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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佐伊伦纳德是在《孤独的城市》里。 关于“孤独”这一主题，作者奥利维娅·莱恩将其表现的极富情感。 你很难说清《孤独的城市》是什么。不是学术、社科和自然科学类，也不是小说，似乎也不是散文或杂文。
《孤独的城市》，其情感虽然相当饱满，观点也不算陌生，但作者使用的却是一种极其温柔的语气和迂回的姿态——一种相比理性抗争更具心灵感染力的方式。那是精神心理学理论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例证的交替堆砌；是哲思性的箴言和同情怜爱口吻的交替演出；是冷静的控诉和对悲剧的事实的交替罗列。这是一种能让人泪目的温柔，一种会让人胸口噎住些抓不住道不明的温柔，呼之欲出又无以言表。在这本笔墨浓厚的情感海洋里，大卫沃纳洛维奇——这是个拥有称得上灾难的童年的人——占据了相当部分。17岁之前大卫与他的兄弟姐妹们，被离异的父母丢来丢去。虐待、遗弃、冷漠、孤独是家常便饭。15岁时大卫已经定期去时代广场招揽那些10美元的生意——同性恋的皮肉生意。17岁时大卫像伽利略手里的铅球——自由落体到了狡猾危险的街头。他营养不良，居无定所，几乎靠咖啡和香烟维系生命。有时被人强奸，有时被人下药，当然，有时也遇到好人。后来虽然离开街头，但悲剧的童年、被敌视的性取向和街头经历都成了终身的包袱，于是，一生都在试着逃离这样或那样的孤独的拘禁——用艺术和性。大卫的作品，从通俗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很难欣赏它们，因为那不是用来满足人们生理性的美学欲望的，而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的迸发，所具有的破坏力使人难以直视。作品被看到、了解和认可，正是消除孤独的方法。于是艺术完成了消解精神孤独的任务，性则完成了消解身体孤独的任务。只是这种消解却只是被动的。就像一个高考落榜生，努力复读以完成来年高考的认可。就像一个缺乏爱的孩子，努力的乖和懂事，希望得到父母的夸赞。真正使大卫完成救赎的却是一个讽刺。8,90年代的里根政府努力想要抹去同性恋和艾滋病群体。一直痛苦着的大卫——他既是同性恋也是艾滋病患者——感受到更加强大的孤独和隔离，这最终迫使他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抱着“如果说这个世界想让一个人的存在被抹去，那个人就要努力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让自己‘被其他人看见’”的想法，大卫进行了生命最后几年的创作。在铺天盖地的恐同氛围里，他努力想让别人知道，同性恋也是人，也会爱、流泪、流血和受伤。他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只是一群想把自己的身体置于另一个男孩之上的男孩而已。1992年7月22日，大卫在曼哈顿的住所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将自己的作品集合为一本散文集：《刀锋边缘：一本关于瓦解的回忆录》1995年，佐伊伦纳德在曼哈顿下东区的工作室中举办了一次展览——《异常的水果（致大卫沃纳洛维奇）》。297个橘子、香蕉、柚子和柠檬的果皮像是被随意丢弃在博物馆的地板上，走近细看，这些已经打开的果皮是被线缝合在一起的，就像被缝合起来的空壳。这些空壳随着时间自然的风干和腐烂——而这也是这件艺术品的一部分。有人说伦纳德用针线将水果缝合在了一起，暗示着艺术的疗愈潜力。掏空、干枯、褪色、修复、装饰的果皮表现了腐朽与修复这一主题。也有人说《异常的水果》表达对因艾滋病去世的人的惋惜。艺术家用早已褪色的水果外皮来暗示受到艾滋病侵扰的人们，又通过对它们的缝合表达了对艾滋病人能够尽早康复的希冀等等。虽然说艺术看法可能各有千秋，但是基于《孤独的城市》的主旨，我想《异常的水果》其实是孤独。残破的水果，努力缝补自己，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常，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是正常的水果的一员。在无望的努力中，他们慢慢的腐烂、干瘪、消逝、死亡。终究也没能实现他们的梦寐以求。《异常的水果》，描绘的是异于常人的群体，是少数族群，是被“预先构造的世界”排斥的群体，是不甘于处于社会外缘的群体，是面对无所不在的不宽容的群体，是被非人化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对逃离孤独状态的渴望和自我否定式的努力。“我是一只玻璃杯，一只干净的、空的玻璃杯……没有一种姿势能够触碰到我。我从另一个世界被丢进这所有的一切里，我再也不能用你们的语言说话……我感到自己像一扇窗，也许是一扇破碎的窗。我是一个玻璃人。我是一个消失在雨里的玻璃人。我站在你们所有人中间，挥舞着我看不见的胳膊和双手。我叫喊着我不能被听见的话语……我在消失。我在消失，却还消失得不够快。”《刀锋边缘》·大卫沃纳洛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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