十六国至麴氏高昌时期高昌使用银钱情况研究》,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93~318页。 [22] 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111页。 [23]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9~202页。 [24] 宋晓梅《都官文书中的臧钱与高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第46~57页。 [25] 宋杰《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高昌物价与货币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第67~76页。 [26] 康柳硕《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中国西北地区流通述略》,《兰州学刊》1990年第3期,第82~92页。 [27] 康柳硕《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原载《甘肃金融》1999年第3期,第50~53页;后收入甘肃省钱币学会编《甘肃省钱币研究(1998-2003)年学术论文集》,甘肃省钱币学会,2003年,第12~16页,此据所撰。 [28] 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线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甘肃金融》2002年第2期,第9~18页。 [29] 康柳硕《甘肃境内出土的丝路外国和西域钱币综述》,《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第173~177页。 [30] 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第69~83页。 [31] 康柳硕《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波斯萨珊银币的几点看法》,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编《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六辑),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2006年,第26~29页。 [32] 康柳硕《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西北地区流通的若干问题》,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64~474页;后题为《关于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流通使用的若干问题》,收入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309~323页,内容并未改变,此据所撰。 [33] 郭媛《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9~33页。 [34] 文书详见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V》,中央コーラシア學研究會,1989年,第1~50页。中文版见柳洪亮译《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新疆文物》1993 年第4期,第111页。 [35] 荒川正晴《トウルフアン出土「麴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の理解をめぐつて》,《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V》,中央コーラシア學研究會,1990年,第137~153页。相关信息见杨洁《从粟特文文书看入华粟特人的货币问题》,《史林》2012年第2期,第152~158、190页。 [36] 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所撰《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7~266页。 [37] 武敏《5世纪前后吐鲁番地区的货币经济》,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9~238页。 [38] Jonathan Karam Skaff, “Sasanian and Arab-Sasanian Silver Coins from Turfan: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 in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11, No. 2, 1998, pp.67-115. [39] 宋志永《中国境内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兼论库思老二世式样银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第175~185页。 [40] 按:黄文弼指出,1931年高昌居民在城中发现大批古钱,其中包括高昌吉利银钱,大部分被送往省政府,少部分散落民间,详所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11页。 [41] 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第22~27页。 [42] 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60页。 [43] 桑山正进《東方におけるサーサーン式銀貨の再檢討》。 [44]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第29~33页。 [45] 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 [46]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第56~76页。按:该文是作者为2002年4月18~20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唐代的新概观”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的中文稿。 [47] 荣新江《丝路货币与粟特商人》,《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页。 [48] Valerie Hansen, Xinjiang Rong, “How the Residents of Turfan used Textiles as Money, 273-796 CE”,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23, No. 2, Special Issue: Textiles as Money on the Silk Road, APRIL 2013, pp.281-305. [49] 王维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 [50] 钱伯泉《南北朝时期流行于中国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第166~174页。 [51] 钱伯泉《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及其在高昌王国的物价比值 》,《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第29~37页。 [52] 王义康《中国境内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相关问题研究》,原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2005年,第288~298页;后载《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第41~50页,此据所撰。 [53] 王义康《萨珊银币的东输与唐代突厥等内附诸族》,《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第61~69页;后收入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75~385页,此据所撰。 [54] 王义康《唐代边疆民族与对外交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51~284页。 [55] 黄志刚、魏拥军《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货币在西域的行使和影响》,《新疆金融》2007年第7期,第57~59页。 [56] 黄志刚主编《丝绸之路货币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51、68~72页。 [57] 李肖、张永兵、丁兰兰 《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 年第1期,第27~34页;后收入《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6~150页,此据所撰。 [58] 韩森《钱币及其他形式的货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4~135页。 [59] 张庆捷、刘俊喜《北魏平城波斯银币与丝绸之路几个问题》,《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9~208页。 [60] 黄维、周卫荣《唐代白银货币与中西交往》,《中国钱币》2014年第2期,第47~55页。 [61] 裴成国《丝绸之路与高昌经济——以高昌国的银钱使用与流通为中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170页。 [62]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1期,第124~133页。 [63]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荣新江《丝路货币与粟特商人》。 [64] 李锦绣《银币与银铤:安西出土波斯胡伊娑郝银铤再研究》,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V》,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7~232页。 [65] 李锦绣《从漠北到河东:萨珊银币与草原丝绸之路》,《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6~111页。 [66] 裴成国《麹氏高昌国流通货币研究》,《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57~68页。 [67] 裴成国《唐西州银钱的使用与流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2~80、401~402页。 [68] 袁炜《〈大唐西域记〉所见西域钱币考》,《湖北钱币专刊》总第17期,2018年,第31~35页。 [69] 尤倩倩《三至九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传播》,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90页。 [70] 张立民、马雪松《丝路货币与中外历史上的“类国际化货币”》,《甘肃金融》2019年第5期,第21~27页。 [71] 樊军、王洋洋《宁夏固原发现的萨珊银币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6期,第106~111页。 [72]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7~681页;后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6~193页,此据所撰。 [73]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74] 姜宝莲、郭明卿、梁晓青《关于陕西发现波斯萨珊金、银币的研究》,《文博》2008年第2期,第10~16页。 [75] 张亚兰《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22~27页。 [76] 郭丽娜《北朝与萨珊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1~32页。 [77] 胡淼《中国境内出土的西方金银器与金银币初探》,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54~74页。其也提出萨珊银币可能是在萨珊帝国同中国的官方往来中,作为贡物被带入中国的。 [78] 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零拾》,原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第17~24页;后收录于氏著《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87页,此据所撰。 [79] 林友华《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态初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872~894页。 [80]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 [81] 按:即拜占廷、波斯、印度(包括贵霜王国和天竺诸国)、大食。 [82] 李明伟《丝路贸易与西亚钱币文化初探》,《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57~61、85页。 [83] 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7~234页。 [84] 王海仑《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第43~49页。 [85] 杨洁《高昌王国商业贸易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2~62页。 [86]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 [87] 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7~11页。 [88] 杨洁《汉唐间塔里木盆地北缘诸国的流通货币》,《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第65~70页;后收入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六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第282~287页,此据所撰。 [89] 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 [90] 杨洁《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2~136页。 [91]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 [92] 杨洁《从粟特文文书看入华粟特人的货币问题》。 [93] 杨洁《公元3-8世纪中亚贸易问题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8~159、164~165、168~175页。 [94] 杨洁《高昌王国商业贸易研究》。 [95] 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 [96] 杨洁《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杨洁《从粟特文文书看入华粟特人的货币问题》。 [97] 王义康《中国境内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相关问题研究》。 [98] 李明伟《丝路贸易与西亚钱币文化初探》;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等。 [99]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第31页;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钱伯泉《南北朝时期流行于中国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等。 [100] 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零拾》;林友华《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态初探》;李明伟《丝路贸易与西亚钱币文化初探》;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等。 [101] 荣新江《丝路货币与粟特商人》。 [102] 按:之所以称其为“广义的二重证据法”,是因为“二重证据法”不能算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广义的二重证据法”借鉴了“二重证据法”的核心思想,但在研究对象、目的等方面,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详见孙庆伟《鼏宅禹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3~14页。 [103]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第15~29页。 [104]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 [105] 按:该论争的焦点为如何考虑中央亚细亚绿洲都市的基本性格,亦即绿洲都市经济的基本支撑点是农业还是利用丝绸之路发展商业的问题。 ▲ ↑向下滑动可查看更多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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