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并且自由主义的诞生，也远远早于“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从古希腊的雅典学派，到中国春秋时期的道家（主要指黄帝、老子、庄子），以及古印度宗教中为从现实枷锁中解脱而进行的苦修，无不是人类为了“自由”而形成的智慧和思想。 在18世纪，中国儒家与道家的经典，以及古印度的宗教经典，相继被译成法文传入欧洲。而此时，欧洲最早的经济学派已经在法国诞生——重农学派，并且这些重农学派的古典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亚洲古典的思想。 （此时欧洲的主流语言是法语，对欧洲现代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道家。而古印度哲学主要是从中国传入的佛教文化，英占印度时，佛教已非印度主流文化。重农学派的形成，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尚未开始全面的工业革命。“农”之意，其一是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传统农业经济，其二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吻合的自然秩序和规律——道法自然。） 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都研究过中国古典的文化，并将其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尊道贵德）、民主观（民贵君轻）、平等观（《礼记》：天下为公）、自由观、博爱观（仁者爱人），视作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另一个思想来源。 在中国古典学派中，道家思想中的自然、自由、万物平等、限制王权等观念，是与欧洲文明最为接近的。道家学派，诞生于“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而这八个字，足以说明周文王仅以“儒学”建国构想的失败。一个国家，仅推崇仁爱、忠孝、礼义……，并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以老子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道德”，以“道德”观念弥补当时儒家理念的不足。 （严复在《老子道德经评点》中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 道，是究竟世间真理；德，是容纳宇宙万物。所以，道家的道德与儒家的伦理有着根本之不同。儒家以人为本，崇尚的是心灵的真诚；道家则是以万物为刍狗，追求的是世间一切的真实（亦或真理，故有返璞归真）。就如古希腊柏拉图说的“尊重真理，胜于尊重一个人”，或者亚里士多德说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儒家与道家虽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两者之间更多的是弥补，而非相互抵触） 法国的重农学派，特别是魁奈，将自然法则（道）与市场规律相结合，阐述了市场经济中自由主义的精神，以及即使“自由”也要对自然（市场）法则保持敬畏，这就犹如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易经》中“易与天地准”和《荀子》的“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农业社会，经济学家所看重的、最真实的问题一定是“温饱”。所以重农学派，深为认同东方儒家、道家农业社会产生的思想，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就像魁奈说的：“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这句话之意，类似于《论语》中所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道德经》中说：“民之饥，是以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人民的温饱，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治理有序的前提，因此重农学派认为，经济产出必然会影响到人的道德与社会的文明。为了避免产生“饥民难治”，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法定的税收制度，控制政府随意向民众“横征暴敛”的行为。（《管子·牧民》中也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法家是受道家思想影响而产生的，而管仲的思想体系包含了儒、道、法、阴阳、名明、兵、农等诸多思想的观点） 在东亚的儒、佛、道文化流行于法国之时，中年的亚当·斯密来到了法国，并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在回到英国之时，出版了人类经济史，第一部成熟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  亚当斯密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他希望人们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自然的、简单的、淳朴的体系。而政府的作用，只是维护市场交易的公正，建立和维持一个市场执法制度，并提供社会中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无需干预一般经济事务。 《道德经》中说：“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就符合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小政府大社会，以及无为而治之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越少，社会经济越是井然有序，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越多，越容易滋生混乱和腐败。 老子所讲的“无为”，不是政府不作为，而是不能妄为。人（官）都有欲，有欲则生妄想，有妄想则有妄为，而妄为之后便是祸患。人要想有所作为，避免妄为带来的祸患，那就要让自己设定的一切目标和方向，不能偏离了道，不能抛弃了德，否则违背了自然规律或市场规律，高估了自身所能承载的能力，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之所以“小政府大社会”能够产生社会文明，是因为治大国若烹小鲜，需要细致入微，点到为止，不可过重，社会虽大，却也脆弱，经不起大的翻腾炒作。故而《道德经》中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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